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以后，朝廷颁布的刑法正式规定的死刑只有绞、斩、凌迟等，但烹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刑罚一直有人使用。五代时，后唐咀宗长兴年间，姚洪奉朝命率数千人戍守阐州，被叛将董彰拘禁，不肯屈服。董彰叫人架起大镬，添满水烧得滚沸，让十名壮士割姚洪的肉放在锅里煮而食之。姚洪至死大骂不绝。这是将人一边凌迟一边烹，比烹煮整个活人更惨毒。
武则天当政时期，张易之、张昌宗正当位尊而受到武则天的宠幸，在朝廷当权。民间占相的人说他应当作王，邪谄不正的人多附会他。
长安末年，右卫西街有人张贴布告说：“张易之兄弟和长孙汲、裴安立等人谋反。”宋景当时任御史中丞，上奏请求追究张易之等人谋反的罪状。则天说：“张易之已经向我上奏，不能加罪给他。”宋景说：“易之被街上的布告所迫，因不得已才向陛下奏陈。况且谋反是大逆不道，法律不容许获免，请命令主管部门核审，以彰明国法。张易之等人久任朝廷要职，特别承受皇上的恩德，我说过这些话，就会立招惹灾祸，投进鼎镬被烹。”武则天听后急忙宣布诏令，命令宋景退出。由此可见，烹刑的施用在隋唐时期乃至后来，只要触怒了封建统治者，都难逃此厄运。
南宋初，秦桧专政，残害忠良，他也用过烹人的刑罚。直到清末，杭州古代藩署旧址东侧射堂庭院中，还保存着一只大铁镬，上宽下窄，直径四尺，深二尺多，原有铁盖，后失落。据传说，这只镬就是当年秦桧烹人用的。但秦桧当时曾经烹过何人，史书未见记载。
上述种种烹人之刑，都是用水煮。这符合“烹”字的本义，《释名》早有“煮之于镬曰烹”
的注解。但是，历史上也有用油炸人的酷刑，这也叫烹，或者叫做油烹。南朝梁时，侯景亡命东魏，后来又南奔，高澄命令部下抓到他的妻子，先剥下面皮，然后又用大镬盛油把他们煎死。清末学者俞樾讲过一个故事，说四川巴县有一名武生，自恃拳勇，武断乡曲，有一天他做梦被阎王抓去，让他受地狱里的种种酷刑，其中就有油炸。俞樾写道：“(冥王)乃命狱卒，以铁叉叉人油镬中，顷刻肌肤糜烂，脏肺焦灼，苦不可言。”这虽然是梦境，却能反映出用油烹人的那种惨状。现实中确有这样的事例。明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占领南京，大肆杀戮建文朝臣，其中把兵部尚书铁铉割鼻之后处死，仍不解恨，又命令把铁铉的尸体放入大油锅中，让武士用铁叉翻转铁铉使他面朝朱棣，以示谢罪之意，但怎么也不能把他翻转过来。正在捣腾时，突然铁铉尸体爆裂，滚热的油四处飞溅。武士们惊慌散开，这才作罢。
铁铉的尸体也在顷刻之间焦黑如炭了。
食肠绝招
动物之间的啄食抽肠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动物的天性或动物之间弱肉强食的原则，另外，许多人喜欢吃动物的肠子，这也无可厚非。然而，当有人吃动物肠子吃出了花样，甚至是活吃动物肠子时，就不免显得过于残忍。宋代的韩缜最爱吃驴肠，每次宴请客入时都少不了用驴肠做的一道菜。烹调驴肠需要有很高的手艺。肠放入汤锅，时间短了煮不熟，坚韧而嚼不动；时间稍长又会因太熟而糜烂，变得寡味难吃。要恰当地掌握火候，很不容易。而且，驴肠必须新鲜，存放过夜就会变质，厨师担心这道菜做不好要受到主人责罚，就想出一个周全的办法。每逢宴会，他先准备一头驴子栓在厨房旁边的柱子上，待到宾客入座，开始举酒传杯时候，他提刀把驴肚割开一道口子，抽出驴肠，洗净切碎立即下锅，做成美菜端上宴席。有时来客较多，一头驴子的肠不够用，厨师就同时准备几头毛驴。韩缜在陕西做官时，有一天设宴请客，宴席间一位客人起身去厕所，经过厨房旁边，看见拴在木柱上的几头驴子在那里踢腾，悲鸣，地上鲜血淋漓，他不觉毛骨悚然。这位客人目睹惨象之后，他彻底忌口了。韩府的厨师虽然是受主人差遣不得已而这样做，但他感到如此残害牲畜实在心中有愧。因此，他每次取驴肠之前，总要准备好一些纸钱，等到大厅里宾客们吃完驴肠心满意足的时候，他在僻静处把纸钱焚烧，为受害的驴祷告一番。幸好韩缜喜欢吃的是驴肠而不是人肠，否则该遭殃的就不是驴子了。
抽肠绝活
有关抽肠的故事虽然可怕，但究属梦境，不必紧张。真正让人惊心动魄的是那些实实在在的抽肠酷刑。抽肠作为对人惩罚的酷刑，早在春秋时就实行过，《庄子·箧》篇云：
“昔者龙逄斩，比干剖，苌弘胞，子胥靡。”句中的“胞”，就是刳出肚肠的意思。苌弘是春秋时周敬王的大夫，据说孔子曾向他问过关于乐的知识。公元前492年，晋国宫廷内哄，苌弘支持晋国大夫范吉射和中行寅，曹国的实力派人物赵鞅因此责问周敬王，周敬王只好杀死苌弘，至于杀戮的办法，就是拖出肠子。据说苌弘死后，流血成碧色，而尸首不见，故有“苌弘化碧”之说。
从史书记载来看，苌弘似乎是被施以抽肠之刑的第一人，只是关于他如何被抽肠的过程语焉不详。而对抽肠的经过有真切描述的当数明朝。
朱元璋是通过兼并、领导农民起义推翻元朝统治而上台称帝的，他治理天下常有出人意料之法，而在对付犯人的问题上，他也有他的绝招，此绝招就是对犯人施行抽肠。具体做法是，把一条横木杆的中间绑一根绳子，高挂在木架上，木杆的一端有铁钩，另一端绑着石块，像是一个巨大的秤。将一端的铁钩放下来，钩入犯人的肛门，把大肠头钩出来，挂在铁钩上，然后将另一端的石块往下拉，这样，铁钩的一端升起，犯人肠子就被抽出来，高高悬挂成一条直线。犯人惨叫几声，不一会就气绝身亡。
张士诚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一方领袖，他是泰州人，有兄弟四人，都是运盐船的船工，兼营私贩。因为不堪忍受富家的压迫，张士诚兄弟起兵造反。后来，张士诚占据江苏称吴王时，其弟士信为丞相，用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为参军。这二位都是迂腐无能的书生，没有实际的军事、政治才能，当时有人写十六字诗讽刺他们说：“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蔡叶，一夜西风起，干瘪。”不久，朱元璋的大将军徐达领兵攻破苏州，黄、蔡、叶三人皆被处死，并且抽出他们的肠子挂在高处，直至干枯。
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中的一位特殊人物，他曾奋起抗明，在形势不利时又投降明朝，之后又反明自立。从总体上来看，他投降明朝不过是为了获得喘息之机，与明王朝的对抗和斗争是占主导地位的。张献忠为人专断、激烈，这也表现在他对付明朝官吏的手段上，从朱元璋那里继承了抽肠的“绝活”，只不过张献忠的抽肠之法更为简捷，因而也更为可怕。他实施抽肠的具体做法是，先用刀从人的肛门挖出大肠头，绑在马腿上，让一人骑着这匹马猛抽一鞭向远处跑去，马蹄牵动肠，越抽越长，转瞬间抽尽扯断，被抽肠的人也随即一命呜呼。张献忠的所作所为，是以野蛮对付野蛮，以兽性反抗兽性，以此对明朝的虐政进行变本加厉的报复。
秋后问斩
秋冬行刑，即把死刑的执行安排在秋冬两季进行，这是中国古代在阴阳五行说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一种行刑制度。
中国古代的天命思想认为，处死犯人就是执行“天罚”，什么时候执行“天罚”，一定要合乎天意，《礼记·月令》中就有“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和“孟秋之月，命有司，缮囹圄，具桎梏”的记载，先秦阴阳家“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理论则是这种思想的最完整的体现。在阴阳家看来，春季气候温和，草木萌生，夏季炎热，万物茂盛，最适宜搞赏庆之类的活动；而秋季天气转凉，有肃杀之气，冬季寒冷，万物隐蔽蓄藏，正是施行刑罚，整顿监狱的好时机。包括这种德刑时令说在内的阴阳家的思想为汉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确立提出了重要的理论支柱。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两汉法律都规定，一般死刑立春不能执行，必须等待秋后处决，并逐渐成为定制。当然，秋冬行刑，除了受阴阳五行说理论的影响外，也与考虑不误农时有关，因为秋冬一般为农闲，这时断狱行刑，不至于耽误农业生产，对巩固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有利，因而为历代统治者所承用。
唐朝的法律，具体地规定了不得执行死刑的时间。即：“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虽不待时，若干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待时而违者，加二等。
”即除了立春至秋分期间，断屠月和禁杀日亦不得执行死刑。所谓断屠月，就是中国佛教规定不准杀生的五月、九月和正月；禁杀日即每月的一、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此外，《疏议》还规定在大祭祀、朔望、二十四节气、雨未晴、夜未明等日子，都停止死刑的执行。
秋冬行刑虽为历代通例，但也有个别朝代，如秦代，四季均可行刑。即使是各朝具体期限也不一致，也有少数统治者破坏这一通例的情况。
刑讯逼供
原始的审判方式，是“神明裁判”。至周代，口供渐被重视，所谓“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口供代替审判，刑讯即应运而生。我国刑讯可能起源于周代。《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所谓肆掠，指的就是刑讯。至秦，刑讯逐渐规范化、制度化。
《秦律》对刑讯有规定，并认为是一种下策，如果当事人数次更改供词，无从辩解，就可以根据法律实施刑讯，并以“爱书”记录刑讯理由(“爰书：以某数更言，毋解辞，笞讯某”)。汉承秦制。《汉书·杜周传》：“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西汉路温舒曾感慨地说：“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南梁创测罚之制。所谓测罚，为即犯人若不招供，“断食三日，听家人进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与粥，满千刻而止”，逼之招供。南陈则采用立测，“立测者，以土为垛，高一尺，上圆，劣容囚两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讫，着两械及扭，上垛。一上测七刻，日再上。七日一行鞭，凡经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北魏的刑讯则更加野蛮和残忍，“法官及州郡县不能以情折狱。乃为大枷，大几围；复以缒石悬于囚颈，伤内至骨；更使壮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诬服。吏持之以为能。”总之，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刑讯制度，呈恶性发展趋势。唐律规定“拷囚不得三度”，不得过“杖外以他法拷掠”(即法外施刑)，对酷吏滥施刑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不过仍然存在残忍的刑讯。武则天时期酷吏来俊臣之流，所施刑讯惨不忍睹，如用醋灌鼻子或盛于瓮中用火炙之(成语“请君入瓮”即由此而来)，还有“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摺胁签爪，悬发熏耳，卧邻秽溺，曾不聊生，号为‘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仅大枷施刑就有十号，所谓“定白脉、喘不得、突地吼、着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诸名目。在用枷方法上，又有“凤凰晒翅”、“驴驹拔橛”、“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等等。宋初对刑讯有过严格限制的尝试，仍然制止不了司法官吏滥施酷刑。《宋史·刑法志》描述宋理宗时期的刑讯情况：“或断薪为杖，掊击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双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元朝统治者，对刑讯制度亦作了若干限制，规定非强盗不加酷刑，囚徒重事须加拷讯者，由长贰僚佐会议立案，然后施行。但也是一纸空文，执法官吏舍法而随意溢施酷刑，杀戮无辜者比比皆是。明初在法律上也有禁止非法刑讯的规定，实际到处是严刑拷讯。其方法计有：“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信、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
”清康熙时禁止使用铁镣、短夹棍、大枷等刑具，但对人命罪和盗窃重案，供词不实者，对男子可使夹棍，对女子可用拶指。清末下诏变法，颁布《大清现行刑律》，原则上废除了刑讯制度，实际没有贯彻实施。
为什么封建社会刑讯逼供盛行，这与其审判制度有关。封建社会审判翩度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口供主人。即所谓“无供不录案”，“没有被告人的口供是不能定罪的。《唐律疏议》规定：“拷满不承，取保放之。”刑讯到一定程度，被告人仍不承认，就得取保释放。明律、清律都明确规定“必据犯者招草以定其罪”，“断罪必取输服供词”。既然口供是定罪的根据，刑讯逼供当然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