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习之《答朱载言书》论文最为明白周尽，云：“‘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如山有岱、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济、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曰，文章词句奇险而矣；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于时者曰，文章必当对；病于时者曰，文章不当对；爱难者曰，宜深，不当易；爱易者曰，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而词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之对与否、易与难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非对也；‘遘闵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对也；‘朕塈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非难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庄，至于刘向、扬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学者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其论于文者如此，后学宜志之。（《随笔》卷七）
“朕塈（jì）”句：见《尚书·尧典》。塈，疾恨。
“菀彼”句：见《诗经·大雅·桑柔》。菀同婉。意思是：桑叶即将采摘，树下乘凉的人将要受苦。
“光被”句：见《尚书·尧典》。
“十亩”句：见《诗经·魏风·十亩之间》。此句下省引一句，云：“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说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闻也。”
老聃：即老子李耳，春秋战国时楚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著《老子》。列：列御寇，列子，战国时郑人。著《列子》。
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汉高祖后裔。通经术，善文章，为人质朴，不与世俗交往，著作颇丰。有《新序》、《说苑》、《列女传》、《洪范五行传》，另有赋多篇。扬雄：见前《汉采众议》注。
“点评”
李翱既是韩愈的侄女婿，又是跟从韩愈学习古文的大弟子。韩愈论文，在内容上主张文以载道，“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答李秀才书》），亦即柳宗元所说的“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要讲明儒家文人的道理；在形式上主张不因袭前人，“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亦即“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以表达好文意的内容。
李翱继承韩愈思想，《答朱载言书》就是他论文的代表作。此文提出“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的主张，不但要求“词必己出”，还发展了“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的说法。在文章内容的创意上，他要求做到义深意远，意远理辩，理辩气直，气直辞盛，辞盛文工。
这是他提出的文章内容创意的标准，此意已补在注释中。在文章行文造言上，他着重批评六种偏见：崇尚独创的，只追求词句奇特险怪；爱发议论的，只注重表达意思；追求时风的，只求上下句对仗；厌恶时风的，偏使上下句不对；喜欢艰深的，文字故作深奥；喜欢平易的，行文切忌艰深。李翱认为这都是由于感情上的偏激所造成，没有去理智地弄懂文章要求的主要方面。
他认为文章主要在词工，“词不工者不成文”，并说明古人写文章从不考虑文词是否对偶、思想是否深刻，却一样能写出含义深刻、文辞奇丽的《剧秦美新》、《僮约》，一样能写出道理恰切、文词平易通顺的《中说》、《太公家教》。可惜，李翱的创作实践大大跟不上韩愈，所以对古文运动的发展影响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