几天后的一个旁晚。大山伯身上带着酒气，更带着一股怨气来到了山菊家。刘娣为他倒了一碗热茶。山菊搬了一个小板凳让他坐下。大山伯伸出那皱皱巴巴冒着青筋的双手，指着山菊说：“你爸走了。你这闺女开始造反啦！”他身子又扭个圈，面对刘娣说：“你这当妈的也不管管她。这事情你咋叫我给人家交待？人家不找咱闹事才怪呢。”大山伯前前后后指责了一堆的话。
“哎呀！大山伯你就往我身上推，不管你的事情总中了吧。”山菊不耐烦了。
刘娣深知这一带的风土民情，退婚会遭人非议的，让人嚼舌头根子的事情。但这也是无奈之举呀！她一边倒茶赔礼，一边说好话：“兄弟你得多担待。你憨哥走了，这闺女大了我实在是管不了她了。”刘娣好说歹说，大山伯才算消气了。撅个嘴，晃晃悠悠又回了家。
大山伯走后。刘娣无奈地说：“这可咋办啊！可咋办啊？”
“妈，你就别管了，我自己会处理的。”山菊非常果断地说。
月儿若隐若现悬挂在夜空。山菊的心情糟糕透了，给大姐写的信也该收到了吧，无论怎样她总会回个信吧。命运又一次把山菊的心拖入了低谷。
四月二十几号的一个上午，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山菊家门前。刘娣放下手中的针线活，起身相迎。
“大娘，快拿手戳出来，盖个印章，东北的双挂号信。”邮递员高兴地说。
刘娣还是拿出了老伴的小印章，在签收单上重重地按了一下。邮递员刚刚离开，刘娣心想肯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不大丫头也不会邮挂号信。她匆忙地，拿着挂号信去庄稼地里找小儿子。
四月的春风格外的清爽，到处桃红李白。农田里社员们正在忙碌着挑担施肥。
刘娣急急忙忙到了地头。她敞开了响亮的嗓门喊：“二小子，你快过来看看你大姐的来信。”她嗓门拖的长长地。
山菊二哥听到母亲的喊声：放下扁担和粪筐急忙回到地头。
“妈，啥事情看把你着急的？”
刘娣忙说：“快打开看看，这是你大姐邮来的挂号信。是不是有啥要紧的事情？”
山菊二哥拆开信封，仔细看着信中的内容。他惊喜地说：“妈，我大姐让咱们去黑龙江哩。还说我大哥有家了，没有审批下来。大姐让咱们早作准备，户口准迁证随后就到。”
刘娣乍一听惊呆了，愣过神来后又说：“你再好好看看。你大姐真是这么说的？”
“妈，是真的，让你带着我和妹妹都去呢。”
刘娣不知是喜是悲，竟扑通一下坐在了地下。特别的激动。
“妈，你拿着信先回去吧。我还要干活去。”
刘娣从地下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尘，欢喜地回了家。
到家后，她蒯了一瓢白面擀起了一挤白面条。特意用非常稀罕的棉籽油又炸了半小碗辣子油。山菊放学刚进院，就闻见辣子油的香味了。
她赶紧问一声：“妈，你咋舍得炸辣子油了？”
“咿，你鼻子就是长。妈今天高兴呀！山菊，你快看看你大姐来的信，说是叫咱们娘仨都去东北呢。”多少年了，没见过刘娣为啥事情这么高兴过。
山菊赶紧接过信。她拿着信连着看了两遍，惊喜地说：“妈，妈，是真的。我们可算有出路了。”山菊喜极而泣的说。生活的风帆再一次扬起在她的笑容里。
一个星期后，娘三个人的户口准迁证也邮过来了。这件事情，在这个贫穷落后村庄里很快传开了。大伙都非常羡慕。几十年了，这个村就没有人去过那么远的地方。百姓们把外面的世界，想象的都比较美好。
六千多里的路程，每个人光火车票就要将近三十元。三个人不算吃喝也要百十元。这又难着了刘娣。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只能把两家所剩的一百多斤小麦凑一起卖掉。就这样七凑八凑了五十多元钱。山菊大哥又出去跟两家邻里担保借了五十元钱，路费总算有了着落。没成想时隔三天，大山伯领着山菊定亲的男娃姐姐来家里闹腾起来，非逼着问他弟弟与山菊的亲事咋办？刘娣和两个儿子商议，这事情必须让山菊回避，要不会引起更大的纠葛。山菊大哥承诺，等几个人到东北安置好后在做明确答复。即使这桩婚姻散了，也要赔偿定亲时那两套衣服及零七八碎的聘礼钱，共折合人民币壹佰元整。男方姐姐才肯罢休。
娘三个人动身的日子就定在公历五月九号。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一个山菊外婆留下的小樟木箱子。三个人换洗的几件旧衣服和两双旧被子。山菊把启程的时间告诉了老师和同学们。同学们羡慕极了。全班一多半的同学都送了纪念品。一支钢笔，一个小日记本。同学们彼此恋恋不舍。政治李老师比山菊大三岁，她是别的大队到这里的代课老师，对于山菊的处境她一直很关心和同情。临行前，李老师知道山菊没有一条囫囵的裤子，就把过年刚时兴的凡尔丁裤子给了山菊。她自己也就过年穿过两次。李老师说：“山菊，穿上这条凡尔丁裤子吧。这么大个姑娘了，坐火车再穿补丁裤子会叫人家笑话咱。如果有条件，你一定要念高中。”李老师绵绵的情意，深深地感动着山菊。
生活总算给了山菊又一个新的希望。五月七号是山菊最后一天来学校上课。早自习是复习物理课程。山菊正在背诵物理概念时，班级数学课代表李昊叫山菊去班主任办公室一趟。说是班主任叫她，山菊放下课本来到隔壁班主任办公室。门是半虚掩着的，山菊喊了声：“报告。”就听里面轻轻的应了声：“进来吧。”山菊推门一看班主任并不在，而是大班长赵健。山菊打了个招呼就扭身要回教室，这时赵健突然叫了声：“山菊姐，是我找你。”
山菊忐忑地问：“班长，你有事情吗？”
赵健抬眼瞅着山菊。嗓子吭哧了好几次，并没有言语。屋里的空气寂静起来。山菊忍不住又问了一声：“班长，你有啥事情吗？没事我就走了，到东北后我会给老师和班级写信的。”
只见赵健涨红了脸说：“山菊姐，你能不走吗？长大了我来管你。”
山菊乍听到这两句话，一下愣怔了。两只大眼睛就像定格在那里似的，那颗少女的心第一次炽热地燃烧起来。
她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片刻后她意识到不妥，垂下头羞答答地说：“不中，我得跟我妈走。”山菊说完，又看了一眼赵建。她带着闪烁不定的眼神，转身离开了。
1977年的春天，是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祖国的山山水水焕发出勃勃生机。眺望着天边那一线如黛的远山，山菊的思绪散乱又激动！她在幻想着外面美好的大世界。似乎美好的生活将会溢满她的年华。
火车是午后两点半钟的。山菊穿了件花洋布上衣。是去年暑假自己撸洋槐叶挣下的三元钱，她花了两块二毛钱扯了六尺半布，是刘娣一针一针缝制的。山菊平时拿着像宝贝疙瘩似得不舍得穿。穿上李老师给的凡尔丁裤子。这一打扮，山菊更加秀丽端庄了。
虽然是个一贫如洗的家，真要离开时刘娣特别难心。眼泪不断。嘴里不停地在喃喃念叨：“我不想再到处搬家了，就想守住老李这堆黄土。”临行前，村里的众多乡亲前来相送，乡亲乡音留下了滴滴感动。一缕缕黄土情叫人难舍难离。
刘娣烙好了十几张葱花饼，煮了二十几个鸡蛋，带着一路上充饥。尽量省一毛是一毛，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吃喝。山菊背起她的黄书包。刘娣挎着一个蓝包袱。山菊二哥弄了个新扁担，一头挑着跟随了刘娣半个世纪的小樟木箱子。无论漂泊到何处刘娣都会带在身边。扁担的另一头挑着两双旧被子。娘三个开始走向了异乡的路。刚走到村头，山菊撒开双腿奔南边父亲的墓地跑去。跑到她父亲的坟前，山菊双腿跪地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爸，我们娘仨要去东北了，那里一定比家里要好，二哥就不愁找媳妇了，还有两个月就要考高中了，爸，爸，我会努力的，一定好好读书。这个家会有出头的一天，您安息吧。”
大嫂拉起山菊说：“妹子，别难过了。你们还要赶火车，快走吧。”
一张张亲人的脸庞，一片片家乡的绿色，一间间破旧的房屋。在刺耳的汽笛声中慢慢模糊在山菊的视线里。刘娣带着两个孩子又一次踏上了异乡的路。
三天三夜娘三个辗转到了哈尔滨。走下火车，一股凉风迎面扑来，让人浑身感到冰凉。东北与中原一带温差相差很大。皑皑的白雪刚刚融化，街道里残留着污水。一眼望不到边的浩海黑土，一道道山丘荒野仍旧荒芜一片。在候车室里，刘娣拿出了三个人的夹袄穿在了身上。花了一块五毛钱买了三碗热汤面条吃下，才觉得身上暖和了一点。下午五点钟又坐上了火车。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就能到达终点站了。
山菊说：“妈，听说那里吃的都是白馍馍？我这一辈子也吃不够白馍馍和鸡蛋吆。”一切美好的向往，从这个苦难中长大的小丫头心底升起。山菊透过车窗外，看到了一处处高高低低的山川与丘陵。一路上人烟稀少，有种无法形容的苍凉。那薄薄的白云在蓝天下绯徊缭绕，整个天空蔚蓝一片。
飞奔的列车，带着一个少女的梦想。来到了苍茫的黑土地上。五月十二号，上午九点钟。火车准时到达目的地。走下火车山菊就看见大姐和姐夫在站台上等候。娘几个相见抱头痛哭起来。
“走，走，别哭了。赶紧坐公交车回家。”姐夫亲切地说。
大概坐了一个小时的汽车。透过车窗大姐用手指了指前方说：“我们就住在那里，是农场的场部。我和你姐夫就在汽车连上班。”
“大姐，你们这里都是当兵的吗？”山菊好奇地问。
“不是，是一部分复转军人。另一部分是城市知青和关内迁移过来的移民。大家在这里开垦建设成了兵团，去年刚改编为农场。”
“哦，哦。”山菊似懂非懂的样子，两只大眼睛透过明净的车窗，看到山坡上错错落落的一排排红瓦房。从此，这个命运多舛的小丫头又走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