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作为哲学术语，译自西文positive，意为“明确的”、“精确的”、“直接的”、“确定的”、“肯定的”等。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主张以实验和归纳为基本手段，并应用于自然和社会等领域，认为实证的感觉经验才是知识的对象，也是人类知识的范围。他提出了“实证哲学”，确立了西方实证精神的基本内涵。中国古代并无西方那样系统完整的实证哲学，但实证观念和实证精神却由来已久。第一次明确使用“实证”一词的是《水经注》，其中记载庐江水“世称庐君，故山取号焉。斯耳传之谈，非实证也”。与“耳传之谈”相对立的“实证”，指的即是以实地考察为基础而获得的确凿的证据。近代学者严复曾用“实测”“内籀”之学来表达西方的实证精神，并以此为西方思想的长处，而“实测”、“内籀”是道地的中国本土国语。其实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有了实证精神的初步萌芽，墨子及后期墨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墨子在“名实”之辩中提出，概念(名)应该受到实践经验(实)的检验，判断一个瞎子是否会分辨黑白，一个人是否会区别仁与不仁，“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他进而提出了“三表法”作为判明是非、真伪的标准。三表法即是：判断某种言论是否正确，首先要“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根据历史事实的间接经验；还要“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考察人们的直接经验，更重要的是“发以为刑政”，即把学说付诸实施，看它的社会效果如何。墨子的观点是一种狭隘的经验论，实际上，单纯依赖感觉往往并不可靠，如墨子凭借很多人所谓曾看过、听过鬼神而得出鬼神存在的结论，这显然是荒唐的。后期墨家提出“以名举实”的命题，对认识过程中的感性和理性阶段都进行了考察，在肯定感性经验的基础上强调了理性的作用，提出了一种获得知识的途径。即“闻知”、“说知”、“亲知”。“闻知”指由别人传授给自己的问接知识，“说知”指由推理获得的知识，“亲知”指亲自考察获得的知识，从而克服了墨子的狭隘经验论倾向。他们还从逻辑学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实证”的精神，他们所强调的推理方法中有类推、演绎和归纳。
所以近代实证主义者对后期墨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纵观中国思想发展史就会发现，古代强调从观察经验入手认识事物，通过实际应用验证知识的宝贵传统源远流长。《周易》强调仰观俯察，观物取象。东汉王充主张“效事”，即以“耳目”的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基础，通过事实和效果去判断是非，他正是用了五个观察到的事实证明雷只是火一类的自然事物，并非天怒。南宋朱熹主张“格物”，即通过耳目对自然进行观察，以此作为认识的起点。孔子提出以“观其行”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真知，因此强调躬践力行也成为获取和验证知识的重要手段。荀子主张“符验”，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理论要得到事实的验证。与朱熹同时代的叶适提出“尽观自为”，不仅要观察，还要在此基础上自己动手。明代王廷相更提出“知行兼举”的方法。到明末清初，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注意到科学实验方法的重要性，如徐光启强调“责实”，注重实际考察，提倡实验方法；被喻为“中国狄德罗”的宋应星以“穷究试验”为核心，十分重视实际的考察和实践的经验，更可贵的是他自觉地提出了“试验”即科学实验的方法，并身体力行从事许多科学实验活动。方以智倡导“质测”之学，即通过“实考”来深究事物的规律和变化，他的“实考”包含了实物考察、实验考察和实事考证三方面。他曾用望远镜观察天象，曾以纸孔照日并上下移动来研究光和影的关系，每接受或提出一个观点。他也总是要举出种种事实论据来加以考证。当然，这些科学实验的方法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终有差距，但其中的确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实证精神。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达到全盛时期，以讲究训诂考据为特色的乾嘉学派从对研究对象作详尽分析入手，强调掌握足够多的证据进行考订校勘，具有明显的实证论色彩。
中国古人在强调经验、观察的同时，也看到了其中的局限性。孟子就提出“苟求其故”，即要通过理性思维把握事物所以然之理。王充批评墨子以“闻见”论证鬼神，并提出了利用思维对事物进行考察分析，利用逻辑推敲论证的“考心”之法。而《九章算术》全书正是通过逐层归纳而建构的。总的说来，中国古代在方法上往往是分析与综合并用，归纳与演绎结合，对西方称为“近代科学方法”的归纳法并未给予特别的关注。不过自从墨子首次提出“类”、“故”、“理”三个逻辑范畴以来，注重将事物分类而后归纳以求其理的方法是始终贯穿在思想家、科学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中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西汉武帝时，史学家司马迁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着作《史记》。他晚年在《报任少卿书》中说，着史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西汉初年，人们面对周亡秦亡、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化，试图从理论上把握历史与现实的脉搏，总结历史变化规律。司马迁作为史学家，也从史学的角度对历史、天人问题进行了探索，并作出了超越时代的极其深刻的回答。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求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西汉初年人们面临的一个宇宙观、人生观问题，也是一个历史观问题，更是殷周以来的一个古老的传统问题。
先秦时代，虽然有重人事、轻天命、明天人之分等种种天人思想，但是，信仰天命、天道却是时代的强音。西汉初年，由殷周天命论发展而来的天人感应论盛行一时。司马迁生当其时，受到时代天人问题的影响而欲探究天人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天，有时就指神秘的上天，《天官书》
以人事比附天象，所体现出的天人关系就有天人感应的意味；但是，大多数时候，他把天看作是时势，即历史形势和时代条件。《史记》对从黄帝至汉武帝两千余年的历史进行描述，其中也有提到神秘之天的时候，但司马迁并不着意去谈论天，而是将重点放在人事和社会的变化上，着重写人的活动，强调事在人为。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司马迁描述了秦自文公至始皇100多年，行德用力而最终统一天下的过程。秦亡汉兴，刘邦由平民一跃为皇帝，他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这里的天似有天命的意味，实际上司马迁更强调的是人的行为。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失败，死前认为是老天坑害了他，司马迁就认为项羽极为荒唐，至死不明白他失败的原因何在。司马迁认为楚汉胜负的关键是人才的运用，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刘邦则有张良、萧何、韩信、陈平等一大批文武之才，而且还有多人是从项羽阵营中跑过去的。他还认为，汉之所以得了天统，是汉承秦楚之际的弊政而易于变，与民休息，符合了历史的要求。司马迁对汉武帝封禅求神活动，就多有讽刺之意，由此招来了后人说司马迁作谤书之说。总之，司马迁推究天人关系，主要是谈论人与时势的关系，强调谋事在人，而人的活动又受到时代的限制。他认为人顺时应势就有所为，违时失势则注定失败。总之，司马迁评论历史人物不是从天命出发，而是联系人物的具体历史境遇来评价。
“通古今之变”是指要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奥秘及规律。传统史官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史为鉴，从以往的历史中总结出有益的治乱经验，服务于现实的统治。司马迁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总结，首先提出了历史发展承弊通变的观念，认为每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总有其弊端，有弊端就须改变，社会由此在变中一步步向前发展。三代以来，世道一再改变，自春秋至汉，由诸侯纷争之弊终于演成秦代天下一统的局面；秦政酷烈，汉承秦弊，又一次完成了天下一统的大业。其次，司马迁提出了世异变、成功大的历史认识。他描写了历史上大小无数次的变化，认为其中最为巨大的两次社会变化，一是禹传子，天下由公转而为私，一是秦统一六国，由诸侯纷争变为一人独尊，由天下割据变为天下为一，由诸侯分封变为郡县统治，由世袭贵族制度为公卿官僚制。司马迁充分肯定了秦统一天下、改变政体的历史功绩，认为这是成功大的异常变化，并批评那些孤陋寡闻、因秦柞短促而不能正确认识秦朝历史功过的人是如同耳食而不知其味，令人可叹。再次，司马迁肯定了伐无道的正义性，并对反抗者的业绩大加称颂。司马迁对汤伐桀、武王伐纣的行为是肯定的，对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暴秦的行为也大加赞扬，并专立《陈涉世家》，为此还招来了后世众多封建史家的非议。司马迁甚至还把视野扩大到社会中的各个阶层，为一些世人眼中的卑贱者。如游侠、刺客、滑稽、日者、龟策占卜当中的倜傥非常之人立传，并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总之，司马迁通过史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肯定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以时势考察历史规律，使历史减少了抻学、天命论的色彩，为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众多封建史学家也在多看重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形成了我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传统。
《西铭》的天人纲领
《西铭》的作者是北宋大儒张载，篇幅仅百余字，但却是一篇有关天人之道的具有纲领性的着作。从程颢、程颐开始，后代儒者大多极力推崇这篇文章，认为有了它就可以省却许多言语。《西铭》第一段从“乾称父”到“天地之帅，吾其性”，明确了人在天地间的地位，认为宇宙好比一个大家庭，乾、坤是其中的父、母，人好比其中的儿女，作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人应该担负一个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可推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以及以下各种说法。从文法上说，这篇当中关键性的字眼是两上代名词，“吾”与“其”，“吾”是作为人类之一员的个人，“其”指乾坤、天地。这个前提代表一种对于宇宙的态度。从这个态度出发，就可见作为人类一员的“吾”所做的一切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事，都与“其”有关，因此就有一种超道德的意义。从这个态度出发，也可见作为人类一员的“吾”
的遭遇的顺逆，幸运与不幸，也都有一种超社会的意义。从这种意义，《西铭》可以得出结论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时，我就做我该做的事；对于死亡，我坦然处之，视如安息。人类关于生死这样的根本问题，在这里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西铭》并不是在讨论宇宙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它只是表达人对于宇宙的一种态度；它所说的不是关于宇宙构成的一种理论，而是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张载是希望人能扩大心怀，心怀广大就能和天下万事万物合为一体。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见，天地之心是人所立的。人心的特殊表现是知觉灵敏，人的知觉灵敏就是天地的知觉灵敏。天地之道之所以长久不衰，是因为“诚”。而仁人孝子如何来符合天道，如何亲身实践天道的“诚”呢，无非就是在仁、孝方面永不懈殆而已。古代的君子都把“诚”作为最可宝贵的。这也就是说，仁孝之类还不是最根本的，只是天道之“诚”的某种具体表现，天地之间还有着超社会、超道德的意义。一个人如果达到这样的境界，他的精神境界就不是道德境界，而是天地境界了。过去时代的圣人就是有这种境界的，这需要继承，而千秋万世的太平康乐也就在于把这种天地之道、圣人之学付诸实践而已。张载不仅讲了精神境界，而且把这种精神境界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需要道教所谓的“长生”，也不需要佛教论证“无生”，它只要求在不足百年的有生之年，人尽到自己作为宇宙的成员和社会成员所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而责任和义务二者虽被分开来说，但其实一个人并不需要做两种事，对于把握了天地之道的人来说，责任和义务是统一的。
“理”和“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