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作为汉民族建立的王朝，继承了前代的制瓷技术并有空前的发展。不论在产量和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的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北宋政府越发感到铜的匮乏，因此颁布了禁止私铸铜器的禁令，促使瓷器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从而刺激了制瓷工业的发展。从北宋开始，中国的制瓷工业得到迅猛发展，而且有了官窑和民窑之分。北宋时官窑的命名最初始于宋徽宗时。官窑烧制的瓷器供皇帝和官府专用，但这是狭义的官窑，因为那时“窑”字还有瓷器的意思，许多瓷窑并非官办，但因其烧造技术高超，精品要奉命上贡，也就成为官窑，如将要讲到的越窑、景德镇窑等。民窑则生产供大众消费的商品瓷器，分布广泛。当时北宋有五大名窑，分别是官窑(在今河南开封)，钧窑(今河南禹州市)，汝窑(河南汝州市)，定窑(河北曲阳)，哥窑(浙江龙泉)，其产品各具特色。像被誉为魁首的汝窑，因为在北宋后期主要是为宋朝宫廷制作高档青瓷，在釉料方面不计工本，据说还以玛瑙作釉料，其颜色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彻。哥窑是因兄弟二人章生一和章生二各开一窑而得此名，盛产青瓷，而且它的特点是瓷器遍布裂纹而又光滑润泽，传说是除夕之夜章生二的媳妇见大哥一人烧窑不停很辛苦，就自作主张往窑里放水熄火，却不料就此烧出了晶莹剔透而又碎纹斑斑的哥窑精品。江西的景德镇经历了汉代的制陶工业，南朝陈代开始的制瓷工业和隋唐的奠基阶段，到宋代开始了发展阶段。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宋真宗景德年间改名为景德镇，所烧制的瓷器介于青、白二色之间，称为青白瓷，也叫“影青”、“映青”、“罩青”。是景德镇的独创。其特点是：瓷质极薄，釉色似白而青，暗雕花纹，内外都能映见，在花纹边上只现一点淡青色，其余为白色。景德镇的青白瓷在北宋时大量生产，并对福建、广东的许多瓷器产生了景响，在江南很快成为一大瓷窑体系。到后来又发展了青花瓷器，与影青同为景德镇的特色产品。
可见，制瓷工业是北宋光彩夺目的一个工业部门，不仅瓷窑众多，名窑迭出，在制瓷工艺上有很多创新，而且从造型、装饰和釉色各个方面都符合审美的要求，有的匀称秀美，有的轻盈俏丽，有的色泽灿若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图案工整严谨，犀利潇洒。而且新创了在瓷器上雕画花纹的技巧，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这些唐和五代所不曾有的新的仪态和风范，为陶瓷美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成了后世陶瓷业长期模仿的榜样，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和倾倒。
南宋的制瓷业在继承原来基础上仍有发展，北方名窑如官窑、定窑、汝窑等战乱破坏而衰落，大批工匠迁移南方，给南方带来了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优良的工艺，使江南一举成为全国制瓷业的重心，景德镇窑除了继承原有的青白瓷的烧制，还仿北方定窑工艺，烧制的器物土脉细腻，质薄有光，被称为南定。另外在南宋中期还形成了有龙泉哥窑自身特点和风格的众多龙泉青瓷，并形成有别于越窑自身特点和风格的众多龙泉青瓷，并形成有别于越窑的青瓷体系。成为中国青瓷生产的主流，所产瓷器誉满海内外，工艺达到巧夺天工的境界。
有宋一代的瓷器工业发展可谓辉煌，从各方面都已远超前代，相对比而言，辽、金、夏、元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制瓷工业则要显得落后而又富有民族特色。
从出土的辽瓷器类型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来中原汉族传统的形制，明显地继承了五代和北宋的传统。能代表这一时期制瓷技术的主要是一些生活用品，如杯、碗、盘、碟、盆等，另一类瓷器则是在接受中原制瓷技术的基础上，适应契丹族鞍马和毡帐生活的需要，而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形制，如凤首壶、鸡冠壶、扁提壶等等。这些都是中原地区所不具备而辽代所特有的，表明了契丹民族的创造能力。其中要数鸡冠壶最具特色，它是仿契丹族的皮囊的样式制成，壶上有环梁或穿孔，正位于鸡首和鸡尾，这样便于马上携带，也是适应契丹社会生活的一项推陈出新的创造。但它早期与后期形制也有变化，早期形制明显地遗留着契丹族鞍马生活的痕迹，但随着契丹族的封建化和辽与北宋交往的频繁，后期的鸡冠壶形制已从单孔或双孔式，变为提梁式，这就与游牧生活完全断绝了关系，是受汉族影响的明显表现。它的陶器制品中则有直接继承唐代的辽三彩。
西夏的制瓷业比宋，甚至比辽还要落后些，它的大部分民用瓷器是自己烧制的，但供统治者享用的高级瓷器则是从宋朝输入的。1964-1965年在宁夏石嘴山市的西夏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瓷器，有白瓷碗、白瓷盘、釉盘瓷碟、玉壶春瓶、瓷砚等。其中有一部分瓷胎粗厚，可代表西夏早期制瓷水平。在另一地遗址出土的西夏窑藏瓷器，器形单纯，只有碗，高足碗和盘三种器形，器壁较薄，胎釉呈白色，器表下部和圈足部分均不挂釉，底部有砂痕，具有民族特色。1965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敏盖村，发现两件夏代酱褐釉剔花瓶，瓶身刻有牡丹花纹，器形凝重大方，十分精美，是西夏陶瓷工艺中的佳作，这说明西夏的陶瓷工业在发展和提高。其实综论西夏的工业，最发达的当为煮盐业，所产青白盐，制作精良，色味俱佳，产量丰富，低价质优，行销内地，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和内地人民喜爱的食用品，是西夏对外贸易的大宗，也是西夏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金代制瓷业也较发达，在制作技术和形式上都受辽和北宋影响很深，但也不乏自己的特色。
金在灭宋占领北方后，由于战争破坏，许多瓷窑破败倒闭，制瓷工业一度衰落，和平到来后，一些着名瓷窑如钧窑、定窑等都陆续恢复生产，并有很大发展。像钧窑在当时名声很盛，烧造的一种叫“钧红”的器皿，如玫瑰般妖艳，似晚霞一片，釉质淋漓浑厚，且为民间所用，传世很多。在金的发祥地东北地区则有抚顺大官屯窑很有名，以生产黑釉瓷器为主。总之，制瓷业的发展，使女真族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而鸡冠壶、马蹬壶等则具有辽瓷的风格，但也明显地反映出女真族的生活特点。
元代的瓷器是继承宋代诸窑而烧制的，与宋窑产品差异不大。元代瓷器在釉色方面釉厚而垂，浓处或起条纹，浅处仍见水浪，这是元代瓷器的独特之处。元代瓷器染有蒙古人的习俗，有奇特的样式，为前代所未有。如壶上附着很大的壶耳，或仿奇兽怪鸟形状制器。元瓷的花纹有印花、划花、雕花各种形式，而元代人最喜欢印花瓷器。元代武力的强盛，为前古所无，而其胜利的余威，在瓷器上也有反映，所以灿烂光辉的五彩戗金瓷器，盛行于元代，表现了元代气焰万丈的气概。青花瓷器的烧造，自晚唐创始以来，历经两宋，到元代已趋于成熟，特别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器，更是异彩焕发。元政府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管理官窑，烧制进贡的御器，之所以景德镇在元代能烧制出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水平的青花瓷，一方面是由于此时景德镇制瓷工人已积累了丰富的烧制影青的技术经验。元代的青花瓷是釉下彩绘瓷器，它是在胎上用钴土矿描绘纹饰，再上白釉，经高温烧造，成为白地蓝花，个别的是蓝地白花，色彩清新明快。另一方面是由于产地的瓷土质地优良，有利于烧制青瓷。青花瓷在元代发展成熟，成为畅销国内外的重要产品，远销日本、朝鲜、南洋和中亚各地。除青花瓷外，还有釉里红、红釉、蓝釉等品种，可见元代瓷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元代的棉纺织工业
自战国以来中国农村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是其主要模式，是农村社会经济的细胞，宋元时代尚无本质变化，但“女织”的内容却发生转变，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家庭棉纺织业正在代替传统的丝纺织和麻纺织业，这是宋元纺织业的一个突出特点。
棉花不是中国原产，是在唐代时由印度传入的。传入分南北两路传入，北路由中亚传到新疆，南路传到海南岛、两广、福建。在唐朝时，棉纺织已得到显着的发展，唐玄宗时，长安城内已有棉布贩卖。北宋时，棉纺织技术已渡海传入福建等许多地区，很多农户都种植棉花织作棉布，时人称为吉贝布。福建莆田的农户更是家家都把织“吉贝和蒸纱”作为自己的岁计。北宋中期，棉纺织业在当时纺织业中的比重，虽然还远远比不上丝织业和麻织业，但是棉织业的发展和棉纺织技术的传播，却是棉织业在全国更大范围发展的前奏，而棉织业的广泛发展又最终使纺织业的各部类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北宋棉纺织业的推广和扩展，在中国纺织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开拓了纺织业的新纪元。到了南宋，棉织业进一步扩展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元代江南地区棉织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福建、广东的棉织物已经以“密丽”闻名，江南一些地区已知采用铁铤碾碾去棉核，用竹制成小弓弹花，用纺车纺纱，然后织布。近年来在浙江兰溪的南宋墓葬中，发掘出一条具有细、密、厚、暖等优点的南宋棉毯，反映了南宋棉织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但总的说来，当时的棉织业在整个纺织业中所占地位不是主要的，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产量不多，流通地区也有限，像南宋政府还没有把棉布列入征赋的对象，仍只收丝织品，而且因为产量少，在当时还被视为珍品和稀有物，与绫、罗等高级丝织品同时进奉朝廷。
当时棉纺织的先进技术，仍掌握在一些少数人民手里，海南岛的黎族人民，很早就掌握了植棉和织棉的技术。黎族妇女从小就学会织作棉布。北宋时，黎族妇女织作的一种木棉巾，十分工巧，深受赞誉。南宋时史书上记载当地富有之人，穿着上用棉布(人们称之为吉贝)代替丝织物，而且说海南棉织物，品种繁多，南诏国所织的布要更为精好，都是国王、王后穿的衣料。到了元代，才是我国棉纺织工业大大前进的时代。《元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曾创立了一个制度，在南方五个产棉省设木棉提举司，要求当地农民每年交纳棉布十万匹。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府向农民征收棉布实物贡赋，可见当时棉纺织业大大发展了。
提到元代的棉纺织业，人们不由得想到着名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的确，棉纺织业能在元代大放异彩，尤其是松江乌泥泾能成为当时棉纺织业的中心，是与黄道婆的贡献分不开的。黄道婆就是松江乌泥泾人，幼年时因给人作工不堪虐待，偷偷登上家乡附近的船，后来流落到崖州，就是现在海南岛南端的崖县，由于她吃苦耐劳，聪明好学，很快从当地黎族人那里学会运用一套治棉工具的技能和崖州织被面的方法。后来她思乡心切，于1295年返回故乡。当她看到家乡百姓仍在使用落后的工具纺纱、织布，效率低而且辛苦时，她就把从黎族人那里学习掌握的治棉工具和操作方法，加上汉族原有的丝麻纺织经验糅合在一起，应用在棉纺织上，并传播给当地百姓，改进了从轧花到织布一系列的棉纺织生产工具。例如原来弹花用小竹弓和手指，她教会人们用大弓椎击法，原来纺纱用单锭纺车，她改为三锭纺车，在织染方面，她教会人们怎样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织出各种美丽的图案。她还教当地妇女怎样织作被面，使得乌泥泾被在全国声誉鹊起，非常有名。她的家乡松江乌泥泾，在元代初年，还是民食不足自给的地方，由于她对棉纺织的提倡，使当地棉纺织业不断发展起来，家家户户也殷实了，更为后来明朝时松江地区享有的“买不尽松江布”的繁荣景象打下了基础。松江人民为感激黄道婆在棉纺织业的贡献，特地为她立祠堂，定期祭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