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画大师潘天寿曾说“昌硕先生无论在诗文、书、画、治印各方面，均以不蹈袭前人，独立成家为鹄的”“卓绝而特殊的风格，为左右一代的大宗师”。
吴昌硕(1844～1927年)，初名俊卿，字仓硕，号缶庐，江西吉安人。他自谓“四十始学诗，五十始学画”，而篆刻、书法学习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早年因无钱购买纸墨，就在自家屋檐下放置一块大青砖，用败笔蘸清水写大楷。每天清晨开始摹写，连续几个小时不停歇。无钱买篆刻用的石章，只好在方砖、瓦片上刻字，有时偶得石章，也要刻到无法再磨方罢。童年的吴昌硕奋发图强，加上家学渊源的熏陶，为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初他以篆刻名世，后肆力于书法、绘画，带动其他各项艺术齐头并进。
在书法上，吴昌硕从师法颜真卿入手，再由唐溯魏，“学钟太傅(繇)二十余年”，二家笔意相互交融。二十六岁时，他负笈至杭州随俞樾学习，后至苏州师承杨岘，与书法界名流吴大激、杨沂孙、沈曾植、郑孝胥等皆有来往，遍观诸老所珍藏的彝器碑版及历代名帖，眼界太为开阔。
吴昌硕四体皆工。他的行草书以欧阳询、米芾、王铎为师，四十多岁时的行草作品纵横豪宕、丰神洒落，颇得王铎神笔。五十岁时从唐代李邕、宋代黄庭坚以及晚明诸家中探求精神体势，博采众长，尤得益于祝允明、黄道周、倪元璐等人的奇矫风韵。六十岁时确立自己行草面目。
隶书是吴昌硕艺术中的强项“早年隶书学《礼器碑》《张迁碑》，求方整沉稳”，表现其阳刚之美。后来转向《祀三公山碑》《嵩山太室》《裴岑碑》，常有会心之处。吴昌硕尤其专注于《祀三公山碑》，此碑处于“由篆变隶之渐”，似隶非隶，属于字体衍变中的“边缘书体”，师法此碑难度很大，但有利于同古人拉开距离，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晚年吴昌硕在隶书中掺《石鼓文》笔势，圆湛俊伟，其波磔隼尾之笔，内含沉郁之势，篆隶相融、鬼斧神工。
在诸体中，吴昌硕以书《石鼓文》最为着名。
《石鼓文》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篆体，结字方正疏朗，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吴昌硕从三十多岁起主攻《石鼓文》，其用笔豪肆，掺以草法，在结体上将《石鼓文》改造成长方形、上紧下松、左低右高，虚实相生，形成茂密俊伟、深灏雄阔的“吴氏石鼓”形象。吴昌硕自称“临气不临形”。他兼取《散氏盘》《毛公鼎》以及秦代琅琊刻石、秦权铭等，陶冶变化，已臻化境。他自称“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着名书法家沙孟海评道：吴昌硕先生写石鼓，“早、中、晚年各有意态，各有体势，与世推迁……六十左右确立自我面目，七八十岁更恣肆烂漫，独步一世。自从《石鼓文》发现一千多年来，试问谁写得过先生？”吴昌硕以他高超的书艺天才，荣任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
吴昌硕书艺精湛，人品情操亦为后人所赞颂。
他五十一岁时参加甲午之战，北上御敌：征途娘险，在所不辞，表现其热爱祖国的赤诚之情。为了抢救卖给外商的国宝《汉三老碑》，吴昌硕奔走呼号，挥毫义卖，筹备八千元巨款赎回国宝，建立石室永久珍藏。在他名扬海内外时，仍然清苦节俭，教育儿孙后代勤俭治家，助人为乐。
在培养后学方面，吴昌硕不分门第，视才培养，方式多样，总是殷殷教诲、寄以厚望，陈师曾、赵古泥、齐白石、潘天寿、沙孟海、王个籍等人皆受其教泽而成为一代大家。
吴昌硕着有《缶庐集》《缶庐印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