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服饰演变
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服饰都有其不同的风貌，这是同当时的经济基础、生活环境、社会风俗与审美观念密不可分的。服饰常常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征。
北京周口店发现过旧石器时代(距今18000余年)山顶洞人所用的骨针，说明从这个时候起，居住在我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已经知道缝制衣服。在新石器时代的彩绘陶器上，出现过穿衣服的人物图案。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商代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服饰的资料。从河南安阳出土的玉雕、石雕和陶塑的人像上，可以看到头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领衣，下穿裙裳，腰间束带，裹腿，着翘尖鞋的奴隶主，和免冠、着圆领衣，手上戴枷的奴隶的形象。从这些材料看来，古代华夏族上衣下裳、束发右衽的装束特点，这时已经形成。
唐妇女服西周时代，贵族们仍然把上衣和下裳分开，在金文和《尚书》、《诗经》等古文献中可以看到玄衣、衮衣、黄裳、绣裳等名目。此外他们在腰间常束宽宽的绅带，腹前有时还系着一条像围裙一样的。
春秋战国时代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和胡服的出现，深衣将过去不相连的衣和裳连属在一起，“被体深邃”，所以叫深衣。它的下摆不开衩，而是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即所谓“续衽钩边”。这种服装在战国时广泛流行。
胡服则指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服装，他们为了游牧时骑马的需要，多穿短衣、长裤和靴。这种服制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引进以装备军队而加以改革的。伴随着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起初带着外来语的名字，叫“鲜卑”、“犀毗”或“私金比头等”，后来才通称为带钩。带钩是束结革带用的。这种带也叫“钩络带”，它结扎起来要比过去的绅带便捷得多，所以很受欢迎。带钩的制作自战国以至两汉都很盛行，所以式样繁多，有些制作也很精美。成为一种优秀的工艺品。
古代歌女由于西汉时的深衣是将下襟缠在身上，这样既欠便利又费布帛，所以到了东汉时，一种直裾的趐(ｃｈａｎ ｙｕ禅于)就流行开来了。在东汉时的画像石上，我们看到的官员和士人，大都穿着这类衣饰，趐口的再发展一步，就是唐、宋时时代的交领袍。
古代民族服装除了衣制之外，汉代服装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冠制。冠本来是加在发髻上的一个罩子，很小，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古时曾有男子成年时皆行冠礼的规定；但在汉代，“卑贱执事”的人，都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帻有点像一顶便帽，有平顶的，叫“平上帻”；有尾状顶的，叫“介帻”。到了王莽时，据说他自己头秃，所以先戴帻，帻上再加冠。后来这种戴法普及开来，因而在东汉画像石上出现的冠，也都在下面衬着帻。但冠和帻并不能随便配合，文官戴的进贤冠要配介帻，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则要配平上帻。进贤冠前部高耸，后部倾斜，外形有点象个斜三角形的跛足小板凳。冠前有“梁”，根据梁数的多寡来区别身分的高低。武弁大冠又叫“惠文冠”，惠即纟惠；指薄麻布。它起初是在平上帻上面扎一条麻布手巾，后来这条麻巾改用漆纱制作，看上去像在帻上罩了一个漆纱笼，所以又叫“笼冠”。
清代贵妃朝服不过，进贤冠前面的梁虽然起着区别尊卑的作用，但因梁数通常只有一梁、二梁、三梁之别，所以不能区分得很严格。作为官阶在服装上的标志，汉代主要通过绶来达到这个目的。
绶本是系在官印上的绦带，汉代官员将印装在腰间的嚲囊里，绶垂在外边。依官阶的大小，绶的颜色和织法都不相同，所以其身分可以一望而知。
清代皇帝朝鞋汉代的妇女一般将头发向后梳掠，在肩背间绾一个髻，象是拖着一把锤子，所以汉代人把它叫“椎”(音ｃｕｉ垂)髻。以“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故事着称的梁鸿的妻子孟光，《后汉书》就说她“为椎髻，着布衣”。在汉代的陶俑当中，这种发式很普遍。在画像石中还可以看到汉代妇女戴巾帼、华胜(首饰)的形象。腰鼓形的耳王当这时也出现了，不过这时的耳王当的戴法和后世不同，它是在耳垂上的眼里直接横插进去，露其前后两端在耳外。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我国古代服装史上的大转变时期。这时由于大量少数民族入居中原，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群众的服装受到胡服的强烈影响，将胡服的褊窄紧身和圆领、开衩等特点都吸收了过来，最后形成了唐代的“缺骨夸袍”等袍服。但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又醉心“汉化”，十分羡慕汉代帝王那一套峨冠博带的“威仪”，北魏的孝文帝元宏就是其代表人物。于是，宽袍大袖的衣裳、冠冕之类遂在“法服”(礼服)中保存了下来。到了唐代，上自皇帝，下至厮役，在日常生活中都穿圆领袍、裹幞头，穿长革幼靴，是为“常服”。旧式的冠服，皇帝和官僚们也只在大祭祀和大朝会的时候穿一穿。自南北朝后期至明代，法服和常服一直是并存，但是前者使用的范围始终很小。
中国清代服装常服，在唐代出现了几个前所未有的特点。首先说幞头，它本是一条头巾，系自汉代的缠头、幅巾等演变而来，裹幞头时两个巾角朝前系住发髻，其余两上巾角在脑后系一结，多余的部分自然垂下。头巾的质地一般用黑色纱、罗，所以后面垂着的巾角也是软的，称“软脚幞头”。以后将——软脚中加铜、铁丝撑起来，就成为“硬脚幞头”。硬脚后来又做出不同形状，翘成不同的角度，而产生了“翘脚幞头”，“展脚幞头”等多种名目。再说腰带，汉代虽然在革带上装豪华的带钩，其花样虽多，却并没有一定的制度。唐代则不然，唐代的革带不用带钩而用带扣系结，另在带身上装带钅夸。带钅夸是一种方形的饰片，依官僚品阶的不同，分别用玉、金、犀、银、铁等质料制做，使腰带也成为区别官阶的一项标志。另外，隋代开始出现的“品色衣”，至唐代乃形成制度，成为此后我国官服制度上的一大特色。虽然宋、明各代的具体规定不同，但都把官品和服色联系了起来。在唐代，皇帝的服色为柘黄，官僚自一品至九品，服色以紫、绯、绿、青为差。平民百姓多穿白衣。士兵在汉代衣赤，隋代衣黄，唐代则衣皂。
唐代的女装主要由裙、衫、帔三件组成。裙长曳地，衫子的下摆裹在裙腰里面，肩上再披着长围巾一样的帔帛。唐代前期，中原一带的妇女还特别喜欢穿西域装，着翻领小袖上衣，条纹裤，线鞋，戴一顶卷檐胡帽。唐代贵族妇女的面部化妆也很繁复，额上涂“额黄”，眉间贴“花钿”，鬓畔画“斜红”，两颊点“妆靥”，再加上“朱粉”、“口脂”、“眉黛”等。
与唐诗中的描写：“眉间翠钿深”、“当面施圆靥”等诗句，完全相符。
宋代服饰大体沿袭唐制。但这时的幞头，内衬木骨，外罩漆纱，宋代人称之为“幞头帽子”，可随意脱戴，与唐初之必须临时系裹的软脚幞头大不相同了。这时幞头的样式是不同身分的重要标志。皇帝和官僚所戴的展脚幞头，两脚向两侧平直伸长。身分低的公差、仆役则多戴无脚幞头。
隋唐胄甲宋代妇女渐不戴帔帛，而且多着小袖对襟式上衣，盖在下裙之外。唐代贵妇戴花衩(当时叫“花树”)，宋代改用花冠。传安阳宋韩琦墓所出金丝编织的花冠，制作精细，和故宫旧藏的《历代帝后图》中宋代皇后所戴的凤冠极为相似。
另外，缠足的陋习出现于五代末，至北宋中晚期在贵族妇女当中已较普遍。这种做法摧残了妇女身心的健康，在南宋肖照的《中兴祯应图》中描绘的北宋末期的贵族妇女，已经都是一副纤弱的病态，缠足的恶果在这时已能很清楚地看出来了。
元代，蒙古贵族统治了中国。蒙古族男子多把顶发当额下垂一小绺，如桃式，余发分编两辫，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后。贵族妇女必戴姑姑冠，冠用绒锦做成，上缀珠玉，高约一尺。
官服用龙蟒缎衣，以龙爪分等级。便服仍采用唐宋式样。外出戴盔式折边帽或四楞帽。平民妇女或女婢，梳顶心髻，穿黑褐色袍。
明代服饰，材料更加丰富，明代官服制度，皇帝穿龙袍，大臣依等级穿绣有蟒、斗牛、飞鱼等纹饰的宽大袍服，袍上胸背缀有象征等级不同而纹饰各异的补子，头蓄发绾髻，戴由幞头演变而来的乌纱帽，腰有玉带。明代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天下的巩固，有所谓“四方平定中”和“六合一统帽”，分别为读书人和小商贩、市民所用。元代的笠子帽、宋代的巾子仍有保留。劳动人民穿短衣，头裹巾子，有的则戴网巾。妇女发髻多垂于脑后。南方妇女有云肩、比甲、遮眉勒。大量的明代文物中，保存着丰富的服饰形象材料。
隋唐五代服饰清朝建立以后，官服有详细的规定。官员的礼帽分夏天戴的凉帽和冬天戴的暖帽。帽上的顶珠随品级不同，颜色和质料各异。有军功的人，皇帝还赏以用孔雀毛做的花翎，戴在帽顶上垂向后方。蟒袍，也因品级而有所不同。一、二、三品九蟒，四、五、六品八蟒，七、八、九品五蟒。蟒袍外边用石青、玄青缎子、宁绸、纱等作外褂，前后开衩，胸背各缀比明代官服略小的方形补子，补子上依品级织绣不同的鸟兽图案，文官鸟形，武官兽形。五品以上及内廷官员胸前挂朝珠，大礼时有披领。还系有金玉板作物的带，着靴。文武官员的夫人，服饰多依其丈夫的品级而异。
清代男子剃发梳辫，着长衫。马褂初为营兵之服，康熙以后日趋普遍。还有不带袖子的坎肩。有套裤。帽有瓜皮小帽、毡帽、风帽、凉帽等。一般女子服饰，满族有上下连裳的旗袍，喜罩马甲，梳有如意头、一字头、大拉翅等。还穿有高眼在足心的花盆底鞋。汉族妇女以南北而不同，南方多系裙，北方扎裤脚。衣有对襟、大襟、琵琶襟。裙有凤尾裙、百折裙等。
妇女发式极多，少女有刘海、梳单辫或双丫髻，中年妇女多梳长髻，老年脑后梳纂。清后期，京师妇女衣服镶滚边极多。清代还在服饰上保留了不少明代服饰的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少数民族的服饰特色。
历代服色
我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的颜色是黑、白、土红和赭石色，而红色是最早的“流行色”。到奴隶制社会，青、赤、白、黑、黄，被认为是代表东、南、西、北、中和木、火、金、水、土的五方正色。在封建时代，黄色标志着神圣、权威、庄严，是智慧和文明的象征，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彩，任何庶人都不许穿黄衣服。我国夏代流行黑色，殷代流行白色，周代流行红色，并给这种颜色以正统地位。
清代后妃朝袍春秋时，齐国风行紫色，齐桓公穿上紫袍，于是紫色纺织品价格猛涨十倍。而一向认为朱红色是正统的孔子，却讨厌紫色。理由是它夺去了周代以来朱红的正统地位。
秦始皇以为自己是水德得天下，提倡穿和用黑色。而汉高祖是从南方起兵取得胜利，是火德兴邦，又提倡穿红。隋代则以白地配青色，绿色，显得沉着、文静。唐代社会兴盛，用色五彩缤纷、富丽堂皇。到宋代，又喜欢青、绿等冷色调，向素雅方向转化。元代，大量喜用金、银色。明代则品蓝、宝蓝、金色等浓重色彩。清代则好以仿唐、仿宋为时髦。但又有不同，用色更复杂艳丽。
古代的“衣”和“裳”
古代的服装有远古与近古两个截然不同的形式。上古式主要是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男女穿着一样。至于袜子，在古代是兼作裹腿用的，脚上则穿鞋。鞋袜都用带子系住，所以走路并无不便。即使是武士穿的铠甲，也是同样。从商代到战国以后，骑马的风气渐渐流行，形式才略有改变。首先是武士，穿裙子骑马，当然是不便的。于是，便在裙子中间开一口子。但一般的生活习惯还没有完全改变，例如古代席地而坐的习惯一直保留到元朝的末年。因为是席地而坐，所以仍以穿裙为便。在此同时，北方因受外族影响，通常是穿长袍和靴子，而且他们也不是席地而坐，而是坐在不太高的凳子上的。
古代美女服隋唐时代，全国统一，生活习惯也渐趋一致，上衣下裳的古老形式不合时代要求，因此，裙子只供妇女穿用，而男子则多穿袍靴。但在正式朝贺或祭祀的大典上，仍归是上衣下裳，作为朝服。一直到清朝，朝服还是有裙子的。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服饰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远古时期，人们穴居森林，茹毛饮血，男女老幼均赤身裸体；后来为了护体和御寒，人们在夏天始用树叶草葛遮身防晒，冬天以禽兽羽皮裹体保暖。《礼记·王制》中对远古人们的衣饰作了形象描绘。我国西南山区的苦聪人，几十年前，仍有用芭蕉叶做围裙的习俗，这就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遗俗。
据考古资料，我国先民大约在一二万年前，已掌握用骨针缝制衣服的技术。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约18000年前)遗址中，出土了一些骨针。据分析，他们已懂得用骨针穿孔，用有韧性的植物纤维简单缝缀兽皮。母系社会后期，针和纺轮已大量出现，原始的纺织已经产生。据了解，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纺轮，是河北武安遗址出土的陶纺轮，距今约8000年左右。
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麻布一类织物残片，可见当时的人们已开始使用植物纤维来纺线织布了。但这个时期的纤维布，布幅很窄，纱与纱之间的距离很疏朗，有的经纬线每平方厘米仅各有10根左右。当时，流行的织物有“披”、“套”等式样。“披”又称“单披服”，是一种遮背式或搭肩式的斗篷。“套”——又叫“贯头服”，是在整块织物上开个洞口，套在头上的一种衣服。同时也出现了腰带和腰裙。这些式样的织物虽具创造性，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衣服。四五千年前，黄河、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被父系氏族社会所取代，农业生产和纺织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距今1700年前的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麻布织品和丝织品。麻布的每根线的直径不到半毫米，每平方厘米的织物经纬线已各有24根。开始养蚕和丝织物的出现是这个时期的突出成就，考古发现了许多这个时期的绢片、丝带、丝线，这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丝织实物，表明我们的祖先在穿着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
从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看，此时人们已有“上衣下裳”的习俗。遮上体者为衣，蔽下体者为裳。裳意为裙子。甘肃出土的彩陶文化的陶绘中，就有“上衣下裳”习俗的喻示。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迷信和崇拜自然现象，反映在服饰上，多力求贴近自然。《易经·系辞下》
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装刚一定型，古人们便从对天地的信仰中找到了色彩方面的依托。“乾”为天，“坤”为地。天在未明时为玄色，故上衣模仿天，服色用玄；地是黄色，故下裳服色用黄。据古人说法，黄帝、尧、舜等圣人，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主要是取法天地的缘故。天尊地卑、天上地下、天玄地黄，由此，上衣下裳的服饰也模仿之。但天地间不只是天玄地黄，还有五光十色的万物，因而与人们关系密切的物色也在服饰中有所表现。玄衣黄裳和模仿日月山川、鸟兽鱼虫之状的服饰也在文明社会形成之前渐成习俗了。自夏以后，随着新起文明国家的日趋强化，上衣下裳形制基本形成。
衣冠服饰进而发展成为“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
民族与服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