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疑难病的概念
什么是疑难病？哪些病属于疑难病？古今论述虽多，但尚无准确的概念。近年来随着中医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有关疑难病的概念及证治方面的讨论日渐增多。许多中医前贤和近代精英，从他们各自的实践认识和理解出发，对疑难病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迄今为止，尚未取得共识。为了探讨有关疑难病的证治，有必要首先对疑难病的概念求得明晰的认识。
“疑”之涵义，《辞源》《辞海》皆释为“迷惑”“犹豫不定”“是非不决”“疑惑费解之事”；“难”则释为“艰难”“不容易”“难为”等意。因此，从字面意思讲，所谓疑难病，就是症状纷杂，证候疑似，辨证不易，诊断难明，疗效不佳的一大类疾病的总称。
“疑难病”一词，虽然是近代才广泛应用的一个概念，但古代医家在许多医籍中已经广泛应用了与此类似的概念。《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早期经典医籍中，对一些医家困惑不解、疗效不佳、预后不良的疾病，多断以“难治”“难已”“不可治”“不治”“死不治”“死”等概念来描述。《素问·玉机真脏论》指出：“形气相得，谓之可治，……形气相失，谓之难治。”《灵枢·九针十二原》曰：“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其后历代医家都从自己的认识水平出发，对疑难病的概念进行各种论述。尤其是明代医家张景岳曾明确地论述到：“医不贵能愈病，而贵能愈难病……病之难也，非常医所能疗。”指出了疑难病的辨证与治疗是衡量—个医生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
近年来，随着中医学术水平的进步和人们对医疗水平要求的提高，对疑难病证的讨论日趋活跃，人们对疑难病的慨念认识也日趋一致。裘沛然认为疑难病应当是“各个系统中迁延不愈的疾病”；重庆市中医研究所认为“疑难病是病情复杂，易于误辨误治的病”。全国首届疑难病学术会议指出：“疑是疑惑不解，认识不清，诊断上难于定论；难是治疗上有难度，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疑，不清也。所谓难，不易也。疑与清，难与易，只是相对而言。疑难之中，必有奥秘。一旦认识其奥秘，掌握奥秘，那也就无所谓疑与难了。……在一定时期内，被多数医家所公认，临床各科各系统中具有难辨、难治的病证，才能称为疑难病证。”《中医难证论治》一书前言认为：“历代之名医，其载誉于世，常以善治疑难之疾而扬名。盖疑难之疾，多为证候错杂，病症重笃、变化剧速，脉症证相矛盾，给准确辨证造成困难。因此临证处理，易于出现虚实失辨，寒热失别，标本失断，方药失选之误。”
由上可见，有关疑难病的记载早在春秋及两汉时期就有了，只是名称不同而已。近年来有关疑难病的论文、专著及专题学术会议逐渐增多，人们对疑难病的认识也日趋一致。不论哪位学者，说法有什么不同，都认识到疑难病是广泛存在于临床实践中，经常可以遇到的一大类疾病，它们分属于各科各个系统中，以症状疑似、难辨难治为主要特点。而且中医所谓的疑难病，绝大部分是可防可治的，或者经过治疗可以改善病情，减轻痛苦。疑难病的疗效易受理论水平、临床经验的影响，辨治疑难病是中医水平高低的集中体现，故而应当受到重视，值得专门研究讨论。
二、历代医家对疑难病的认识
《内经》认为在疾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其病情复杂，治疗难以取效，预后不良的病证称为逆证、死证，与现代所称之疑难病类似。主张对疑难病应从色、脉、证、时等多方面进行判断。《内经》所载疑难病，据初步统计有20余种，最主要的有：真心痛：《灵枢·厥病》曰：“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素问·厥论》亦云：“手心主少阴厥逆，心痛引喉，身热，死不可治。”明确指出真心痛病情之危重，预后之不良，当属疑难病无疑。击仆偏枯：《素问·通评虚实论》等篇指出本病的病机为过食肥甘，痰湿闭窍阻络，或正气不足，外感邪风，或因气血不足经络瘀滞所致，并从舌转动之灵活与否判断吉凶，从语言神志方面与痱病鉴别。顽固性头痛：《灵枢·厥病》曰：“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青至节，死不治。”明确论述了本病的难治性。积证：在《内经》中积证有肥气、伏梁、息贲、息积、奔豚、瘤、石瘕、肠覃等病，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本类疾病的症状、辨证的疑似和治疗、预后不良等内容。
其次，对臌胀、癫狂、消渴、厥、痉、痹、水肿、疝、膈、疠风、温热病等等，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其诊治具有疑难特点。《内经》提出“治病必求其本”以及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治疗原则，对于疑难病的治疗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综上可见，《内经》中早已记载了20余种至今仍为疑难病的病因、病机、证治等方面的内容，并从其难诊、难治及预后吉凶等方面论述了疑难病所具有的一些特点，是迄今为止有关疑难病方面的最早文字记载。
《伤寒论》作为我国第一部论述多种外感疾病和内伤杂病辨证论治的典籍，在辨证治疗疑难病方面奠定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在东汉以前，外感病对人民健康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正如张仲景所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可见其死亡率之高，危害性之大。在《伤寒论》成书以前，以当时的认识水平，外感病中相当大的部分当属疑难病无疑。《金匮要略》所载之杂病，诸如“痉、湿、”“百合、狐惑、阴阳毒”“疟病”“脏结”“中风历节病”“胸痹心痛”“消渴”等病中，即使现在也有许多病证仍属疑难病。值得指出的是，自《伤寒论》《金匮要略》所开创的理论和经验问世以后，使不少当时所谓的疑难病为之消解。可见疑难病是有一定时限性的。常常随着新理论、新方法、新方药的创立和问世，一部分疑难病证的诊治也就迎刃而解了。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记载的1700多种病证中，内科疾病占绝大多数，其中对消渴、水肿、黄疸、虚劳等疑难病均设专篇讨论，尤其对其产生的病因病机论述甚详。
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记载的大量民间单验方，如黄连、白头翁、苦参治疗痢疾，常山、蜀漆治疟，槟榔驱绦虫，羊、鹿甲状腺治甲状腺肿大，牛羊肝治夜盲症，桂心、乌头、蜀椒、吴萸、干姜等治心痛等等，对于治疗疑难病启发良多。唐代王焘的又一名著《外台秘要》中记载的验尿(尿甜)对于诊断糖尿病和帛浸染验尿判断黄疸轻重，对于疑难病诊断有一定创新。
宋代医家对疑难病的论述比较深入细致，尤其专科研究和专著增多。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对妇科学的进步和妇科疑难病多有贡献。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对儿科四大疑难病证(麻、痘、惊、疳)论述甚详，其所记载的六味地黄丸，是治疗不少疑难病证的有效良方。葛可久的《十药神书》中记载了不少治疗虚劳血证的有效方剂。
宋金时代刘完素阐发火热论，把《素问》病机十九条中属于火热病证的范围予以扩大，而其中的许多病证如癫痫、狂、躁等皆属疑难病；他所倡导的“六气皆从火化”及其治法，不仅为温病学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而且对发热性疑难病证治亦有指导意义。张从正的攻邪论对于疑难病的证治颇多启发，特别是他对汗、吐、下三法的发挥和临床应用，给人们治疗疑难病以新的启迪。朱震亨的“阳有余阴不足论”又为疑难病的证治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他所发明的“相火为元气之贼”“阴常不足”，治宜养阴泻火滋阴等理论和治法，将一些当时内科疑难病的证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张元素以脏腑寒热虚实来分析疾病发生与演变，探讨脏腑虚实病机，又发明性味归经及引经报使的理论，对于指导临床各科及疑难病的用药，甚有参考价值。朱丹溪发展了痰瘀学说，倡治疑难之病，重视治痰治瘀，他认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百病多有兼痰”“怪病多痰”，因此对临床一些罕见的奇怪之病，用痰病理论指导治疗，为疑难病的研究提出了一条新的途径，至今仍为众多医家所应用，而且确实能解决不少疑难问题。李杲创立的“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及其发明的升阳泻火和甘温除热的用药法度，不但为脾胃理论奠定了基础，而且其理论和方药解决了当时不少疑难杂证，时至今日在疑难病的证治中也很有进一步发掘的必要。其后人，如明代的张景岳、薛立斋等人，宗其说又有不少创造，在不同的时代都为疑难病的证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根据阴阳互根观点提出的“善补阳者必先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对于一部分疑难杂证的组方治疗提出了重要的原则。他还专列“杂证谟”一篇，专述一些疑难杂证的证治。
清代医学发展较快，医学新理论不断产生，医学著作也甚丰富。温病大师叶天士有关温病理论的确立及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人对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使长期困扰医生们的一些外感热病，有了新颖的理论指导和理想的疗效。叶天士所创的“久病入络”的理论和养胃阴的理论，使一些久病难愈之疾有了新的治疗准则，增液汤、叶氏养胃汤等众多的方药，化解了不少当时的疑难之证，现在不少学者仍在《临证指南医案》等名著中寻找诊治疑难病证的理法方药，可见其影响之深远。除此而外，清代的专科著作的问世，使各科疑难证的治疗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清代医家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一书，对中医理论贡献良多。他有关气滞血瘀和气虚血瘀的理论较之前人有不少发挥和开拓，他所创立的补阳还五汤、血府逐瘀汤、通窍活血汤等几个活血祛瘀方剂，使不少疑难病证在机理上有了新的认识，临床治疗上确实提高了疗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清代又一医家唐容川对血证方面造诣颇高，他在《血证论》一书中提出的止血四法，即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很有独到见解，对于血证中的疑难病证治疗，很有指导意义。
简单回顾中医疑难病的历史和相关理论，使我们认识到，疑难病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从医学理论建立之日起就广泛出现于临床医家面前，迫使医家探讨研究，寻求解决办法。历代医家从各自的临床实际出发，积累了不少诊治疑难病的理论、方药经验，其中许多理论方药现在仍是我们析疑解难的妙法良方。而且我们发现，每一种从临床实践中产生的理论和经验、方法，都能对疑难病证的诊治产生积极的影响，使不少疑难病防治获得新解和新法。我们今后在研究疑难病防治方面，既要认真地大力发掘总结前人积累的经验，又要不断创造新的理论，发现新的方法，发明新的方药，从而开拓疑难病防治的新局面。
三、疑难病与难治病的异同
1.疑难病与现代难治病一般认为，疑难病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比较笼统，范围颇广。临床各科均有不少疑难病。从诊断和治疗两方面而言，“疑”主要是症状病机错综复杂，因而疑惑不解，认识不清，诊断和辨证上难以定论而言；“难”主要是治疗难，久治无效或缺少有效的治疗方法。
中医所谓疑难病，一般具有以下5个特点：症状疑似，身患多种疾病，难于辨别。病机复杂，一人往往虚实互见、寒热错杂、六淫七情同病。症状奇特、少见，难辨难治。病程漫长，邪盛正衰，或正邪俱衰，久治不愈。诊断易明，辨证也易，但目前尚无较好疗法者。
而现代难治病是一个较新的概念，既有其历史界限又有学术界限。现代难治病是为目前各种医学体系所公认的，不以个别国家、个别医生的诊疗水平而变动，也不受经济、文化、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所制约的一大类疾病。
疑难病与现代难治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均以难治为前提。疑难病主要指中医范畴内的疾病而言，除难治外，还有难于辨证和诊断之意。但不少疑难病是可辨可治的，是受临床经验、医疗水平制约的。难治病是西医学领域中的一个概念，诊断并不难，难在世界公认无有好疗法或疗效不佳。
2.疑难病与奇病奇病主要特征是稀奇少见的奇病、怪证，如胃腑奇痒、鼻孔冒冷气、阴吹、奔豚气、奇恒痢、子午热以及一些症状古怪，古今医籍尚无记载的罕见病。这类病由于其罕见性和奇特性，临床上极易误诊误治，或者医者遇见而茫然无措。奇病中大部分具有疑难病特点，可归属疑难病。但因其有稀奇少见的特点，与疑难病又有些不同。对于阅历丰富善于思考的老医师来说，奇病中的一些病并不难治，仅仅是少见而已。罗元恺说：“世所称之奇难杂证，主要由于这些病比较复杂，顽固难愈；又或较为少见，故名之曰奇、曰难。其实，奇与难乃相对而言耳，医者接触这种病比较少，对病情了解不多，故认为奇”，对奇病的概念论述比较清楚。
3.疑难病与杂病杂病之名，最早见于《灵枢·杂病第二十六》，由于其论述范围较广，且病种较多，故名杂病。杂病在概念上，主要是与外感病相对而言，一般称为“内伤杂病”。如《金匮要略》一书，古人称之为“杂病论”，实系内科为主的多科疾病。元代太医院有杂病科，明代张景岳著有《杂病论》，清代吴谦《医宗金鉴》有《杂病心法要诀》。清代沈金鳌的《杂病源流犀烛》是一部理法方药赅备的杂病专著，其内容包括中风、类中风、痉病等。因此，杂病中有属疑难病者，也有属内科一般病证者。后世杂病的概念有一些变化，但与疑难病并不相同。杂病中具有疑难病特点者，可归属疑难病范畴，但多数仍属内科常见病范畴。妇科中常将不孕、崩漏、子宫脱垂等病称为“妇科杂病”，乃是与经带胎产病相对而言。
4.疑难病与危重症危重症是指病情危急重笃，或预后不良，治疗上需及时进行抢救的一类疾病，具有病情凶险重危和病势急迫的特征，如高热、抽风、昏谵、急黄、中毒、大出血等。危重症中的一部分疾病具有疑难病特点也属疑难病范畴，但更重要的是所具有的危、急、重、险特点，不能与疑难病混淆。
5.疑难病与肿瘤肿瘤，特别是晚期癌症，是世界各国医学界公认的难治病，在中医界当属疑难病无疑。但癌症这个世界医学的难题具有的难治性尤其突出，其治疗方法、转归和预后与一般疑难病有本质的不同，因此，可以认为癌症是疑难病中的一类特殊难治病证。它与一般的疑难病有明显区别。从诊断上讲，癌症的诊断借助现代科学的方法，已不是太难，但其治疗，中西医均认为属于“难治病”，尽管有些癌症应用现代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可以治愈，但毕竟是少数。因此说癌症是疑难病中一类特殊的难治病。也有学者认为不能把癌症包括在疑难病范畴内。
四、中医内科疑难病的范围
中医疑难病范围很广，临床各科均有不少疑难病。这与西医认为的难治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些疾病，中西医专家都认为属于疑难病，如臌胀(肝硬化)、消渴(糖尿病)、中风中经络(脑栓塞)、水毒(尿毒症)等。有些西医认为的难治病，对中医来说，正是其所长，如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乙型肝炎等，而中医有些疑难病，在西医看来并不难治，有的已经解决或可以解决，如结核病、癔病等。
由于对于疑难病的范围，古今并无统一认识，而且对有些疑难病看法不统一，有人认为属于疑难病，有人认为不属于疑难病，即使公认的疑难病，其难易程度也有差异，所以要准确划定疑难病范围是比较困难的。现就中医内科领域中看法比较一致的疑难病按西医学名词简列如下：心系疾病：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肺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心肌病、心肌炎、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等。肺系疾病：肺气肿、肺纤维化、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矽肺等。脾胃系统疾病：萎缩性胃炎、溃疡病、溃疡性结肠炎等。肝胆系疾病：慢性活动性肝炎、慢性乙型、丙型肝炎、脂肪肝、肝纤维化、肝硬化、肝胆结石等。肾系疾病：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肾盂积水、尿毒症、尿血等。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癫痫、脑积水、痴呆、乙脑后遗症、中风后遗症、脑震荡后遗症、脊髓灰质炎后遗症、脊髓空洞症、神经根炎、神经官能症、舞蹈病、一氧化碳中毒、偏头痛、老年性痴呆、精神分裂症等。内分泌疾病：糖尿病、肥胖病、尿崩症、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低下、性早熟、肢端肥大症、席汉氏综合征等。血液及胶原性疾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过敏性紫癜、红斑狼疮、血小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病、鱼鳞病、血友病、高血脂病等。其他：大骨节病、骨关节结核、骨坏死、骨髓炎、骨质疏松、骨质增生、侧索硬化症、进行性肌萎缩、挤压综合征、梅尼埃综合征、脱发、不育症、艾滋病、癌症等。
五、研究疑难病的重要基础
疑难病研究在祖国医学中的地位近年来不断升高，有关疑难病的概念运用越来越多，疑难病的专著、论文呈直线上升。中医学术界也相继成立了疑难病专门研究机构，召开了多次疑难病专题学术会议，使疑难病在祖国医学中的地位更加受到瞩目。
疑难病本是一大类疾病，据有的学者统计，仅国内1950～1989年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中医药治疗现代公认的难治病的文献就达18000余篇之多，涉及120余种病证，其中多数病证的文献报道量在100篇以上。1980年以后，国内中医界有关疑难病经验总结报道的文章日渐增多，各中医杂志每期都可见到一些中医名家或为中青年中医治疗疑难病的病案报道和经验总结文章、有的刊物还开设了疑难病专栏，全国或省级中医学术会议已组织多次大型的或专科专病的疑难病学术会议；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疑难病医院”“疑难病专家门诊部”“疑难病研究所”等专门机构已越发展越多，形成了一股中医研究治疗疑难病的热潮。
近年所见的中医治疗疑难病的专著不断问世，比较有影响的有由著名中医专家董建华教授主编的《中医疑难病案分析》一书，由董老及其高足撰写，举凡疑难病案均深入细致地剖析其疑难之处，有分析有论述，尤其是病案后的讨论分析，短小精悍，极有见地。熊寥笙所著《中医难证论治》，积作者60余年临床经验，既有平中出奇之验，还介绍了一些验方秘方，对治疗疑难病颇多启发。尚炽昌主编的《疑难病证名验方辑要》，分上下两册，收载65种疑难杂证古今验方和实用方剂，是疑难病专用方剂学。《奇症治验》由广州越秀区中医杂病医院黄振鸣编著，所载114种病证治验及按语，显示了作者深厚的中医功底和辨治疑难杂病的经验。邓铁涛教授主编的《奇难杂病新编》，汇集30多名名老中医87篇辨治疑难杂病的经验文章，对临证辨治疑难病甚有参考价值。王琦主编的《危重疑难病中医治疗进展》一书，收载全国21名名老中医共25篇危重疑难病中医治疗研究进展的综述文章，从中可以窥到多种疑难病证研究进展和动态，是研究疑难病的重要参考书。史大卓等主编的《常见难治病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书，汇集66种难治病中西医两法治疗的概况，并收集大量近代研究进展，为人们研究治疗疑难病开拓了视野。顾丕荣著的《疑难病诊治探幽》一书，展示了作者几十年治疗疑难病的心得体会，书中蕴藏着独到的真知灼见，值得临难一观。钟孟良的《中医治疗急难病证十二讲》，介绍十二种急难病证治疗经验，其中介绍了不少救急治难绝招。陈熠等编著的《难病辨治》，辑选了名老中医治疗疑难病的经验34篇，介绍了内、外、妇、儿各科十余种病的治验体会及疑难病的辨证治疗规律，内容翔实可供参考。李昌达的《疑难杂病治验录》收载各科疑难杂病医案142例，辨证立法处方用药自成风格，可供学习。巫君玉、白永波等编著的《现代难治病中医诊疗学》，洋洋100余万字，集现代医学界趋于公认的难治病108种，既汇集中西研究治疗难治病的研究成果，又突出中医治疗特色，可谓难治病资料之集大成者，是中医治疗疑难病之重要参考书。《碥石集》1～5集中诸位名老前辈的许多治难思路方法和处方用药规范，都给我们治疗疑难病献出了宝贵经验。还有焦树德、路志正、任继学等教授在他们的专著和文章中有许多是论述治疗疑难病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还有古今名医的大量医案和经验汇编，如《临证指南医案》《清代名医医案精华》《蒲辅周医案》《岳美中论医集》《黄文东医案》《难治病的良方妙法》《当代名医临证汇粹》《当代名医临证精华》等等，其中记载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疑难病治疗经验，从辨证立法、处方用药、精思擅变等各个方面，均显示了作者们深厚的中医功底、娴熟的处方用药经验，是研究疑难病的宝贵参考资料。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研究辨治疑难病已成为一大热门领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一些困扰人们身体健康的疑难病的治疗效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临床实际迫切要求当今中医学家们解决一些长期疗效不佳的疑难病，特别是一些西医认为无法治疗或疗效不佳的难治病。现在已有学者提出，把现代难治病作为中医临床的突破口，就像人们期望把危急重症作为中医科研的突破口一样。在疑难病防治中，对中医药寄托希望尤高。在中医乏人矛盾日趋缓和的情况下，对医术的要求日高，对高水平的医者要求愈迫切，这是近年中医药界人所共知的事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许多著名中医药专家正逐渐把他们的诊治重点转移到疑难病防治上来，他们通过复习文献，研究发掘中医学中固有的中医理论，借鉴他人经验，凭借现代科学手段，融合己长，几十年潜心研究某几个疑难病证，力求有所突破，有所发现，慢慢积累经验，逐渐成为治疗疑难病的名家高手。凡知名的中医药专家，莫不以能治危重急证和善治疑难病而扬名。因此可以认为，疑难病的辨证治疗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名医的重要指征，也是衡量一个医家或一个医院学术、医疗水平的标尺。对一个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随着中医科学的发展与进步，疑难病的辨治水平，日益成为中医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研究它必将带来中医药科学的飞跃，并由此带动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
六、研究中医治疗疑难病的意义
研究总结中医治疗疑难病的理论、经验，对于发展中医学术，提高中医在医学临床中的地位，推进中医药走向世界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开展对疑难病的研究，可以推动中医学术进步人们常说，“千方易得，一效难求”。明代名医张景岳曾说：“医不贵能愈病，而贵能愈难病；病不贵能延医，而贵能延真医。夫天下事，我能之，人亦能之，非难事也；天下病，我能愈之，人亦能愈之，非难病也。难其事之难也，斯非常人可知；病之难也，斯非常医所能疗，故必有非常之人，而后可为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医，而后可疗非常之病”，明确指出诊治疑难病是中医学术水平、技术水平的一个较深层次、较高领域。中医历代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者，不是理论上有所突破，就是对急危重证或疑难病的治疗上有新方新法或疗效卓著。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不但奠定了外感病六经辨治的理论，而且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将理法方药融为一体，使外感、内伤领域的多种疑难杂病迎刃而解，推动中医学术达到一个新水平。中医在几千年的成长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疑难病的防治中，经验尤丰，若能组织中医界集中攻关，一个病一个病地研究、总结，必将使一批疑难病逐渐释疑化难，促使中医学术水平不断提高。
2.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保障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临床疗效是迄今为止—切医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医学强大生命力之所在。中医学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就是因为它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对现代一部分疑难病，中西医均苦无良法，或疗效不甚理想。若中医药能在某个病上有所突破，或疗效明显高于西医药，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会明显提高。实际上，在我国一些公认的难治病如肝炎、肾炎、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一些奇难杂证，运用中医药或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已是众所公认的常识，其多样的方法、理想的疗效引起国内外广大医生和患者的关注，显示出中医药的强大生命力。中医药治疗疑难病可使众多患者减轻症状，解除痛苦，恢复生活能力和提高生活质量，从而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3.中医辨治疑难病有助于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从而推动世界医学的进步与发展中医药学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理论，特殊的思维方式，动态的治疗方法和运用自然药物，有着不可比拟的自然优势，在诸多方面弥补了现代医学理论观点和治疗手段的局限和不足，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普遍关注，掀起了世界性的中医药热。中医治疗疑难病，解决了一些世界性的医学难题，必将吸引国外的医生来华学习、进修，吸引国外难治病患者来华就医，推动中医药人才的对外交流，扩大中药材的对外贸易，从而使中医药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作出应有的贡献。因而中医辨治疑难病的研究，具有促使中医学走向世界及药物开发、外贸创汇、旅游增收等多种意义。
4.中医药治疗疑难病的研究可以推动中西医结合，创造新的医学理论和模式中医、西医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最容易从中医治疗疑难病的实践中逐步融合。不论中医、西医，谁长谁短，临床疗效是判定的标准。面对各种疑难病证，中西医各自均需下大功夫，深入研究其机理，探讨治疗方法，以期不断提高疗效。必要时，中西医必然相互为用，中西药联合治难，在这个过程中，中西医可以疑难病为突破口，形成新的理论，从而促使中西医在高层次中相互融合，推动中西医结合的步伐。
七、中医药治疗疑难病的优势
中医药治疗疑难病，是中医药界引以自豪的一大优势，这种优势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理论体系受到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它强调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界也有极密切的联系，而这一切都是中医学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是中医学区别于其他医学体系的最大不同点。在此理论体系指导下的中医学，同样具有指导治疗疑难病的优势。
第二，中医治疗疑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医学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劳动人民和医学家们积累了丰富的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中既有记载于历朝历代的浩瀚医学著作中的理论和经验，也有散在于民间家传口授的秘法秘方绝技等。这些都是我们战胜疑难病证的宝贵财富，只要我们认真努力地去发掘和探索，在总结前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就一定会总结发掘出战胜疑难病证的新理论和良方妙法。
第三，中药材资源丰富，具有治疗疑难病的物质基础。我国地大物博，天然药材资源丰富。仅典籍记载，药材品种已达6000余种。如此众多的药材，是我们治疗疑难病的重要物质基础。从现代药理研究看来，每一味中药中就含有相当多而复杂的药理成分，如相互配合成方，其成分的相互化合又会产生多少新的成分，这其中蕴藏着极大的潜力，必将成为我们征服疑难病证的有力武器。
第四，中医人才辈出，具有治疗疑难病的人才优势。我国古代，名医辈出，留给我们大量宝贵的遗产。而现在，我们国家有几十所中医院、校和研究单位，每年培养出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中医人才，又有数以百计的各级中医医院和中医骨干，可以说现在全国中医人才济济，各科都有一大批老中青优秀中医，他们既懂中医理论，又富临床经验，在治疗疑难病方面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底。在必要时，还可以发动同行共同研究攻关，相信可逐渐攻下部分疑难病证的难关。
最后，我们国家具有促进中医学发掘的良好政策和环境。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中医学的成长和发展，为此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和法规，使我国的传统医学一直受到良好的保护，这些为我们研究治疗疑难病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疑难病证的逐个突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八、疑难病辨治思路与方法
由于疑难病的研究不是从纵的方面一个系统一个病证地去研究其证治规律，而是试图从横的方面去寻求众多难辨难治病的共同规律，因此，了解其共同的病因病机特点是很重要的。
疑难病的病机往往有以下几个特点：病因互相交错：疑难病从发病学角度讲，属于单一病因者较少，大多是复合因素作用而成。如六淫中数淫同侵，痰饮瘀血水湿并见，或兼正虚，或挟情志，或有饮食劳倦因素，或误辨误治，或新病引发宿疾，不一而足。医者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病机中，应用所学理论去辨证分析，其难度可想而知。
病情千变万化：疑难病中不少疾病由于病因交错，医者辨证不清，用药不当或病情漫长，故而病情多变化。寒化为热，热证变寒，先实后虚，虚实夹杂，瘀久挟痰，热盛成毒等等，医者当寻蛛丝而细审，方不致误。
病机相反：有的疑难病证，虽为同一病人，却表现出相反的病机，如上热下寒，上寒下热，表寒里热，表热里寒，虚实并见，表虚里实，上实下虚，阴阳两虚等等。正因为其病机复杂，给我们辨证带来了很大困难。如未精通中医理论，诊疗技艺不娴熟，临床经验不丰富，要想辨证准确，的确有相当的难度。
如上所述，疑难病由于其病情复杂错综，诊断不易，治疗更难。故要提高对疑难病的整体治疗水平，除要有扎实深厚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外，辨治思路与方法正确与否，将对疑难病诸多治疗环节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关于疑难病辨治思路与方法问题也不可忽视。
关于疑难病辨治思路与方法，几千年来前人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人也有不少专家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新颖观点。诸如树立整体观念，反对孤立、片面、静止地看待疾病；确立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观点；贯彻三因制宜的治疗思想，等等。有学者提出疑难病的证治要抓六点，即：①寻病因，②定病位，③核病性，④审主次，⑤察趋势，⑥明缓急。裘沛然关于疑难病的中医治疗研究中，归纳出八种治法：养正徐图、反激逆从、大方复活、内外贯通、培补脾肾、斩关夺隘、随机用巧、医患相得。顾丕荣提出通常达变、酌古斟今、燮理阴阳、应用反治及活血、化痰、应用虫类药物等法。以上这些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并付诸实践。
我们从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体会出发，认为疑难病的辨证思路与治疗方法正确与否，对提高疑难病诊治水平关系很大，临床一些失误或无效病例，不少属于方法范畴的问题，很值得总结和研究。个人体会除前贤所论外，应掌握辨疑不惑，治难不乱的战略思想，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前车之鉴，认真总结疑难病乍得者固有，久病者尤多。很多疑难病患者由于久病乏效，曾辗转求医于各大医院，或遍求名医，广搜良方，其中不乏具真才实学及真知灼见的良医高手，或辨证精确、用药精当的疗法方药，然而终因疗效不佳或以失败告终。其病虽未愈，而前车之鉴却很宝贵。前医走过的道路，所用辨证思路和治则方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参考。在接诊一名疑难病患者后，首当认真阅读前医辨证思想，治法方药，治疗反应和结果，努力从中寻找失败原因或疗效不佳的教训，力求有所发现，以避免重蹈覆辙。若有一丝一点可用之理、可效之法、可用之药，均当吸取其合理成分，这对于提高辨治疑难病的疗效是非常重要的。
2.辨证求精，求深求细疑难病之难不外两个方面：一是辨证难，许多疑难病证病因错综，证情复杂，使医者不易理出头绪或抓不住主要矛盾，思想犹豫徘徊，终难取效；二是治疗难，医者搜寻方药，竟无一对症者，临时拼凑，心中无数，终无显效。当此之时，笔者体会，不必贪多图快，要认真辨析患者每一个症状，运用中医理论，努力探求其产生原因，准确判断其病性病位，抓住主要矛盾，分析各种症状的内在联系，务求找出症结所在，百思而力求其解，尽量使辨证精细入微，准确无误，避免一丝一毫差池，则有些疑难病的疗效是可以提高的。不少疑难病乏效，失之于辨证粗糙草率。
3.筛选方药，知药善任在疑难病的治疗中，以选方不当、用药不准或组方不严、剂量失调等原因引起疗效不佳者不在少数。因中药和方剂太多，业医者虽然毕生勤奋，然对某些方药仍然认识不够深刻，或仅停于书本知识，或限于个人体会，在疑难病的选药组方上，往往所选方剂并非最佳方剂、最对症药物或最佳剂量，因而治疗乏效。这不是一曝十寒之功，而须坚持毕生的不断学习钻研，才能达到较熟练的程度。作者认为治疗疑难病，首先要练好基本功，对常用方剂和药物的性能作用、药力强弱要有纯熟深刻的认识，做到知药如知儿女，用药如用兵。在选方用药上应提倡优选法，一药多用，比如补气中之高丽参、西洋参、党参、太子参、黄芪、白术、甘草等，它们的药力强弱，性质如何，何者更切合病情，用多少剂量为最佳，这都是需要认真下番功夫研究摸索的，其间奥妙尤需深究。
4.寻觅秘方，出奇制胜有的疑难病，至今仍无理想方药，然而民间留传的一些秘方、单方、偏方，有时却可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俗话所说“单方一味，气煞名医”，并不是没有道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医药的创造者，他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所创造积累的医药经验来自实践，真实可究，具有力专效宏的特点，值得我们认真地发掘和研究。有些病用传统理论方药疗效不佳，而往往一个简单的秘方却可药到病除。近年来出版了不少《秘方大全》之类的书，收载秘方、验方颇丰，其中不乏疗效特佳之方和出奇致胜之法，关键在我们去实践和推广。当临床上遇到一些疑难之病，用尽常法无取胜之望时，可以在秘方、单方、验方中去寻觅一线之光，对此决不可忽视。
5.独创新论，另辟蹊径有些疑难病，现阶段已被实践证明确无良法，或用固有理论已难取效，则应广开思路，大胆创新，另辟蹊径方有出路。金元四大家的滋阴、攻邪、理脾、泻火等新理论的产生，使许多疑难病为之消解；叶天士、吴鞠通等人所倡导的温病学理论的建立，又使许多温病难证迎刃而解。现代仍有许多疑难之病苦无良法，如艾滋病、各种肿瘤等病，即使辨证准确，用药精良，疗效仍然不佳，当此之时，更应创新论立新法，组新方找新药，才能有所作为。近年来在清热解毒、通里攻下、活血化瘀、祛痰补脾、滋阴补肾等理论治法方面都不断有新理论新学说产生，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医的进步，也使疑难病的防治出现了新的曙光。
6.坚持久战，守方徐图疑难病中，有相当部分病程很长，其病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如冠心病、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这类病的病情一般变化不大，诊断不难，但不易收效。对这些久治不愈的疾病，只要辨证准确，用药无误，在思想方法上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坚持守方徐图，切不可动辄改弦易辙，或大方重剂以图良效。即使在治疗过程中又有些新病，只要病机无大的变化，仍然要守法守方，坚持治疗。俗话说“治病如抽丝剥茧，去了一层还有一层”。对于那些慢性难治病，守方徐图的确是经验之谈。
7.广采众长，协同作战疑难病往往病机复杂，互相交错，加之治疗过程中的某些偏差和失误，使病情淹滞难解。在临床中，大多数医家多偏重于用传统汤剂丸剂为主加减化裁，以一法一方治复杂病证，有时不免力不从心。笔者认为，治疗疑难病应取各种中医疗法之长，协同作战，如内治外治结合，针灸药物并举，气功按摩皆为病者所用，只要能互相配合，发挥协同作用者，皆可一试。当然，各种疗法应有主有从，而不是盲目应用，一切皆视病情之需要而定。似这样从各个角度去分解病邪，往往可使疑难病证之治疗获得意想不到的疗效。
8.拓宽思路，中西汇参对疑难病的辨治，突出中医药优势和特色固然重要，但对于个别证候在一定条件下则应兼取中西医之长以切实解决疑难。在科学技术已相当发达的今天，对有些疑难病患者可借助现代科学仪器进行检查，一般可以得到正确的西医诊断，而这些检查、化验和诊断对提高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确度和水平，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如对乙型肝炎患者进行的“两对半”检查对于判断中药治疗效果、癌瘤的病理切片检查对中医辨病用药等等，很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认为凡一切对中医辨证论治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现代科学检查或诊断，概不排斥且应尽量加以利用。诸如“B超”“CT”“核磁共振”以及各种化验检查等等，都应该为我所用。当然疑难病中也有难于检出阳性体征者或虽经多方检查仍然诊断不清者，这种情况下就当突出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了，大胆辨治往往收效亦佳。值得注意的是，临床辨证用药，虽可参考西医检查结果，但切勿受其束缚，应掌握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突出中医特色方不致误。
另外，中西汇参还体现在对中药、方剂的现代研究成果的充分利用上。如人参、黄芪可提高机体免疫力；川芎嗪可扩张心脑血管；六味地黄丸具护肝、降血脂、防癌功效等等。在疑难病的治疗中，在辨证论治前提下，若能合理地利用这些现代研究结果，可望提高辨证论治水平和临床疗效。
总之，疑难病的辨证与治疗，实际上是中医多学科多种理论方药的综合应用，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考虑不周，都会给整个治疗带来不利的影响。医者由于受基础理论、临床阅历、思想方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疑难病的辨治上，常显示出其水平高低、功力深浅。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谈了八点浅显体会，以期对疑难病的辨证与治疗有所启发和参考。
九、疑难病常用治法
疑难病诊断不易，治疗更难。许多疑难病因疗效不佳，一直是困惑医家的世界性难题。中医几千年以来在同各种疾病作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系统的理论，发明了众多的治法方药，更有埋藏于古医籍中的璞玉和散失于民间的单方土法，这些宝贵经验的发掘整理，必将成为我们战胜疑难病的有力武器。
要解决医学家们面临的难题，除医者要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临证经验、正确的辨证方法和思路外，还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根据古今医家的经验和作者的体会，初步认为治疗疑难病除过众人皆知的常规常法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进行思考：
1.启思路活血化瘀祖国医学早就有“久病多瘀”之说。《素问·调经论》中说：“病久入深，营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在治疗中提出“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血实者宜决之，气虚应掣引之”。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不但提出了“蓄血、瘀血、干血”等概念，而且创制了桃核承气汤、大黄虫丸、抵当汤(丸)等方，古今一直是治疗疑难杂病的常用良方。清代名医叶天士明确指出：“初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作者在治疗疑难病的实践中也深深体会到“久病顽疾，多有瘀血阻滞之势”。近代众多的医家共同的临床实践均认识到“久病血瘀，瘀生怪病”。有人对30例“怪病”患者进行血液流变学测量，发现与正常组有明显差异，经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后，血液流变学异常得到改善，病情亦好转或痊愈。由此可见，血瘀是重要的致病因子，“血气不和，百病变化而生”(《素问·至真要大论》)，在疑难病中尤其如此。由于久病，正气日衰，气衰无力推动血行，血液最易成瘀，瘀成水湿亦停，是以酿成瘀、痰、湿交混而生，久之酿成顽病痼疾。笔者经多年临床体会到，凡疑难病久治不愈者，应考虑应用活血化瘀之法。正如《普济方》中所说：“人之一身不离乎气血，凡病经多日疗治不愈，须当为之调血。”
大凡在疑难病中如见到久痛或刺痛不移、舌上有瘀斑瘀点、舌下脉络曲张或怒张、脉涩等症者，或久病顽疾而病情变化不大者，均可视为有不同程度的瘀血存在。方药中认为在辨别瘀血形征的同时，对出血、动静失调、久病、午后病加重、经前症状加重，自觉与他症不符者，均应考虑为瘀血，诸瘀血证不必悉具。对有瘀血形征的疑难病，适时恰当地运用活血祛瘀药，往往可收较好疗效。
常见的疑难病证中，与瘀血有关或多见瘀血的病种有：各种顽固性头痛、积聚、肿胀、胁痛、厥证、痹证、痉证、顽固性失眠、癫痫、狂证、喘证、胸痹、中风、消渴、久热不退、夜游症等等。以上所列病证中，当然并非皆属瘀血证，而是在他们的病程中有些可按瘀血证辨治。在疑难病的治疗中，有瘀血表现者，应用活血化瘀法当属无疑。但也有部分久病顽疾，用他法久治不愈，瘀血形征不显者，活血化瘀法也可适当考虑。只不过在应用时，要分清主次，注意兼挟，严格掌握好活血药量的多寡，由小到大慎重行事，坚持用药，密切观察。
常用的活血化瘀药较多，但临床应用时应据其药力强弱峻缓择优选择。一般依其作用强弱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性质平和的活血祛瘀药，如丹参、山楂、当归、牛膝、丹皮、赤芍、益母草、泽兰等；第二类为活血祛瘀之力较强者，如桃仁、红花、三棱、莪术、乳香、没药等；第三类为药力较峻猛的破血消药，如水蛭、虻虫、虫等。笔者从几十年临床实践中体会到，丹参、山楂、川牛膝等药，活血祛瘀之力可靠，药力平和，可常服久服不伤正气，可广泛用于各种瘀血之证，用量也可稍大一些；三棱、莪术祛瘀又具止痛之功，有人认为其力峻猛破血，实则不然，其活血止痛之功甚好，尤其对胃脘痛(如慢性胃炎)、胸胁诸痛有较好疗效；水蛭破血消之力较猛，有人多畏其力峻而不敢用，现在临床常研末冲服或水煎服，治疗瘀血阻滞之脑出血和脑血栓形成收效甚好，未见明显副作用。
2.祛痰浊可愈怪疾众所周知，中医所说的痰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痰，咯吐而出，或黄或白，有形质可见，一般称之为有形之痰。广义的痰，是指机体气机郁滞，气不化液，津液凝聚，或阳气衰微，无力蒸化敷布津液，或由于火热煎熬，瘀血阻滞、湿浊壅塞而生，或因秽浊之气积聚，从而阻滞清窍、脉络，由于其乃病理变化而生，外无形征可察，故其“变幻百端”，得病后无一定规律，症状表现离奇古怪，临床辨证既疑惑难定，用药也颇感棘手。元代卫履、朱震亨都说过痰之为病，有如无端弄鬼，“病似邪鬼，导去滞痰，病乃可安”。故有“百病兼痰”之说。由于无形之痰常随气而行，内而脏腑，外则肌肤，无处不到，难以觉察，因而临床许多疑难、奇病、怪病多有责之于痰者。《类证治裁》曰：“痰则随气升降，遍身皆到，在肺则咳，在胃则呕，在心则悸，在头则眩，在背则冷，在胸则痞，在肋则胀，在肠则泻，在经络则肿，在四肢则痹，变化百端，昔人所谓‘怪病多痰’。”
善治疑难杂证的黄振鸣先生对痰证的临床表现概括为12类，对辨治痰证甚有参考价值，故录于后：①神志恍惚或抑郁；②厌油腻厚味，喜素食或热食；③形体日趋肥胖，或肌肉松软如绵，掌厚指短，手足作胀；④头眩而痛，头重如裹；⑤呕恶或呕吐痰涎，或口粘口腻，口干不欲饮水；⑥咽喉中似有物哽塞，吞吐不利，时消时现；⑦神疲乏力，嗜睡困顿；⑧大便粘腻溏泄或大便不畅；⑨低热身困，或自觉身热，但体温并不明显升高；⑩溃疡、糜烂、渗水，或渗流粘稠液体，久不收口，也有局部皮肤增厚或生肿物质软；肿块、结节，或结于皮下，或凝于腹内，也可发生在其他脏器之中，皮肤表面无变化或有微冷感，或肤色暗晦；舌体较正常人胖大，舌上时而有津，滑润，脉象滑或濡缓。
许多疑难病证，在诊察辨证时如有上述痰证特点者，可从痰证中寻求应治之法。如哮喘、眩晕、呕吐、胸痹、中风、痹证、积聚、梅核气、痰饮、阴疽、癫狂、痫证、原因不明之发热、瘰疬、痰核、痃癖、乳癖、骨痨及一部分不孕症、皮肤病、疮疡等等，从痰着手，常有效验。关于治痰之法，《医学准绳大要》说：“痰饮变生诸症，形似种种杂病，不当为诸杂病牵制作名，且以治痰为先，痰饮消，则自愈。”清代医家喻昌说：“治痰之法，曰驱，曰导，曰涤，曰化，曰涌，曰理，曰降火，曰行气。”可谓治痰法之大要，但用之临床，当因具体病人而异，分别选用燥湿化痰、清热化痰、温阳化痰、理气化痰、软坚化痰、搜风化痰逐瘀等方法。
痰与饮同为病理性产物，又都是致病因素。由于气滞血瘀，可使津凝为痰，痰瘀胶结，深入隧络，终成痼疾，治疗颇为棘手，故有“痰瘀同源”的说法。《丹溪心法》云：“肺胀而咳，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挟瘀血，碍气而病。”《血证论》亦云：“血积既久，亦传化为痰水。”痰瘀同见，可见于多种疑难病证，如胸痹、中风、痹证、积聚、神志异常、痰血、带下、崩漏、顽固疼痛，等等。因此痰瘀同治是治疗疑难病证的一个重要方法。如对于关节肿大疼痛、屈伸不利的痹证，在治疗时除按其属性选方用药外，还要选用桃仁、红花、当归、路路通、穿山甲等活血通络之品，又要选用白芥子、南星、全虫、僵蚕等化痰剔邪之品。三者结合疗效才好。
3.顽病痼疾施虫药应用虫类药治疗疑难痼疾，已成为古今医家较多运用的一种方法。疑难病中凡久治无效、百方无功、医者乏术之时，利用虫类药之药性猛烈、入络搜邪的特点，起沉疴痼疾，往往可以收到较好的疗效。
所谓虫类药，常用者如全蝎、蜈蚣、僵蚕、地龙、水蛭、虻虫、蝉蜕、白花蛇、乌梢蛇、蟾酥、斑蝥、虫、蜣螂、穿山甲、蛴螬、蝼蛄、露蜂房、蟋蟀等。
此类药的共同特点是：大多性燥而有毒，药性猛烈。对一些疑难痼疾，正是利用其这一点来达到祛邪通经、活络化瘀止痛之目的而取效的。据统计，用虫类药治疗顽痹、坐骨神经痛、血管神经性头痛、中风偏瘫、面神经麻痹、脑外伤后遗症、癫痫、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慢性骨髓炎、肿瘤、慢性活动性肝炎、百日咳、荨麻疹、肾小球疾病、高血脂病、心绞痛、高热惊厥等疾病，均能取得理想疗效。
张氏中医世家对用水蛭粉治疗缺血性中风，用全蝎、蜈蚣等治疗疑难杂证也颇有体会。近代善用虫药治疗疑难病的南通朱良春先生，在应用虫类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经他苦心孤诣研制的以全蝎、蜈蚣、乌梢蛇、地鳖虫等虫类药为主的“益肾蠲痹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和脊柱骨质增生，获得了满意的疗效。除此之外，他还擅长运用虫类药治疗内科一些顽证，如血管神经性头痛、慢性肝炎、阳痿，都有独特的疗效。
应用虫类药治疗疑难病，虽然每多获良效，但也不能盲目地乱用，而应根据病人的病情、证候、体形等情况，在辨证后酌情使用。由于虫类药多性燥而力猛，去邪虽强而伤正亦不容忽视，故必要时应适当配合扶正养阴之品，如补气之党参、白术，养阴补血之当归、生地、麦冬之类，以纠其偏性和烈性。虫类药多有一定毒性，有些毒力甚强，故应用时要依法炮制，且用法上一般应去头足，不宜用煎剂，多研末冲服或装入胶囊吞服。用量上应严格掌握，一般先从小量开始，逐渐加大剂量，不要图速图快而孟浪从事。只要辨证正确，选药精当，用量准确，虫类药往往是治疗疑难病的有力武器。
4.疑难久病勿忘扶正疑难病大多病程较长，缠绵难愈。有的病本身发病即由于正气不足，抵抗力差，邪气乘虚而入，即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入以后，由于自身不能抗邪外出，邪气留恋，正虚邪恋，致成慢性病况，有的则因为病程长，正气日耗，加之调养失当，治疗失误等原因，日渐形成正虚邪盛正邪胶着的复杂局面。在各种疑难病证中，适量恰当地运用扶正之法，是非常重要的一着。
虚证是人体正气虚弱的总称，其形成有先天不足和后天失养等原因。虚证的常见类型有气虚、血虚、气血两虚、阴虚、阳虚、阴阳两虚以及津、液、精、各脏腑虚损等。在众多的疑难病证中，或多或少或主或次地存在着虚证表现和虚证病理、病机，常见的如胸痹、不寐、中风、眩晕、消渴、虚劳、阳痿、臌胀等病证，大多以虚证为主或虚实挟杂。在各种类型的虚证中，以气血阴阳虚最为多见。其临床表现虽各不相同，然其常见症状有面色淡白或萎黄，精神萎靡，身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气短，形寒肢冷，大便滑脱，小便失禁，舌淡胖嫩，脉虚弱或沉迟无力等等。若与瘀血、痰湿、寒邪、湿热相兼，则除虚证表现外，又可兼见他证。如中风病，除见偏瘫、麻木、语言蹇涩、功能障碍、舌歪神迷脉涩等症状外，常见患者纳差、肢体痿软、倦怠乏力、少气懒言、舌淡脉弱等证，表现为气虚血瘀的症状。当此之时，用王清任之补阳还五汤重用黄芪，以补气活血，常可取得较好的疗效。再如肝硬化合并腹水患者，常见神疲气短、形体消瘦、腹大如臌、腹壁脉络暴露、小便涩少等症，中医辨证多为正虚为主，虚实挟杂，气虚兼有血瘀、气滞、饮停等证。用西药强力利尿，虽可暂缓一时之急，收一时之效，但移时则臌胀如故。中医治此等证候，扶正祛邪是最基本治法。如属气虚证候者，常用人参、黄芪、白术补气，佐以活血、软坚、利水、消之品，攻补兼施，疗效比较理想。
扶正之法在众多疑难病之中应用十分广泛，人皆尽知。然用补的时机，用补的多少，补药的选择，剂量的大小，攻补的结合，攻补的比例，及其峻补、平补、温补、清补、补消结合、阴阳双补、气血双补等等方面，均与疗效密切相关，全在临床根据实际病情，灵活决定补法的实施。如果补法用得适时、准确，攻补之间关系处理得好，那么不少疑难病证是可以转危为安的。
5.健中焦疑难可解脾胃位处中焦，职司运化，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古今医家对中焦脾胃在生老病死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尤为深刻。《素问》云：“得谷则昌，绝谷则亡。”李东垣《脾胃论》说：“胃虚则五脏六腑、十二经、十五络、四肢皆不得营运之气而百病生焉。”临床上许多疑难病证都与脾胃有密切关系。或因疑难病迁延不愈日久累及脾胃，或由脾胃薄弱，日久气血化源不足，正气日衰，难病更难，或由误诊误治(如过燥伤阴，过苦败胃，过腻碍运，使脾胃一伤再伤)；或因病中食积痰饮停积中焦，升降失常，气机阻滞，呕吐泄泻致脾胃受伤。不论何种原因，由脾胃先病累及他脏，或他脏病而后再伤脾胃者，均不应忽视脾胃在疑难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不论何病，凡内治者均要通过脾胃受纳吸收，药物才能发挥疗效。如脾胃虚弱或失健，任何灵丹妙药不能吸收转输脏腑经络，也无法发挥理想疗效。
疑难病中其病位在中焦脾胃及其所属经络者，表现出与脾胃相关的证候者，调理脾胃自不待言。若他脏有病日久不愈，病属疑难者，亦当兼顾脾胃；有的疑难病久治无功，属脾胃虚弱无力运药者，健运脾胃又为解除疑难的良法。
临证中人们对恢复脾胃功能常局限于益气健脾、升阳行气、消积化滞几法，实则凡一切影响中焦脾胃功能的种种因素，或脾胃功能本虚者，均属调理脾胃范畴。诸如益气、温中、清热、消积、健脾、行气、升陷、降逆、燥湿、祛痰、芳化、养阴生津、泻下、固涩等法，均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恢复中焦功能，对消除一些疑难病证有益，应注意合理、恰当地选用。
饮食调理一法在疑难病证治法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常说的慢性疾病应“三分治，七分养”是很有道理的。人体由疾病状态转化到正常状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凡正虚邪微者不需要大剂克伐攻邪，而应主要应用饮食调理，促其自己恢复，正如俗语说的“药补不如食补”。如在糖尿病病情稳定期间，特别需要饮食调理一法，忌食糖，控制饮食，而宜选用苦荞面、南瓜、山药、鸡内金、银耳、木耳、魔芋、玉米须等食品或中草药长期食用，则症状即可控制，其他肝病、胃病、肾病莫不如此。
6.通二便可释疑难大便是人体排除体内糟粕和毒素等代谢产物的重要途径。通大便可以排除肠内积滞，荡涤实热，攻逐水饮寒积。由于肺与大肠相表里，对某些肺部病变可通过利大便而获效。通下药大黄还有很好的控制胃肠出血的作用。因此，下法在疑难病中是一个常用方法。
金元时代张从正对下法颇有研究。他认为下法可以使壅碍既夺，重积得减，则气血流通，而自身体健，胜于服补药。于是他不但主张用攻下疗法治脾胃方面的疾病，而且认为伤寒大汗之后，重复劳热，热气不尽者，可下；杂病腹中满痛者，此为内实，可下；目黄九疸食劳，可下；落马坠井，跌仆损伤，肿发痛日夜号泣不止者，可下；杖疮发作，肿痛及上下，语言错乱，时时呕吐者，可下。温病大家吴又可提出：“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致危殆，投剂不致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病根为要。”虽然针对温疫病而言，但对于各种疑难杂证均有启发。
现已研究证实，下法可刺激肠胃道蠕动，排除胃肠积滞以及肠内异常代谢产物、细菌和毒素，可以改善胃肠道血液循环，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也有一定的减轻肺瘀血、脑充血等作用，运用得当，对某些疑难病确有较好的疗效。
泻下药中常用的大黄、芒硝、番泻叶等，其用途已广为人知。其他润肠药如当归、肉苁蓉、麻子仁、桃仁、杏仁、柏子仁、郁李仁、蜂蜜等，用量较大时，也可起到缓泻作用。笔者临床体会，大黄是一味泻下良药，在疑难病中有广泛的用途。对于慢性肾炎尿毒症、上消化道出血、高血压病、中风先兆症、癫痫狂证、黄疸、痢疾、胆石症、食积、顽固性呕吐、习惯性便秘等症，只要辨证准确，剂量使用得当，炮制如法，均可大胆使用。
决明子清肝明目，一般常用于眼科的风热目赤羞明多泪等症，但现在已知其有消炎和泻下、降血压、降血脂等作用。故在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如高血脂症、动脉硬化、高血压及中风先兆症中，如病人有便秘、头昏、目赤等热症表现时，用较大量(20～30g)以取缓下之功，可较好地改善患者的症状。
小便是排出体内病邪的又一重要通道。除了膀胱、肾本身的一些疾病，如肾炎、肾盂肾炎、膀胱炎等常用利小便方法外，其他一些疑难杂病的治疗也常用此法。如泄泻(利小便以实大便)、癃闭、失眠、高血压(导热下行)、痰饮、水肿、心脏病、口舌溃疡等病治疗时，通利小便之法均为常用，不失为某些疑难病的重要治法。
7.治疑难莫忘解毒中医理论认为“毒邪”致病者不在少数，内伤杂病中不少，外感温病中尤多。很多病都兼有“毒邪”或以“毒”为主要致病因素。从毒邪的来路讲，有外毒、内毒之分。外毒即外受毒气或毒邪，内毒系机体在有害因子作用下所化生的对人体的有害物质，如“血毒”、“痰毒”“火毒”“热毒”“溺毒”“便毒”等等。很多毒邪所致疾病属疑难病，如“阴阳毒”“疫毒痢”“水毒”“痉厥”等，类似于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痢疾、尿毒症、乙脑、流脑等疾病。
由于毒可致热，又可伤阴耗气，动血腐肉，损伤脏腑，故对某些因毒所致疑难病，正确应用解毒疗法，的确可提高疗效，解决疑难。解毒方法甚多，举凡宣透外毒、通下解毒、疏利解毒、清热解毒、化浊解毒、化痰解毒、扶正解毒、活血解毒，等等，均可酌情应用。
有人认为解毒法主要针对温热病而言，此说固然不错，但在内伤杂病中，亦有不少毒邪所致之疾病，所谓“物之能害人者皆曰毒”“万病成毒”，即说明了毒邪致病的广泛性。近来有人治疗萎缩性胃炎、中风病配用化瘀解毒法，取得理想疗效，引起国内外关注。对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也有用攻下解毒取得良效的报道。
8.补肾活血疑难寻疑难病证大多患病日久，或素体先天不足，或久病后天失养，或年老肾气先衰，初病在经在腑。久病及脾累肾，故疑难病久治无效者，不妨从肾立论，多可收理想疗效。张景岳对此早有明论。他说：“凡水火之功，缺一不可。五液充，则形体赖而强壮：五气治，则营卫赖以和调。此命门之水火即十二脏之化源。故心赖之，则君主以明；肺赖之，则治节以行；脾胃赖之，济仓廪之富；肝胆赖之，资谋虑之本；膀胱赖之，则三焦气化；大小肠赖之，则传导自分……水亏其源，阴虚之病迭出；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丛生。故五脏为人身之本，肾为五脏之本，命门为肾之本，阴精为命门之本”。我们在临床也体会到，“五脏之伤，穷必及肾”“难病无着，肾中求之”，在疑难病证治中或早佐补肾之品，先安未受邪之地，或补肾为主，缓图治本，兼顾他邪，每每振废起颓，喜收殊功。
补肾方药浩如烟海，峻补缓补，力强力弱，偏温偏凉，补泻相兼，自当临证权衡病情而仔细斟酌。但我们以为，除危急重证需大剂峻补外，疑难病中以慢性病居多，选药多侧重于性平力缓，不过于温凉之中庸之品，如山萸肉、枸杞子、菟丝子、杜仲、桑生、牛膝、覆盆子、沙苑子等，组方多重阴阳水火互济之剂，如杞菊地黄丸、金匮肾气丸、济生肾气丸等，以图守方徐图，日久见功。
肾虚为疑难病常见病机，而血瘀也常伴肾虚而生。我们长期观察发现，肾虚血瘀是众多疑难病病机关键所在。肾虚脾弱，阳衰阴凝，气虚血滞，湿阻痰生，均可导致肾虚血瘀之证。行气健脾、化痰利湿诸法自不可缺，但尤应抓住根本，补肾活血，常于六味地黄丸、肾气丸诸方中加入丹参、牛膝、川芎、赤芍、生山楂、益母草、桃仁、红花、三七诸活血药2～5味，久用可见其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