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条标准，都冠以“廉”字，这是强调“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
善、能、敬、正、法、辨，无论哪一方面，都必须体现“廉”的精神。“廉”
的本意是“堂隅”。比喻有棱角、锋利。引申为方正、高洁、清白、俭约、公平、不苟、明察等含义。廉吏始终不改其剥削阶级本质和立场，但也都始终有在客观上顺应历史前进趋势的一面。
官场气氛
中国封建时代有不少拒绝高官厚禄、退避山林的“隐士”。一则是洁身自好，不与腐败朝廷合污，沽清操之名；一则官不好当，官场中总有那么一种不安全的气氛。
官多，以至行政效率低，财政开支大，乃是各朝的通病。每逢天灾，财政困难，或新皇帝上台，新宰相上任，新政策要实施，都会算计到“汰冗官”(时下叫“简政”)。另外，各朝都有一大套退休制度，考核制度，没有这些办法，朝廷无法去旧迎新，官僚们也没有压力，从理论上说，国家给政府官员提供优厚的待遇，对他们的要求便是勤勉与廉洁，古语为“厚俸以养廉”，国家也当然有考核官员的权力，问题是如何考核。
就地方官而言，全国数以千计的县，任何精明强干的人事干部也无法详细知道他们的具体成绩，往往靠他们人京朝觐述职时的口头汇报。地方官由京官控制。考核地方官的年头，海瑞称之为京官的“收租”之年，没有这层关系，都难以公道，何况有呢？
京官的考核更为玄乎，他们整日承上启下，传声传神，哪来什么建树、“政绩”？考核细节都是虚的，只有一点实实在在：必须有一批人下去。谁上谁下，大抵视其人事应付是否得宜，刚直不阿的海瑞在官场度日维艰，几上几下，好在是皇帝承认的“典型”才幸免于难，农民在黄土里扒食，官员们在“人缘”上竞争，最重要的是同行和上司的关照，若不能取其欢心，考核之时，随便甩出一二句不良的评语，则一生的事业可能立即付诸东流。
在战战兢兢的气氛中，官僚们悉心自卫，一是拉帮结派，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称为“年谊”，夫妻双方的远亲近属称为“姻谊”，出生于一省拉为“乡谊”，来自邻近的省份也算“半个乡亲”。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聚集起在内部互相关照，实为无视国家利益的利益集团。官场愈是动荡，小集团也就愈有内聚力，愈发牢固，甚至演变成阴谋集团。朝廷要处理一个人时，常常要牵连出一大批人，残暴的“株连九族”，就与这种政治环境有关。明代还出现过“株连十族”，除九族之外，还加朋友一族，一杀好几千人。即使你安分守己、足不出户，亦保不准一朝飞来株连的杀身之祸。
站在明处是死，站在暗处也是死。官员们自卫的第二种方法是反守为功，弱肉强食。结果造成相互攻讦、诬陷、倾轧，皆欲置对方于死地而自生，然后再补充自己的新人。目睹这些不是战场的绞杀，官员们终日提心吊胆，惊悸之余，无不感叹“官场险恶”。
官场的机密是不能言传的，尽管它是历代官僚们最需要的知识，但始终没有一本教科书，天机不可泄露。历代官僚全靠自身的体验和悟性，“摸着石头过河”。《红楼梦》中应天府的新官贾雨村，读了多少年书，别说不懂官场理论，就连一个官场小知识“护官符”也不曾知道。所以官场与种地不同，老者为优。
2000年庞大的官僚机构，造就出一批批这样的人物，虚伪、残酷、狡诈、萎靡、奴颜媚骨，他们的人格、行为、影响，形成了一股凝固沉重的文化——中国官场文化。
官僚们相互攻陷的文字一堆堆挤进朝廷，最高统治者岂不洞悉这帮小厮的把戏。在无民主可言的封建时代，对各级官吏的监督，是个极难办的事，各个官僚、派别、集团之间的争斗，正好起到了一定的交相监督的作用，这样一来，便看谁的刁状告得响。中国士大夫不仅有吟诗作赋的天才，还有创作“上疏文学”的特长。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掌握了朝政大权。她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朝廷置匦，即木箱、铜箱之类，以此来广开言路，征求各方意见。此外，匦的一个重要意图实为鼓励告密者，至少为告密者提供方便。武则天执政期间，告密成风，冤案成堆，人心惶惶。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最早建议“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的鱼保家，因“怨家”在匦中投了一封匿名信，告他跟随徐敬业谋反，立即被砍了脑袋。
官场气氛过于严厉也带来无穷弊端，官员们诚惶诚恐，朝不保夕，自然是无心政务，一意行私舞弊，拉关系、找靠山、结死党，落于互相厮杀的苦斗和人事的陷阱之中。另外，能够匡世济时的治国人才，识时务的饱学之士，便纷纷隐居山林，或“因病”坚持要求提前退休，告老还乡，以求“全身”。如此这般，朝廷往往不得不改变政策。明代前期的“京察”，一次可罢免降级数百名京官，到了后期，明神宗时的一次“京察”，罢免降级的职官只有33人，一时间造成人事上的稳定气氛。为了防止结党营私，排出异己，国家官员被免职的手续越来越多，这样逐步形成了另一种结果：官员若无重大差错，一律能上不能下。
大小官员各安其位，自然众心欣慰。官场气氛一旦和缓，他们便显出发自内心的轻松，哼着小曲办公，迟来点，早走点，办事拖拉着点，出现这样的局面，官场又是一派懒惰、涣散、怠工的风气。
“吏治”这个封建王朝花了最大精力研究实践了2000多年的政治大事，始终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结果。他们真心实意想接受前朝的教训，却又面临与前朝同样的问题和困境，不得已犯同样的错误。官场严厉则险恶，和缓则懒惰，二种不同的腐败像癌症一样结束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性命，他们或许真的不知道，自上而下的官吏考核，永远是有缺陷的。
财政制度
我国古代关于国家财政收支及财政机构设置的各种规定。我国古代早在夏商时期就开始有赋税制度，到西周时，国家财政机构已分成掌管收入与掌管支出两大系统。两大系统内又分各种职能。秦汉时期，已将公私财政分开，国家财政与皇家财政各设机构，分别管理，并被以后各代承袭。西没时，田租、算赋、盐铁专卖、官田屯田收入、均输、平准等归国家收入，主要用于军费、俸禄、农田水利、抚恤赈济及水陆交通、教育等费用开支。将口赋、山泽园池的税收，酒税、关市税、贡纳、酎金等，划归皇室的财政收入，用来供皇室日常生活及宫廷所需的各种费用。各代虽名目不同，但均设有专管财政的机构。隋唐时，由尚书省的户部主管全国财政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我国古代在财政管理方面，历经沿革，形成了“量人制出”、“预算、决算与会计”、“中央集权”等颇具特色的制度。由于生产力低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粮食生产的丰歉基本取决于气候的变化，因此，财政支出的安排只能在财政收入已经实现或可能实现的基础上确定。这样就产生了预、决算制度及了解财政情况、监督财政支出的会计制度，我国的封建社会推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制，所以在财政方面也没有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分，一切财政大权，都归中央的专职部门——户部掌管。
土地制度
我国古代关于土地所有权、转让权、使用权及土地物产分配方式等的规定。我国古代历史上，土地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的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第二阶段为奴隶社会的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第三阶段是封建社会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原始公社时期，氏族部落内部土地公有，大家一起耕作，产品也共同消费。后来由于生产发展，工具增多，便开始以三家、五家为单位进行生产，形成家庭(或家族)公社，家庭公社的土地由氏族公社分配，没有所有权，每年收获后都要将土地交还，等待隔年的重分配，以保证土地的公有性质。进入殷商奴隶制社会以后，氏族公社的土地所有制被奴隶贵族的土地国有制取代。成汤灭夏，宣布土地国有，并以国家名义将土地分给各级奴隶主贵族使用。奴隶主贵族将土地划为方块，驱使成批的奴隶到田里耕作，并征收土地物产的十分之一作为贡赋。西周灭商以后，继续推行土地国有制，所谓“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周王将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奴隶赏赐给诸侯和臣下，但随时也可以将这些土地和奴隶收回，转赐他人。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土地制度再度发生重大变革。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铁器的使用和推广，生产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新的变化。奴隶们的逃亡和怠工，致使公田荒芜，奴隶主不得不将土地分到农民手中，从中收取地租和劳役。奴隶主转化为封建地主，土地国有制便被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并一直延续到近代。
皇位继承制度
我国古代关于皇位继承的程序与有关规定，如何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宝座，万世一子地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柞”，是历代封建君主的共同心愿和最关心的问题。由于皇位继承问题是关系到封建统治者的江山社稷是否后继有人的根本大计，所以各朝各代的最高统治者都在不断地完善着皇位继承制度。在一般情况下，皇位继承以世袭为主，又以父死子替为正宗。但历代皇帝妻妾众多，子孙满堂，为了避免皇子之间因争夺皇位而祸起萧墙，预立太子就成了皇位世袭制的核心。立太子的法则，基本是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贤。同时将听从君命，留心政治，堪任政事，有功于社稷，有内援帮助，在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之间能起平衡作用等作为立太子的标准和先决条件。为保持继承人的稳定，历代统治者都采取各种方式对太子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培养。像为太子设立师、傅，进行早期教育；为太子提供从政实践的机会；对太子进行政事、才能等多方面的考查等；为了保证君主更替时期政权的稳定，专为太子设置了一套模仿朝廷的官署，并着力消除妨碍皇位继承的政治势力、委任大臣辅佐新君主等。预立太子制度，虽公开确立了太子作为皇位继承人的身份，但这样做往往引起其他皇子以及与之相关的利益集团如后宫、外戚、权臣的不满，常酿成宫清代雍正皇帝即位后，汲取历史教训，下诏废太子之制，改由皇帝生前秘密确定皇储，写下遗诏，珍藏在特制的锦匣之内，保藏在紫禁城乾清宫正中高悬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待皇帝驾崩后，由大臣当众宣诏。被立为皇储者，即刻登基，这便是清代的密定皇储之制。
宫省制度
宫是皇宫，省是省中，也叫禁中。宫省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是诏令的发源地，是为君主安全而建立的宫城和为加强君主集权而设置的政权组织及护卫制度。其组织结构细密，护卫制度严格，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是皇家威仪的体现。历代帝王为了显示帝王的威严和保证自身的安全，都在全国的政治中心——国都内建立规模宏大的宫城，称作皇宫。皇宫的建筑一般都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叫做前廷，是百官朝拜君主的地方，也是议政的场所，因此也叫朝廷。皇帝将中央政府的主要部门都集中在其左右；后一部分叫做后宫，是皇帝和后妃燕居的地方，称为禁中，后来因为避讳而改称省中。为皇帝和后妃的生活服务的一些机关也设置在这里，叫做省官、内官、中官或省内官。以唐代皇宫为例：长安太极宫南面的正门叫承天门，进了承天门，迎面便是太极宫的前殿(即正殿)太极殿，是百官朝拜皇帝的地方。太极殿面向南，东边是门下省，西边是中书省，两省之外还有许多机关分布在殿前两侧。这就是太极宫的前一部分，即前廷。太极殿的东头买有个东上阁门，西头有个西上阁门，进了阁门就是后宫，即省中。宫省的区别是十分严格的，公卿大臣没有得到皇帝的特殊允许是不准进入省中的，若被召进入省中，也必须解除武装，屏去侍从，只身入内。皇帝外出住的行宫，都要按照宫省的规定设置和排列仪仗。
法律制度
统治者根据需要而制定的关于法律条款、审判程序和手续方面的规定。
法律，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又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各个民族或阶级建立国家后，都需要建立相应的、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制度。我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就形成了法律，经过商、周两代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成文法。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法律进一步法典化、规范化。
从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到清代的《大清律》，历代都在前代律典的基础上，结合本朝的特点加以补充和修定，制定出本朝的法规。这样，各朝各代的法规经过两千多年的沿革益损与发展，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这套法律体系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以纲常礼教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原则，在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允许家族法规作为国家法的补充。我国古代的法律把维护父权、夫权的家族制度放在首位，将家庭的伦理关系，移位于治国立政之道，视“孝”与“忠”为法律规定的行为规范，目的是要形成“伦理——法律——社会”三位一体的政治关系。同时，法律还明确规定了官僚和贵族应该享有的特权。在立法与司法上，皇帝始终是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的最高立法者，同时又是最大的审判官，人臣的生死予夺的绝对大权由皇帝直接掌握。在司法实践中，中央虽设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它的活动也要受到皇帝和其他行政部门的左右。在地方上，则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事物，即使设置专门的司法机关，也要受到行政长官的约束，使行政和司法直接或间接地合为一体。
法医检验制度
运用医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解决司法实践中有关死、伤等医学问题的各项规定。法医检验制度是在医学与法律制度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法医检验制度。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推动了科学技术和法律制度的协调发展，使法医检验制度也趋于规范化。唐代充分吸收了秦汉以来医学发展的成就，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了法医检验制度，《唐律疏义》中，对检验对象、不同程度损伤的标准与处罚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为后代系统的法医检验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宋代在继承前代关于检验的法律规定外，还通过敕、令、格、工等法律形式，颁布了有关指导法医检验的法令。南宋庆元年间颁布的法典《庆元条法事类》中，专门规定了“检验”一章，汇集了有关检验制度和检验人员及其职责等法律规定。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关于法医检验制度和法医学的着作——《洗冤集录》，其中内容有条令、检复总说、疑难杂说、自缢、溺死、服毒等五十三目，其中对于各种尸体现象、死伤状况作了分类分析，据以怎样推定死伤原因，及在检验中应遵循的手续、方法等，都作了详细阐述。宋以后，又相继出现了《无冤录》、《洗冤捷录》、《洗冤法录》和《律例馆校正洗冤录》等着作。同时，法医检验的内容和形式也在法律上进一步完备。到明清时，法医检验制度已经完全规范化、法律化了。
警察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