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尔理论”提出后，许多后起之秀在研究“玻尔理论”的过程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这使玻尔深深地感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科学研究必须依靠众人的力量和智慧。”1918年，他向哥本哈根大学倡议成立理论物理研究所。在丹麦政府、卡尔斯堡基金会和私人的捐赠的财政支持下，理论物理研究所于1921年3月正式落成。玻尔担任了第一任所长。
玻尔鉴于他在剑桥受挫和在曼彻斯特大学与业师著名的卢瑟福情同父子的经历，使得他认识到良好的治学风气和对青年学者的培养是多么重要。在研究所里，玻尔经常组织各种科学问题的讨论会。人们在会上活跃地进行争论，经常将作息时间打入“被遗忘的角落”之中，而且经常搞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大家给玻尔起了一个外号叫“教皇”，而他的学生罗森菲尔德，被叫作“教皇”的“唱诗童子”。有一次有人向玻尔指出玩笑开得太多，我们的“教皇”微笑着说：“有些东西那样地严肃，以致你必须开开他的玩笑。”当有一位来访者抱怨说：“在你的研究所里，似乎什么东西也不会被看得很认真。”生性幽默诙谐的玻尔，耸耸肩膀，摊开双手说道：“是呀，这种态度适用你这句话。”又有一次，一个来访者在研究所里做了一个学术报告，事实显得有点灰溜溜的，别人问他怎么了，他翻了翻眼皮说：“玻尔说我的演讲”很有趣“。据说”很有趣是波尔对别人的工作所提出的最严厉的观点。当玻尔对别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时，常常预先说明：“这不是为了批评，而是为了学习。”这句话居然成了玻尔的口头禅，并且刊登在他的同事为他祝寿所编的《诙谐物理学期刊》的封面上。
玻尔还非常注意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每当物理学中出现了什么新问题、新倾向和新思想时，人们多半会被玻尔邀请到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来，交流看法，分析形势，开展辩论。在1926年9月，薛定谔受玻尔之邀来访时，据海森伯回忆，玻尔“像一个神智不清的狂想家”那样地对薛定谔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另外，玻尔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1922年，他在德国格丁根讲学时，发现了两位很有才华的青年学者，他马上就热情地邀请他们前往哥本哈根，后来想方设法把他们俩“诱拐”进了他的研究所。这两人就是泡利和海森伯。后来，伽莫夫对大名鼎鼎的玻尔颇为仰慕，从剑桥来到了哥本哈根，当玻尔要挽留他时，与玻尔相见恨晚的伽莫夫不无遗憾地说：“尊敬的玻尔先生，没办法，我的奖学金不够了，我只能在这儿呆一天。”求贤若渴的玻尔马上说：“没关系，我给你提供奖学金，留在这儿吧！”伽莫夫望着玻尔真诚的眼睛，深深地被打动了，欣然地留在了哥本哈根。从此伽莫夫与玻尔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成了研究所中以“调皮”而闻名的一个人才。在1961年，玻尔访问苏联时，朗道问他有什么秘诀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玻尔回答说；“没有什么秘决，只是我不怕在他们面前显露我的愚蠢。”玻尔正是以这种以诚待人的态度赢得了年轻人的心。
玻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研究所中培养起一种独特的、浓厚的、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合作的学术气氛即所谓的“哥本哈根精神”。这种精神使得理论物理研究所成了世界上神往的学术乐园。有人说：“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在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们眼中，哥本哈根就是他们的麦加圣地。”又有人说：“这个研究所。后来成了柏拉图学园以后唯一最负盛名的研究中心。”又有人说：“有一种‘欢天喜地的精神’弥漫在他的研究所中，而玻尔本人也是以他那种在足球场上驰骋角逐的热情来探索科学问题的。”正是在这种乐观向上、亲切活泼、无拘无束的治学风气中，玻尔和他的同事们的科学成果一批批地层出不穷。1920年，玻尔提出了“对应原理”和“并协原理”，并且根据他对元素周期的解释预言了七十二号元素——铪。1922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玻尔所创建的“哥本哈根精神”是留给我们后人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在问题讨论中所起的组织作用、引导作用和启发作用，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