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一出出的博弈。在历史对弈中，有的人胜出，有的人出局，都很正常。但也有异常之处，那就是在对局之中常常有那些幕后推手。他们可能深藏不露，躲于历史的帷幕之后，只要一到紧要关头，往往就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甚至会左右整个弈局的胜负。历史的巨轮也因此改辕易辙。
吕不韦，战国末年的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后为秦国丞相，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里在城南大吕街。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国丞相，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其门客有三千人。吕不韦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结识异人，奇货可居。
据史书上记载，吕不韦约生于赵惠文王九年(前290年)至赵惠文王十九年(前280年)之间，卒于赵王迁元年(前235年)。关于他的家世，史书上也已无从记载。在吕不韦出生的年代，卫国已经日渐衰落，社会动荡不安。幼年时代的吕不韦目睹了自己国家的衰败，深刻感受到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所以，吕不韦在很小的时候就很关注政治。
吕不韦成年后奔走于各国做生意，后来经商到了韩国，成为当时阳翟县(今河南禹县)的巨富，号称“家累千金”。在吕不韦生活的那个年代，商人们经常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所以很多人在政治上都非常敏感，也有不少的商人参与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表现出很高的水平。吕不韦也不例外，因为如果在政治上一旦投资成功可比单纯做生意的获利大多了。
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吕不韦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做生意，遇到了在赵国充当人质的潦倒的秦国公子异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之间彼此相互攻打，没有什么信义可言，相互的猜忌也随之加深，所以他们就采取互相交换人质的方法来巩固盟国之间的关系，或者用向强国贡奉人质的方法来表示对其臣服。大多数充当“质”这个角色的是君王的太子，也有君王的孙子或是对方朝中重要的官僚。
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当时在位的秦昭王的孙子。当时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排行居中，且异人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安国君宠爱。基于多重原因，异人就被秦国送往赵国当人质。当时，秦国多次进攻赵国。异人身处敌国，处境非常危险。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在战场上被秦国打败的赵国君臣回来后一定会拿人质异人当出气筒；呵斥、凌辱是家常便饭，有时连起码的生活条件都不给他提供。所以异人的生活是非常拮据的。由于吕不韦对当时的政局一向非常关心，所以当他在邯郸街头巧遇秦国落魄公子异人时，商人的投机心理促使他立刻认为此人“奇货可居”，是一个可以收买、进行政治投资的对象，于是决定用金钱来帮助异人谋取王位继承人的资格。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吕不韦具有相当大的野心。众所周知，我国古代长期有一种传统观念，就是“重农抑商”。商人虽然很有钱，但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尤其是很多的士人不愿意和商人为伍，认为他们身上沾满了铜臭气。所以吕不韦也不甘心长期做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商人，一直在寻找机会改变这种局面。当然，也只有在已经了解天下形势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他在看见异人的时候，立刻萌生出了在他身上投资的念头。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后，吕不韦曾回家与他父亲商量。他问父亲：“我辛勤地劳作能够获得几倍的利润呢？”他的父亲回答：“能获得十倍的利润。”吕不韦又问：“我要是做珠宝买卖能获得几倍的利润呢？”他的父亲回答：“能获得百倍的利润。”吕不韦接着问：“那我要帮助别人立一国之君，这又能赢几倍利呢？”他父亲回答道：“能赢无数的利啊！”吕不韦得出结论说：“看来，我现在努力耕田，也不见得能吃饱穿暖；而要是帮助立一国之君，那从中得到的益处可以传之于后世。这种有大利可图的事值得去尝试啊。”从此，吕不韦弃商从政，开始了他大半生的政治生涯。
于是，吕不韦主动去拜访异人，声称能叫异人的门庭扩大起来。异人认为他是开玩笑，待弄清来人的身份是个商人时，轻蔑地笑道：“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吕不韦对这样的冷嘲热讽并不在意，继续说：“您有所不知，只有使您先发达了，我才能发达。”异人被他的话打动，忙请他坐下深谈。接下来的一番谈话，显示了吕不韦的口舌之才。吕不韦说：“秦王现在老了，立的太子是安国君。而太子最宠爱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又没有子嗣。现在您有二十多个兄弟，而您又排行中间，且得不到宠幸，还长期在敌国做人质。一旦大王去世，安国君做了秦王，请问您哪有机会去争做太子呢？”他的一句话说到异人的心坎里去了。
他忙问吕不韦：“那可怎么办？”吕不韦说：“现在有能力左右立继承人的只有华阳夫人。我虽然也不是很富裕，但我愿意拿出千金，替您去游说，帮您成为秦国的继承人。”异人听了这话真是喜出望外，连忙向吕不韦许诺：“如果能够做到，我当秦王后，一定把秦国分一半给你，与你共同治理。”吕不韦要的就是这句话。商人总是唯利是图的。
吕不韦拿出五百金给异人，让他广交天下的诸侯宾客，而自己拿着剩下的五百金，购买了一批奇珍异宝，准备西游秦国，游说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吕不韦先是以异人的名义买通华阳夫人的姐姐，把用重金买来的奇珍异宝献给华阳夫人，为异人在华阳夫人那里留下好印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吕不韦见到华阳夫人后，向夫人说异人非常贤德，还说异人在赵国做人质期间，把夫人当作自己的天，没有一天不在思念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常常在思念中泣不成声。华阳夫人听了这样的话当然非常高兴，对异人又有了一个很好的印象。接着，吕不韦又劝说道：“女人得宠靠的是什么，还不是因为她年轻貌美，但女人的容颜是最容易衰老的。一旦您年老色衰便会失宠，最好的办法就是趁您现在受君王宠爱的时候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但是您又没有子嗣，不如及早在安国君的众公子中选一位合意的作为您的儿子。现在，异人十分贤德孝顺，而他在敌国做人质，他的母亲又不受宠。如果现在您把他认作您的儿子，并帮助他成为太子，在关键的时刻帮助了他，他当上了国君，自然不会忘记您对他的恩德，会终生感谢您。这样一来，您的地位不也就保住了。”
吕不韦一开始就展现出他惊人的论辩能力，这也可能跟他从事的商人职业有关系。接着，为了巩固这个结果，他又来到华阳夫人弟弟的住所，采用的手段和说服华阳夫人的办法大同小异。
在吕不韦不停为异人游说的过程中，两人的关系也在逐渐升温。一次，异人去吕不韦家中吃饭，在宴席间看到一个能歌善舞的美貌歌姬，一问，才知道是吕不韦宠爱的女人，叫赵姬。异人十分爱慕，求不韦割爱给他。于是，吕不韦就把她送给了异人。不久赵姬便生下一子，取名政。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在异人回到秦国拜见华阳夫人过程中，为了令其讨得华阳夫人的欢心，吕不韦也是下足了功夫，可谓是煞费苦心。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所以在异人拜见华阳夫人的时候，吕不韦让异人穿上楚人的衣服。果然，华阳夫人十分高兴，认为异人很有心。会面之后，吕不韦就将异人改名为子楚。华阳夫人在安国君面前极力推荐异人，让他来做王位的继承人。枕边风还是很厉害的。终于，安国君同意把异人立为太子。
至此，吕不韦耗费了万贯家财，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让异人回到了秦国。异人也被立为太子。这也为异人以后成为秦国的君主，吕不韦成为秦王朝的开国功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人在评价吕不韦的时候说他只是一个善于投机钻营的商人，说的也对，但不是很全面。吕不韦确实是一个商人，靠着商人善于经营的头脑，敢于冒风险。照现在的话来说，吕不韦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风险投资家。他凭借高投资，取得了高回报。同时，他也不仅限于是一个商人，他还是一个野心很大的政治家。他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富商，拥有万贯家财，但他的眼光要更为长远，这些都为以后秦国的统一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因为他在政治上的不短视，秦国才会在他的辅助下取得了那样辉煌的成就。从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起，到秦王政十年(前237年)免职，吕不韦在秦国专权13年。而这一历史阶段，正是秦国军威大振，统一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应当说，秦实现统一，在吕不韦专权时就大势已定。对于后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建立，吕不韦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论其功业，吕不韦可以与商鞅并列。
位极人臣，奠定统一基础。
在吕不韦当政的13年(前250—前237)间，根据《史记》、《战国策》、《吕氏春秋》及其他史书记载，他做了不少有利于秦国稳定、强大的事情。
秦在春秋初期还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弱国，在秦穆公时虽然一度强盛，并列为五霸之一，但其势力并没有越过关中，不久又衰落下去。直到战国时的商鞅变法之后，秦的国势才迅速壮大起来。历经惠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四世的武力征服，秦对山东六国已占有很大优势。商鞅变法时立有“计首授爵”、“尚首功”的政策，即在战争中以斩获敌人首级的数量以赏军功。这项政策对提高秦军的战斗力，无疑会起到促进作用；而它的副作用也是明显的，造成秦军在战争中杀戮过重，乃至大屠杀的严重恶果。大屠杀引起了山东六国的惊恐和拼命抵抗，使秦在统一战争中遇到了极大的障碍。连坑杀赵卒四十万的秦将白起也看到了大屠杀的严重后果，所以当昭襄王再次派他率兵攻打赵都邯郸时，白起就坚不受命，力劝昭襄王不要出兵。
但秦昭襄王迷信武力，一意孤行，乃先后派王陵、郑安平两次伐赵，结果都是损兵折将大败而归。主帅郑安平降赵。事实说明秦若不放弃“计首授爵”和“尚首功”的大屠杀政策，要想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吕不韦当政期间，改弦更张，施行“王者之治”，提倡“义兵”。吕不韦所讲的“义兵”，其“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交，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信与民期，以夺敌资”。“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矣。”“义兵”就是为民除害，而不扰民，更不乱杀人。这样，“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正由于吕不韦提倡“义兵”，放弃了“计首授爵”政策，在他当政的13年期间，除秦王政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外，再没见大屠杀记录。之后尉缭子继续执行吕不韦的“义兵”政策，减少了统一战争中的阻力，使秦得以势如破竹而统一山东六国。
古今中外所有国家在制定兴国方略时，都有个收罗人才、重用人才的问题。战国时期形成的养士之风，就是收罗人才、争取人才的体现。吕不韦招致宾客三千，不仅仅是为了编一部《吕氏春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一语道破了其真实目的：“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土，欲以并天下。”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包括编写《吕氏春秋》在内，都是为统一天下服务的。事实上，吕不韦这一目的基本达到了，如提倡“义兵”扭转了秦统一战争的形势。吕不韦招致的宾客中有一位荀卿的高足上蔡人李斯，后来当上了秦始皇的廷尉、丞相。他实际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的执行人。据此而说吕不韦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奠基人是并不过分的。
关中是秦国的根据地，巴蜀是秦国的大后方。但关中地多碱卤，粮食产量不高。四川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修建之前也是地瘠民贫，而在吕不韦当政之初，又遇到连年灾荒。秦王政三年，“岁大饥”。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大疫”，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粮食问题。郑国渠、都江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而修建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郑国渠兴建于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凿泾水为渠，长三百余里，数年修成，能灌溉“泽卤之地四百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据《华阳国志》记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按孝文王即位仅三个月就病逝计，李冰修都江堰动作再快，也要在庄襄王即位后才能兴工。这时吕不韦已为丞相。那就是说修建都江堰也是在吕不韦执政时期(都江堰在前230年完工，时吕不韦已死)。都江堰工程比郑国渠还大，修成能灌溉三个郡，还可开发稻田。“于是蜀郡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自郑国渠、都江堰修成后，关中、四川才成为秦国的大粮仓，民食军粮问题才得以解决，秦国的经济实力才超过山东六国，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吕不韦不仅关心水利事业，而且更关心农业生产的科学化。在《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文章专门讲农业生产科学化的问题，对农业经营管理、土质的好坏、植物种植的疏密、耕种是否适时等问题，都进行了阐述和论证。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对这四篇文章作过简短而精辟的评论，认为这是“农业经营组织和生产技术最高水准的总结。他们所指出的较细密的农业经营办法，不只对当时起了指导教育作用，而且其经营技术到今天也还广泛地被应用”。
有了充足的水利灌溉条件，再加上农业生产科学化，秦的粮食产量迅速提高，达到亩产一钟的高水平。据《汉语大辞典》所载《中国历代衡制演变测算简表》测算，秦时一石，相当于今30360克，合60。7市斤；一钟约合今386市斤。这不仅在战国七雄中是最高的亩产量，就是在当时世界各国中也居于领先地位。
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为政治指导思想。法家的法治及耕战政策虽然对巩固封建新兴政权和秦国的富强起了积极作用，但其残暴寡恩，对内的严刑峻法，对外大屠杀的负面作用已开始暴露，遭到秦国及山东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就是要以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来代替法家思想。由于《吕氏春秋》融会了儒、墨、道、法、兵、农、名、阴阳等各家学说，故被称为“杂家”。但所谓杂家，并不是各家学说的“拼盘”和“杂凑”，而是在吕不韦的思想意图指导下吸收各家之长而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确实是吕不韦有计划、有目的地采取各家学派有益的治国方略及其学术特长，而让他的宾客集体完成的治国治世的指导书。其历史观、政治主张及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在当时来说是先进的和切合实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