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更渴望上学读书，还经常跑到那个学校门口看那些孩子上学、放学，每次回到家里，总是那么闷闷不乐，苦苦沉思，经常叹长气，在我身上再也找不到那天真、活泼、快乐的童趣了。
父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第二年春天，他带我去天心阁附近一个很小的学校报了名。经笔试和口试，全部合格，我被录取为小学二年级插班生。
母亲平常教过我识字和做简单的算术题，所以对付老师出的考题，一点也不困难。
学校规定三天之内，必须交齐学杂费。父亲没想到我会被录取，他为筹学费而感到纳闷，怎么也凑不起那只要4元钱的学费。当时家里太困难了，吃饭问题都很难解决，哪有钱供我读书呢？
本街周细毛比我小两岁，是我同伴，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她也报名考同一个学校，可是，她落榜了。她家里却很有钱，父亲在街上开了个镶牙医齿的店子。
她母亲得知我家没钱交学费的消息后，便去找老师说情，要求老师让她顶替我的名额。三天之后，她的女孩背起书包大摇大摆地路过我家门口，我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伤心地哭了。当时我的心像尖刀一样刺得好像鲜血在流，痛苦万状。
我日夜思念读书的梦想就这样被破灭了。这次沉重的打击，刺破了我那幼小的心灵，而且刺得很深很深，如今还无法愈合。只要一提起此事，我那伤心的泪水就情不自禁地流出来。
我那大妹妹夭折后，父亲特别疼爱我。快10岁的大女孩子还经常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我在父亲面前很娇气。
父亲为我失去上学机会而内疚，觉得自己太无能了，专靠修破鞋的极微薄的收入，是无法圆孩子们的求学梦的。
他东奔西走，托人找工作，都成为了泡影，全是一场空。我们只好勉强维持穷日子。
姨母又结婚了，这个继姨父是从上海来的，是个不显眼的电器工人。他父亲是英国大使馆的一名清洁工，从小就随同父亲一起，经常和大使馆里的外国小孩一起玩耍，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一个能说英语的电气工人在上海太普通了，难得有大的发展。而在长沙这个小地方，能有这种人才，却是塘中无鱼虾也贵呀！他抱着来长沙打天下的目的与我卖唱的姨妈俩人相识相爱，终于喜结良缘。
姨父通过朋友介绍，在湖南岳阳电厂接到一个电器业务。
他组织了一帮人去岳阳，其中有我父亲。姨父把他看成自己的贴心帮手，还教他学一些电工方面的基本技术。
母亲的肚子又大起来了。父亲去岳阳几个月，根本没有什么钱寄回来，只能维持自己。
那时候，刚刚解放两年，经济状况很差，失业的人到处都是。他们能够接到这个业务，糊住自己的口就算不错了，哪里还有钱寄回来养我们呢！
母亲只好怀着快要生的孩子，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床，她带着我和哥哥去浏城桥贩卖大蒜和香葱。哥哥帮母亲挑大蒜，我跟着他们走到天心阁汽车站就停下来，在那里等候那烧木炭发动的公共汽车生木炭炉子。一直等到汽车发动，开走以后，地上便剩下一堆炭灰。我才蹲在地上，在里面翻找木炭渣。
母亲和哥哥贩完大蒜转回时，再把我送回家，他们马上又要赶到菜场去占一摊位。然后用一个大簸箕摆在地上，把大蒜分成小堆等待别人来买。以前大蒜都是用称，称斤拆两，那样不方便顾客，母亲发明了这种分成小堆卖的方法很受欢迎。每天的大蒜很快就卖完了。
他们回到家里，我已将饭煮熟了。吃完早饭，已是上午九点多钟了。
不久，母亲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又生下了第七胎。
生产的这天，北风呼呼地叫，刺骨的寒风钻进了破烂的屋里。母亲正在痛苦地呻吟！“呱”的一声，小弟弟出世了。那是1951年11月20日。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支持朝鲜人民打美帝国主义的一年。当时参加志愿军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所以新出生的弟弟取名叫志荣。这时，父亲也回家了。
这个弟弟出生后，缺乏营养的母亲还是没有母乳喂婴儿，生下来三天后，就开始吃糖包子。天一亮固定由我去买包子和一杯热开水。回来后，还要喂他。母亲躺在床上指挥我喂包子的方法。我很喜欢这个差使，因为弟弟吃不完的包子，我有特权享受。哥哥只能站在一旁吞口水。
弟弟会吃、会睡，还会哭，只要他的肚子饿了，没有及时供食物，他就拼命地哭，哭声嘹亮，很远都能听到他的哭声。
母亲做的米粉还未蒸熟便叫我背着弟弟，在雪地里来回走动，弟弟一点也不谅解我们的难处，不但要吃，还不能慢一分钟。直到哭累了，才会倒在我后颈上睡觉，不到几分钟，他醒来又哭，肚脐头都哭出来一寸高，压在我的背上，行走时能听到呱呱的肚脐响声。
这位好哭不饶人的弟弟，弄得我精疲力尽，披头散发，他的肚子饿，我的肚子更饿。因为先让他吃饱后，安静下来，我们才能吃饭。有时候，我实在背他不动了，他哭我也哭，我根本没有出去玩的机会。照顾不好，母亲还要骂我。整天，我像个小母亲似的围着弟弟转个不停。
晚上，不管天气多冷、多热，母亲都得起来熬夜，磨米粉喂弟弟开水……可怜的母亲身体一天天开始消瘦了。
后来听母亲说：前面生的六胎，个个是这样过来的。
寒冬已经熬过去了，新年即将到来。所有的孩子都盼望过年，可是，穷困的父母则害怕这新年的到来。我的父母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