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贫寒，什么苦都吃过，什么重活也干过，在艰苦环境中经受了磨炼，所以下乡来，对农村的艰苦生活一点也不感到畏惧，在春插中我表现相当好，从来没有缺过工，干得比别人又多又好，被评为“插秧能手”。团支部马上批准我火线入团。
回到学校后，团支部把我的入团申请书和填的表格上报到长沙市团委审批。
几天后，学校宣传栏里张贴了一张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上面是团市委批下来的新团员名单。下课后同学们都围在那里纷纷议论：“为什么22班那个班长没有名字？她的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比这些人好，春插时，那些人都没有评上能手呢！这是为什么？”有的同学说：“她家庭出身肯定是有问题。”我站在人群中，别人没有发现我，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承受着人生第一次政治上的打击和由此带来的心理压力与委屈。
我的班主任是个非常好的老师，她找我谈了话，鼓励我继续努力，不要灰心，同时向我讲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我是班里女子篮球队的队长，体育老师认为我的篮球打得不错。在我们班上选拔了两名队员，输送到长沙市业余体校第一届女子篮球队参加训练，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每天放学后，坐公共汽车去体校参加训练，星期天上午也要训练半天，每次有两角钱的津贴。
我的个子是全队最矮的，可是我跑得特别快，动作迅速、灵敏，大脑反应快，最会抢别人的球。教练安排我打前锋。
在体校训练不到两个月，我们队从来没有比过一场球赛，全是一些基本动作的训练，如运球、拍球、传球、投篮、跑、跳等训练，每次训练，我非常投入，而且很认真，天天都盼望参加篮球比赛。短短的集训，培养了我更加好强爱拔尖的性格。
1960年，老百姓开始过苦日子，大家都吃不饱饭，没有蔬菜供应，即使供应一些又老又青的做猪饲料的蔬菜，也得凭票证。一些食油和猪肉、白糖之类的物资更不说了，少得可怜。口粮也是按定量，我当时是一个中学生，定量是29市斤，算定量较高的档次，一般居民不管男、女老少，一律按25——27斤供应。
我的哥哥是个青年，由于没有读中学，每月粮食定量比我少2斤，他从东屯渡桥队下放回家去河边挑担子，繁重的体力劳动，27斤粮食只够他吃半个月。每家每户蒸起了钵子饭，各人按定量吃粮食。母亲常常避开我，从我的碗中抓一把米，放在哥哥的碗里蒸，好几次我发现为什么哥哥的粮食定量比我少，碗中的饭比我多呢？母亲说哥哥的碗里放水比我多，所以显得饭多。后来，我亲眼看见母亲是从我碗里抓出米来，放在他碗里，我装着没看见。哥哥还是不够，饿得那么可怜，黄皮肤变得又黑又瘦，挑担回来，到处寻找吃的，家里什么也没有，他经常忍着饥饿上床睡觉。
我的肚子也非常饿，从来没有吃过一餐饱饭，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有像这样饿过，那时候，只要有钱，街上什么都有买，而现在有钱都买不到东西。
父亲由于当搬运工，定量是38斤，拖运饼干时，他经常偷些饼干吃，有时带一点回家给两个小弟弟吃，幸好母亲个子小，有气管炎病，饭量不大，27斤粮食马马虎虎够她吃了。
当时，很多人因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有的人被饿死了，情况相当严重。父亲节约粮食，让给孩子们吃，自己患了轻度水肿病，母亲将家里较为值钱一点的什么毛线衣、麻布帐子全卖掉了，用来买议价粮和议价白萝卜吃，才保住了全家的命。
学校里上课的老师没精打采，有气无力，第二节课后，教室里只剩下几个班干部坐在教室里，其余的学生都跑回家了，学校食堂很早就排满了队，寄餐的学生在食堂更吃不饱，因为食堂还要克扣学生的粮食。
有些同学经不起苦日子的煎熬，而离开了学校，去当上了工人。还有些男同学去当兵，工人和军人的粮食定量都比学生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