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说帝王与圣贤对酒有大量的需要，有多大的气魄就有多大的酒量，酒能够帮助帝王和圣贤缔造大业。其实，这不过是曹丕在赞颂饮酒之行时的一种联想，完全是诗人语言。酒虽然能带给人豪气，但圣贤之君和圣贤之臣多把酒视为不祥之物。当仪狄造酒，献给禹品尝时，禹饮了一口，觉得甘美，心脾舒畅，但马上警觉，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从此疏远了仪狄。
酒是其他物品所不能替代的享受物，酒带给人的畅快简直难以言表。唐穆宗是嗜酒贪杯的皇帝之一，夏初，樱桃盛开，穆宗在临芳殿赏樱桃。美人在侧，酒杯在手，连饮三杯西凉葡萄酒，穆宗对左右的人道出感觉：“饮此顿觉四体融恬，风味如仙，真太平君子也。”
以建立大功业为己任的君主，对于酒很是谨慎。勾践卧薪尝胆时，拒绝饮酒，有人献上酒来，勾践命令把酒流之于江，以示与民同甘共苦，齐桓公某次饮酒过量，醉后失态，把冠掉在脑后，桓公清醒后感到羞耻，三日不上朝。管仲建议他雪耻，发仓济贫，将罪轻者放出囹圄。唐玄宗因酒醉后误杀一人，从此不再饮酒。
不过，既已沾上酒瘾想要戒酒决非易事。元太宗窝阔台酒瘾很大，晚年尤甚，日日与大臣们酣饮。大臣耶律文正屡屡进谏，窝阔台如若无闻。一天，耶律文正手持装酒的铁器对窝阔台说：“此乃铁耳，为酒所蚀，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脏，有不损取！”窝阔台听了，有所警悟，命令左右，每天只进三钟酒。可以料想他原来的酒量有多大，而三钟酒仍算豪饮，离戒酒差得远。虽然明明看见金属物部经不住酒的腐蚀，但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陷于滔瘾的皇帝放弃对酒的享受。
汉灵帝除了享乐以外，没有别的兴趣，夏日在裸游馆避暑，长夜饮宴，聊醉在酒酣、色迷之中，汉灵帝美美地叹息道：“使万年如此，则为上仙矣！”
儒雅而开明的金章宗，在夜饮中神怡，尝到了无与伦比的享受，章宗将橙子掏空，当作酒杯，称软金杯，悠然自娱。他命侍饮的翰林待制朱谰作夜饮诗，诗中的境界雅致而浪漫：
夜饮何所乐，所乐无喧哗。
三杯淡醒酥，一曲冷琵琶。
坐久香成穗，夜深灯欲花。
陶陶复陶陶，醉乡岂有涯。
章宗认为此诗道出了他心境，赐给朱澜软金杯。
宫廷宴饮是君臣们常有的聚会，在这种非政务性的聚会中，君臣之间的情义能够得到增进。在酒宴中畅饮是做臣子的正常表现，不饮或少饮则有不敬之意味。在酒宴上，“酒使”负责督察每个人的饮酒情况。汉代吕后执政时，宫中设酒宴，刘章被指定为酒使，刘章提出按照军法执行使命，被许可了。酒宴进行中，刘章发现某位吕姓贵戚逃酒，当即捉住，斩了首，吕后也无可奈何。吴末帝孙皓每宴会群臣时，要求坐席中人无论能否，一律喝完七斗酒，设置黄门侍郎十人与酒令共同监督大臣们饮酒，饮宴结束时，向孙皓奏告犯有缺失者，然后随罪过大小加刑。
对于皇帝亲自劝的酒，大臣是不能拒绝的。北宋大臣王审琦本不能饮酒，宋太祖在后苑设酒宴，饮之前，太祖为王审琦祝日：“酒者天之美禄，可惜不能饮之。”然后说：“天必赐卿酒量，试饮之。”王审琦唯恐令太祖不快，鼓足勇气，连饮了十几爵，太祖为自己的祝词灵验而得意，从此每次饮宴，王审琦便充作酒囊，回到家则仍旧没有酒量。宋徽宗在内廷摆酒，蔡京之子蔡攸承恩侍饮，蔡攸不学无术，在朝中结党营私，徽宗对其父子颇存厌恶。在酒宴上，徽宗手持巨觥，频频劝酒，蔡攸力不从心，连连表示再喝不下去了，而徽宗一次次把巨觥伸过来给他酌酒，以至蔡攸脚步颠颤、跌倒，徽宗看着他的丑态说：“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马光也。”
帝王们对酒的兴趣，与色并齐，酒色相互提携，有些帝王对酒的依恋甚至超过了对色的需要。明福王有一则名句“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道出了酒对帝王们是何等重要。酒对帝王们是最基本的享乐也是最后的避难所。而色，最能助酒兴，驱使帝王投入醉乡，酒酣则助长色欲。
如果某个帝王沉溺于酒色，就很难自拔了。不仅朝政紊乱，他自己也会付出代价——健康、寿命乃至祖先拼来的政权，都会象酒杯一样倾倒，当夏桀沉溺于酒色之时，荒唐的行为也伴随而来。史书上说，桀开凿的酒池大得可以行舟，桀不是在夜宫中令男女杂处，就是召三千人在酒池边像牛一样饮酒。商纣与夏桀的行为极为相似，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裸逐其间，宫中设九个热闹场所，供纣作长夜之饮。
南北朝时，北朝的不少皇帝，以酗酒为务，长期酗酒使其性情暴戾，喜怒无常，动辄杀人。前秦君主苻生本性狂暴，加上酗酒，更无人情，他在太极前殿大宴群臣时，要求在场的每位大臣都必须喝醉，命令尚书令辛牢劝酒，众人只得拼命灌酒，然后东歪西倒，苻生忽然发现席中尚有未醉的，便责问辛劳，不及辛劳作出反应，猛然搭箭射去，辛劳中箭而死。大臣们心惊肉跳，为了保命赶快灌酒。于是在场的大臣臣全部“醉”倒了，丑态百出，苻生见状方开怀大笑。
苻生狂虐数载后，苻法、苻坚兄弟发动政变，苻生落入缧绁。在被赐死前，苻生要求一醉而死，将数斗酒一饮而尽，醉倒被杀。
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初继位的五、六年中，政绩十分出色，富于谋略和果敢。自从陷入酗酒以后，便逐渐失去了理智，或歌舞狂闹或杀人取乐。杀人后或将尸体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由于酒精作祟，精神恍惚。高洋常自称见到了鬼，或听到怪异的声响，这种毫无人性的生活即使无人丧命，也会自毙，高洋到三十岁时，已经生命垂危了，不能正常进食，每天只能喝酒度日，酒又加快了奔向死亡的速度。高洋被酒魔夺命时只有三十一岁。
帝王寿数与死因
从黄帝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中国历史上总共存在过五百五十八个帝王，包括了三百九十六帝，一百六十二王。史载商汤以前，帝王都具百龄以上的高寿，如黄帝活了一百一十一岁，尧一百一十六岁，舜一百岁，后人没有足够的理由确信这是事实。
从秦始皇到清末帝宣统，共有三百三十五个帝王，如果不包括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和五代时期的十国君主，那么帝王的数字就是二百三十五。
这二百三十五个帝王中，寿命在二十岁以下的有二十八人，二十——四十岁之间有八十三人，四十——六十岁之间有七十七人，六十——八十岁之间有三十六人。在长寿的三十六人中，七十以上的有六人，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唐玄宗、辽道宗、明太祖；八十以上的有五人，梁武帝、武则天、宋高宗、元世祖、清高宗。清高宗享寿八十九岁，居中国帝王寿数之最。而二百三十五位帝王中除十一位寿数不明者以外，其余的平均寿数是三十九岁。
岁数均以传统的虚龄计算。
和平时期平民多死于疾病，战乱时期平民多死于兵燹。而帝王的死因则是各色各样，其中死于疾病的约占三分之二，死于它故的约占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是帝王所特有的死亡方式，包括死于篡弑、死于丹药中毒、暴死而原委扑朔迷离、死于荒淫。
死于疾病病魔对于所有人都是同样凶恶的。医学自古代发展至今，有着艰难的探索、渐进过程。愈是遥远的古代，医疗、医学水平愈是远离现代科学。由于历史记载不详，今人很难根据史料总结出导致大多数皇帝死亡的各种疾病是什么。
因病而死的皇帝，史书上多未说明死于何病。而且病死的皇帝也少有卧病多年，日渐危重者，而多是一、二个月发病，不久病故。
凡史书上出现“帝不豫”三个字，就等于标明该皇帝的死期不远了，其实“不豫”就是身体不适，一个人一生可能得很多次病，“不豫”很多次，然而身为皇帝，一旦宣告不豫，那就危乎殆哉了。难道皇帝的生命就如此脆弱？
既然生在帝王家，帝王一个人自幼享用的一切就比平民高上千万倍。庶民百姓为衣、食、生计财产奔波忙碌终生，付出一生心神和体力代价，其间还受到天灾、人祸的多次袭击，疾病难以获得及时、精确的医治，要想活得愉快、长久实在很难，然而皇帝的美衣、玉食是其基本享受；全国一流的医师不离左右；禁卫森严以避免外来的伤害；出外卤簿大驾，在宫内行走也需坐辇，皇帝连摔一个跟斗几乎都不可能。这种安稳的生活，如何能不快乐长寿？
然而，皇帝的生命的确是脆弱的。康熙皇帝就曾感叹古来没有几个白发天子。皇帝的生命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导致其长寿的因素远不如导致其短寿的因素更强，更能使皇帝难以摆脱。
皇帝是这样一种稀罕物：他除了发号施令外，不需要做任何具体的事。
虽然有些皇帝能文能武，但更多的皇帝手无缚鸡之力，打不过宦官、甚至打不过宫女，是世上最无防卫能力、最虚弱的人。但事实上，戕害其生命的力量，多是来自他自己而不是外人。
首先，做皇帝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多大的享受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付出，并不是一一具体地表现在每个皇帝的行动上，而是一种沉重的心理负荷。官员丢官后可以归田，归田后还有可能再返官场，皇帝则是没有退路的，要彻底坐下去，牢固地坐下去。宝座位于无限风光之险峰，坐在那里安然与否，只有皇帝的内心知道。只活了三十八岁的宋神宗，当读到苏轼的“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词句时，叹道：“苏轼终是爱君！”如果一旦皇位不稳，则处处隐藏着杀机，性命旦夕不保；被从帝座上赶下来，想退身为平民亦不可得，想苟全残生也办不到。自南朝宋武帝刘裕开了杀害亡国皇帝的先例后，皇帝们一代代位亡则身亡。所谓圣明君主终生殚精竭虑、孜孜勤政，不就是因为害怕丢失皇位、无葬身之地？正如康熙皇帝所说：
“人君无退葬之地，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唐太宗在遗诏中说：“白栉风沐雨，遂成弭诊，忧劳庶政，更起沉疴，况乃汉苦周勤，禹胼尧腊……”就连后世一致指责的暴君秦始皇每天都要批阅一百二十斤的竹简奏章。如此忧烦，如何能安养天年，做一个与天地同呼吸、忘身物外的寿星？
因此大多数皇帝根本达不到寿星之龄，在离寿星之龄尚远时就注定要死于心脑、内脏的疾病。
其次，多欲而非寡欲、躁动不安而非宁静闲和，伴随皇帝们的一生。荒淫是帝王共有的禀性，只是程度深浅不同。帝王绝对不会为了长生而接受寡欲之说，想当年中原逐鹿，不惜抛头、洒血最终拥有天下，岂是为了寡欲？
在皇帝能够享受的衣、食、色等大欲中，以色为先，而且尽可能推向极致。
纵情声、色之时，皇帝们没有意识到享受与享寿在暗地里做着交易；或者意识到了，只能求助于房中术、长生术，而任何术都不可能在皇帝身上显灵，扳回他急步奔向死亡的双腿。
皇帝的病因极不单纯，多属疑难杂症，发作时积患已久。御医虽是当时最高明的医师，但医治皇帝所患的某种病例并不多，不敢确保诊治无误。求医者由于是皇帝，御医顾虑重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经常发生的悲剧不是御医被杀，就是皇帝速死。
皇帝的肌体被认为是神圣无比的，在皇帝身上动针药是极大的冒险。唐高宗患严重的头痛病，一度晕眩得看不清东西，御医张文仲、秦鸣鹤会诊，请示：风上逆所致，针砭头部出血就能痊愈。武则天在帘后听说要给皇帝刺头出血，乃怒斥：真是该杀！圣体哪能刺出血？御医赶快顿首请命，高宗苦于头眩，说：御医是看病，有什么罪？我头晕目眩很厉害，快让他看病吧！
御医乃敢取针刺高宗头。针灸之后，高宗说：我看得见了！此音未落，武则天在帘后一再拜谢，说：天赐我神医！幸亏针刺成功，否则御医祸将及身。
皇家对御医未必信任。御医为皇帝诊病时，常有太后或皇后在帘后监视，时时提出质疑。例如宋宁宗患痢疾，曾御医入视。按完脉，奏明病证。
尚未开处方时，立在御榻后的杨皇后插话：“曾防御，官家吃得感应丸否？”
曾某连称：“吃得，吃得”。杨皇后又插一句：“须是多把与官家吃”。曾某承旨，开药二百丸，宁宗如数吃下，腹泻得以控制，又吃了二百丸，痢疾全好。
皇帝或代表皇帝的皇后、太后作主张，就是对御医的不信任。对医药、病理稍有些修养的皇帝，宁肯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御医。康熙皇帝就曾指斥太医院长官黄运和御医霍桂芳：“此劣等大夫们知道什么！”光绪皇帝也曾指示御医按照他的方案开方用药，御医不敢不遵守。
小病固能胜任愉快，然而对难以治愈的、突然恶化的重病，御医简直是一手给皇帝号脉、一手提着自己的脑袋。唐懿宗曾将同昌公主的死归咎为御医用药之误，杀了主治医生韩宗绍及助手二十余人。当宋宁宗不豫滋久，急召曾御医入内时，曾某惊魂不定。给皇帝诊视后，竟失控而呜咽不止，宁宗问：“想是脉儿不好也？”曾某归家后，自诊其脉，对家人说：“我脉亦不好”。竟猝死于宁宗去世前的一晚。明世宗遭宫女杨金英等谋杀未遂，但颈部被帛带紧勒，气已绝。事发后，负责急救的是太医院使许绅。作为太医院的最高长官，许绅的医术当时无人能过之。许绅冒着极大的风险，调治峻药给皇帝灌下。早晨八时(辰时)灌下的药，到下午二时(未时)皇帝才有动静，喉咙出声，呕出紫血数升，然后才能说话。经过许绅连续数月的全力调治，嘉靖皇帝方得痊愈。许绅受到加官厚赐之赏，然而紧张的神经一同松弛，很快大病不起。许绅临终前说：“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而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
许多皇帝病危时，下诏向全国征求医术高明者。谁敢应诏？
御医在皇帝患重病时，往往不敢下无把握之药，以避免承当责任。诊得皇帝脉象凶险，口中却说脉象尚好，开些甘草、陈皮。皇帝升遐，朝廷总不能归咎为御医误用药品所害，只能以医术平庸或不克尽职而予以例行处分。
由于御医的谨慎小心、明哲保身，许多皇帝失去险中求治的可能，很快崩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