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将军1900年2月12日，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出生于沙皇俄国图拉省奥谢特尔河谷的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一个贫寒家庭。1912年，由于家庭贫困，12岁的崔可夫辍学到首都彼得堡谋生。
1917年的“二月革命”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罗曼诺夫王朝就此覆灭。同年的7月4日，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派兵镇压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崔可夫亲眼目睹了这一血腥屠杀的场面。此后许多工厂倒闭，崔可夫所在的工厂也难逃噩运。崔可夫失业了。
无计可施之下，1917年崔可夫投奔了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的哥哥，在喀琅施塔德成为海军水雷教导队的一名水兵。
不久，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崔可夫随波罗的海舰队加入了红色政权的行列。1918年春，崔可夫去了莫斯科，并在那里参加了红军军事教官短训班，成为步兵第二班的学员。同年7月2日，崔可夫和其他学员受到列宁亲切接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苏俄军勇敢抗击来犯之敌。崔可夫被任命为副连长，不久，由于表现出色，被提升为连长。
返回莫斯科，崔可夫参加了军事教官短训班，获得了“红军军官”证书后，旋即被派往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在咯山参加步兵第40团的组建工作。此时，年仅18岁的崔可夫被任命为步兵第40团负责队列的副团长。
1919年红军统帅部将步兵第40团编入北部战役集群第2集团军第28师，移驻维亚特省的波梁内地区。第28师的师长阿津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指挥官，19岁的崔可夫处处都在模仿阿津师长。当时，正值原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外国干涉军的支持下准备推翻红色政权，崔可夫率领部队转战东西。
1920年，在苏波战急中，崔可夫任第43团团长，英勇战斗，取得杰出的战绩。
1922年，战事已基本停息。8月，崔可夫到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去深造。1925年8月，崔可夫以优异成绩随第五期学员们如期毕业。在三年的时间里，崔可夫得以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使自己的军事理论素养在丰富的实战经验基础上得到很大的提升。
由于学业优异，崔可夫被学院决定留在东方系的中国部继续深造一年。
1926年秋，崔可夫以外交随员的身份，随资深外交官克罗日科前往中国。
1927年秋，崔可夫正式完成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业，再度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
1929年，中苏双方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出现纠纷。7月13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崔可夫奉命随苏方外交人员撤回国内。
20世纪30年代初，苏军开始大力培养各级指挥官。具有实战经验、系统军事理论素养和外交官履历的崔可夫被苏联军事委员会选派担任首长进修班主任职务。1936年初，崔可夫被选送入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的速成班学习；年底，他从速成班毕业后被分配担任机械化旅的旅长。
1938年4月，崔可夫被任命为步兵第5军的少将军长，这时他才38岁；三个月之后，他又升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博布鲁伊斯克集群司令官。1939年初，纳粹德国疯狂扩军备战致使国际形势急剧恶化，位于苏联西部前哨的白俄罗斯特别军区进行重大改组，在原博布鲁伊斯克集群的基础上组建了第4集团军，崔可夫出任集团军司令官。
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9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鉴于波兰局势已对苏联安全构成威胁，苏军将越过苏波边界，“解放”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随后，苏联政府组建了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崔可夫指挥的第4集团军被编入白俄罗斯方面军，参加了入侵波兰的行动。
侵略战争结束后，崔可夫被调至第9集团军，任集团军司令官；指挥该集团军所辖的4个师承担了对芬战争中切断芬兰“腰部”的任务。12月底，崔可夫的第9集团军虽然楔入芬军防御区40多公里，但在随后的战斗中，他的两个主力师由于当地的严寒，被芬军歼灭过半。因此，统帅部下令解除崔可夫第9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
1940年，法国败降，欧洲局势更加紧张。而远东地区的形势也对苏联不利：日军此前先后在张鼓峰、诺门罕发起对苏的武装挑衅，使苏联远东地区面临严重威胁。
鉴于严峻的形势，苏共中央委员会经过慎重的酝酿和审慎的筛选，决定让崔可夫担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前往中国，指导中国政府的抗日战争，协调中国国共两党的关系，以此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避免苏联两线作战。
1940年12月，崔可夫带着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从苏联出发，于1941年1月1日抵达陪都重庆。在当晚的新年晚宴上，崔可夫与蒋介石进行了短暂的礼节性会晤，双方有一段精辟的对话。
蒋介石说：“今天，世界上有三股力量没有卷入战争，即苏联、美国和某种程度上的中国。中国可以抗战。未来取决于它们和它们的行动。换言之，三个人物将决定世界的命运。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败。战争对中国只不过是生病。而一切病都会好的……。”
崔可夫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疾病会导致死亡。”
蒋介石又坚持表示说：“不，我们不认为疾病会导致死亡。死亡并不是疾病。没有疾病也会导致死亡。”
崔可夫将军担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后，除了参加一周由参谋总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之外，还与美国驻华代表、法国维希政府的代表等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获得很多有价值的资料，为苏联政府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以避免两线作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1942年1月，美国政府任命陆军第3兵团司令官约瑟夫·华伦·史迪威将军为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参谋长；1942年2月上旬，史迪威赴华任事。
此时身处重庆的崔可夫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来华的任务，便向莫斯科提出：“我认为，在这种局面下，我作为总军事顾问在中国已无事可做。和史迪威将军作顾问竞争是不适当的，甚至是荒唐的。我不能介入，也就是说，不能建议蒋介石或中国军队参谋总部怎样帮助美国和英国打日本……我想回国投入我国人民抗击希特勒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