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的师傅技术高明，待人和善，信誉又好，所以有做不完的业务。他属办事处管，每笔业务都得纳税，还要交什么管理费，剩下很少部份才是他的所得。彭师傅通过私人关系，搞到了几笔业务，没有通过办事处，没有上交办事处的管理费，结果大难临头，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此事被办事处知道了，开了彭师傅一个批斗会，把我的哥哥也揪去狠狠地批斗了一场。对彭师傅只是说一说而已，主要是批斗我的哥哥，说他是地、富、反、坏、右的家属，是不接受教育的“黑五类”；搞资本主义复辟，投机倒把，偷税漏税，过资本主义生活，穿辣椒尖皮鞋，梳西式头等等。会场上的基层干部不停的高呼口号。会场上的打手，用力把哥哥的头往下压。参加这个批斗会的主要是周围的居民，有人偷偷地将批斗情况告诉了母亲。我母亲气得蹦起来了，发疯般地高嚷，要讨回公道，办事处用这种侵犯人权的形式打击一个无辜的青年是错误的。父亲向母亲哀求着说：“算了吧！我们是钉板上的肉，只能随他们剁，哪有讲理的地方？忍耐一下算了，你的身体有病，留着精神去干别的活吧，只要身正就不怕影子斜。”母亲流着伤心的泪水，抱着可怜的哥哥哭了好久，无可奈何地咽下了这口气。“文革”的风暴，使弱小的老百姓，无法过有尊严的生活，在那些大大小小的整人运动和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中，要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简直比登天还难，何况是“黑五类”分子的家属呢？哥哥是一根刚刚开始发芽的苗子，一下子就被狂风摧倒了。他虽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但这种批斗会，给他一生蒙上了一层阴影，那种被无辜批斗的屈辱，使他不能堂堂正正做人，只能迎合、妥协以求自得，天天在惶恐畏惧的生存状态下生活着。
从此以后，哥哥的胆子变得特别小，晚上从来不出门，白天买冰棒。彭师傅也无法再带他出去做工了，他自身还难保。
几个月后，街道主任叫哥哥去街办的矿石粉厂搞电工维修和拖板车的工作。当时他们找不到像哥哥这样老实的人，别人当电工维修工就不肯再去拖板车，而且还要高工资，只有我哥哥被他们整怕了，家庭出身又不好，不敢讨价还价，成为了世界上最廉价的苦力和驯服工具。
他来到矿石粉厂后，每天和那些妇女们一起做工、拖板车，机器坏了才能做维修工作，全身被白粉裹着，像一个雪球。哥哥有一技之长，人又老实，后来被湘西某铜矿来长沙招矿工时看中，通过面试，都很合格，全家以为哥哥考上了正式工作而高兴。不料情况变了，哥哥的名额被一个街道基层干部的儿子顶去了，哥哥被淘汰的理由就是家庭出身不好，政审不过关。
南区区委在洞井铺办了果园农场，将所有失学失业的青年安排去那里开荒。街道主任和居民组长多次上我家门，动员我和哥哥都去那个红星农场。我坚决不肯去。后来，哥哥害怕这些人，答应去了。
农场是新办的，根本没看见什么果园，都是长满野草的山坡，要靠他们去开荒垦地，全是体力劳动活，每月只有15元工资，伙食吃得非常差，天天吃酸菜汤，自己种的菜还没长出来，所以生活相当艰苦。哥哥每月15元生活费和26斤口粮，半个月吃光了，有时跑回家吃，因为每天的劳动强度太大，吃完了再没有其他收入了，只好躺在床上睡觉，后半个月就天天旷工。我和母亲去看他时，才知道来到这里的青年大部分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人。
随后不久，那位场长以“表现不好”为由，将哥哥开除回家了。劳动权利又一次被剥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