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古人认为，泰山是五岳中的东岳，东方主生，是万物之始，是阴阳交替的地方，所以理所当然就成了新王朝、新帝王向天神地祗报成功、以取得合法统治地位的最佳场所。同时泰山又是五岳之冠，称为岱宗，泰山顶上离天最近，所以要在泰山顶上行封，泰山脚下行禅。在封与禅中，古人又认为天为阳、地为阴，天高于地，所以封的仪式也重于禅。行禅的地方历代并不完全一致，虽然都在泰山附近，但有的在云云山，有的在肃然山等，然而最主要的是在梁父山，故有“封泰山、禅梁父”的说法。
只有帝王才有资格封禅。由于泰山距帝都有一定的距离，封禅的仪式又很神秘和复杂，封禅一次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故而封禅不是每一个帝王都必须而且有能力举办的；历史记载上举行过封禅大典的帝王仅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寥寥数人。
封禅的仪式各代不一。夏商周三代，虽有封禅之说，但无具体仪制的记载，所以秦始皇东巡至泰山准备封禅时，特征召儒生商讨封禅礼仪，儒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秦始皇乃自定封禅仪式，他乘车从泰山南坡上到山顶，立石颂德，然后从北坡下山，禅于梁父。就在他下山途中，遇上了暴风雨，只好在一棵大松树下躲避，直到雨停才继续下山。因此松护驾有功；秦始皇封之为“五大夫”。现在泰山上的“五大夫松”，是明人重植的，已不是秦始皇避雨时的松树了。
汉武帝封禅时，也曾召集儒生商讨礼仪，佃儒生们也同样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汉武帝也只得自定封禅礼仪。他先到梁父山祭地，接着在泰山东边山脚下设坛祭天，坛高九尺，广一丈二尺，呈下圆上方形，再至山顶祭天。次日从北坡下山，到肃然山再次祭地。封禅时用产于江淮的一茅三脊草及各地珍贵的飞禽走兽诸物祭祀，并用五色土封于祭坛，如此二封二禅之后，汉武帝下诏改元，并下令在泰山下“治邸”，封禅大典即告完成。此后历代封禅，基本与汉制类同。
南宋以后，封禅不再到泰山单独进行，而是与在京都近郊祭祀天地的仪式合二为一，封与禅也一并同时进行。
封禅是一代盛典，它具有粉饰太平、夸示夷狄的作用，也是帝王们承天之命以治万民、树立自己神化形象的一种手段，所以得到了历代帝王，特别是一些好大喜功的帝王们的高度重视。
历代想到泰山封禅的帝王又何止上述区区数人，但封禅糜费巨大，对百姓骚扰太甚，所以也只能有少数帝王才能行此盛典。
祀日月星辰
太阳和月亮，是人间的光明之源，古人称太阳为“大明之神”，月亮为“夜明之神”，它们也是古人祭祀的重要神柢。春分之朝，祭日于东郊，秋分之夕，祭月于西郊，除了这两天的日月正祭之外，举行其他祭祀典礼如祀天地、祈年等，也多以日月从祀。
“朝日”“夕月”之礼，渊源很古。汉武帝时于太一坛合祭日月，天刚破晓，汉武帝即步出用竹子建成的祠宫，向东方拜揖行礼，夜晚再向西方拜揖行礼。但这种早起晚睡的辛苦工作，舒服惯了的皇帝老儿难以坚持，后来就改在宫中简易行礼，草草了事。魏晋南北朝时，正式确定了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的礼仪，将合祭日月改为日月分祭。明初在南京专门营建了日月祭坛，迁都北京后，仍沿南京旧制，在北京朝阳门外建日坛，在阜成门外建月坛，日坛西向，月坛东向，皆为一层方台。从明代开始，规定每逢天干为甲、丙、戊、庚、壬之年，皇帝亲自到日坛祭日，其余年份则由文臣代祭。每逢地支为丑、辰、未、戌之年，皇帝亲自到月坛祭月，其余年份则由武臣代祀。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星辰之祭主要是五星、二十八宿。五星指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镇(填)星。二十八宿指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与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除此之外，其他与祀的星辰还有不少，如司命、司中、司民、司禄、寿星、灵星、风伯、雨师、云神、雷公等。
对日月星辰的祭祀，虽然总体上是一种迷信活动，具有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意义，但也体现了古人对于人生的一些积极要求。如祭祀司中，是为了免除灾咎，祭祀寿星，是为了祈求长寿，祭祀风雨雷电，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些祭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人民希望过上安宁富足生活的美好愿望。
方丘祭地
人们对于土地的感情是深厚而炽烈的。土地生长万物，养育百姓，犹如慈爱的母亲一般。
因此，自古以来就普遍流传有对土地的崇拜。另外，在古代政治文化中，土地也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意义，国家必以一定范围内的土地为基础，有土则有民，无土则无民，土地是国家的根本。由此，祭地之礼和祀天之礼一样，也成为中国古代祭祀礼仪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
古代礼仪中祭地的正祭，是方丘祭地，即在每年的夏至于国都北郊水泽之中的方丘上举行的祭典。为什么要在水泽之中的方形祭坛上祭地？这也有个说法，古人以为，地属阴，阴属于北方之性；古人又认为，天圆地方，大地之外为四海环抱，故以方丘象征地，以四周环绕的水泽象征四海。
祭地的礼仪与祭天基本相似，所不同的是，由于天在上，故用燔燎之礼，而地在下，则用瘗埋之礼。所谓瘗埋，即是在祭祀时在地上挖一坑穴，将牺牲等祭品埋人地中，供地祗享用。
明代嘉靖帝在建圜丘的时候，又在北京安定门外择地建了方丘坛，即地坛，以祭皇地祗。
此坛北向，是一座用汉白玉筑成的二层方坛。另还建有皇地祗室，收藏有皇地祗及从祀诸神的木主。清代沿用明制。我们今天看到的地坛，即是明清遗物，除其主体建筑两层方台外，尚有皇地祗室、神库、神厨、斋宫等配套建筑。
社稷
社稷是土神和谷神的合称，社是土神，名为后土，稷是谷神，从商以后，以始为农耕的周人之祖后稷为稷神。我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国家，而农业生产与土地密切相关，农以土为本，民以食为天，土地和粮食关涉到国家的安危，因此社稷也就成为国家的代称和象征。社稷既是国家的象征，对社稷的祭祀当然也就显得特别重要。
祭祀社稷的活动在社稷坛上举行。社稷坛的位置，据礼制规定，“左宗庙，右社稷”，即社稷坛与宗庙，分别建在王宫前的右、左两侧。社稷坛上铺设五色土，代表五方，象征着国家的所有领土。君主在分封诸侯时，便按诸侯封地所在的方位，取一撮相应方向的色土赐给该诸侯，受封诸侯要将此土置于封地的社稷坛中，象征着它是统一国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古代的社稷坛原本分为社坛、稷坛两个部分，后来才合二为一。社坛上树立一个象征神位的“主”，周围遍植树木。据载，夏代植松，商代用柏，周代植栗，这反映了古人的绿化环保意识。
后来，社主改用木牌制作，也有用石条制作的。唐以后，社稷坛制度逐步稳定下来，社主多用石条制作，明太祖时将社、稷坛合为一坛，同时祭祀。
祭祀社稷神，最切近功利的目的是祈求五谷丰登，因此有“春祈秋报”的古礼。春祈在社日(仲春之月吉日)举行，也就是在春天耕种之前，祈求社稷神的保佑；秋报在孟冬之月吉日举行，也就是在秋天收获之后，报谢社稷神的恩德。春祈秋报，就是社稷的正祭。周代祭祀社稷的活动是十分隆重而热烈的，祭祀时要敲击一种名叫灵鼓的六面鼓，要跳一种叫做帔舞的舞蹈，即由领舞者手持一柄系有五色缯的舞具而领众共舞。祭祀时还要高唱乐歌，据研究，《诗经》
中的“载芟”，就是春祈社稷时演唱的歌曲，“良耜”是秋报时演唱的乐歌。这种活动，深刻体现了古人对于乡土、国土的深厚感情。
正是出于这种感情，古人对社稷的祭祀并不仅仅局限于春祈秋报，它还与保卫国土的行为有很大的关系。军队出征、校阅以及献俘等军事活动，都要在社稷坛前举行。直到清代，这一习俗依然沿用，清代常在社稷坛前举行献俘仪式。当然，一旦土地全部丧失，国家也就必然沦亡，而社稷也就要变置。所以古代新旧王朝的更替，必然引起社稷的“迁社”，新王朝要另立社稷，而旧王朝的社稷或则毁弃，或则其社稷神位被终年封闭在阴暗的屋中，让其不受天阳，得不到生机。以社稷为国家的象征的意义，于此便表现得非常强烈。
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建社稷坛于紫禁城端门之右，清代沿用。明清两代皆定于每年春秋二季的仲月上戊日举行对社稷的正祭，主祭者皆为皇帝。地方各级官府也于这天同时祭祀。
明清的社稷坛所在的地方，即今天北京的中山公园。社稷坛身呈方形，坛分三层，用汉白玉砌成，坛上依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填置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泥土，坛外璇墙用四色琉璃砖砌成，上覆四色琉璃瓦，其颜色与五色土的四方完全一致。坛北有一座木结构大殿，这便是拜殿，是当时举行祭祀社稷活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