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要过春节了，丈夫来信说，他不能回家过年，领导干部留他和另一个同事在船上值班，叫我到船上与他一起过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天气特别寒冷。麻风细雨落在地上，结起一层薄冰。我顶风冒雨带着女儿来到靖港电船上。
一条又大又长的发电船，停在靖港河床上面，像一条巨龙静静地卧在那里动也不动，船舱到处空荡荡的，显得格外安静。这时女儿可以走路了，女儿围着她爸爸在在船上跑来跑去。我把家里所发生的一切详细告诉了他。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能说，一直沉默不语。可是，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晚上，三个人睡在船舱的单人床上，怎么也不好睡。女儿不停地哭着，我们只好轮流抱着女儿在船上游来游去。靖港是一个小镇，上岸就是一条小街，不到5分钟可以走完了。离船上岸除了长堤以外，什么也没有，长堤里边全是稻田，要走很远，才有一些破破烂烂的矮房屋，人口也很稀少。几只要修的小破船停在电船旁边，很不显眼。
北风呼呼地叫，岸上的灯都熄了，一团漆黑，既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河中间的指路航标灯和我们船上微弱的灯光照在河中，灯光随着水的荡漾而变成银色的水波，电船的倒影也模糊不清。我们好似来到孤岛上，女儿的哭声冲破了这可怕的冬夜的寂静。
天刚蒙蒙亮，这时由远而近传来一种呼喊救命的声音，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刻，听得特别清楚，也特别凄惨。我们来到船头仔细观察，模模糊糊发现一只载满芦苇的船从洞庭湖方向驶来。船身下沉了大半截，芦苇草堆得像一座小山，顶上伏着几个船员，原来是他们的船遇难，在向人们呼救。这时看见几只小木船急忙忙地朝他们划去，但是，由于是逆水行舟，速度特别缓慢。眼看这只船就快全部沉下去了，我们心急如焚，只好帮助他们高呼：“快救人呀！”前面的船快沉没了，半个小时后，靖港街上的居民都跑来观看，急得两头直窜，除了那几只小船能搭救他们外，谁都无能为力了。
那几个生命受到威胁的船民的悲惨呼声，好似在我和丈夫的心中呐喊。我沉浸在所有的回忆之中……
丈夫突然指着前方大声地说：“小船赶到了！”呼救的人刚刚爬上小木船，芦苇船立刻全部沉入了水中，不见任何痕迹。我亲眼见夜晚呼救，小舟救人的一切，从此使我对生命的看法淡薄了许多。
那天，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腊月三十。晚上每家每户所有的亲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尽量赶回家里，与家人大团聚。而我们这个家却骨肉分离，难以团聚，尽管我们三人紧紧地靠在一起，围着一盆烧得旺盛的木炭火坐着，但是，我仍然觉得全身寒风刺骨，越烤越冷。1968年的春节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同时，那个冬天也是一生中最冷酷无情的一个冬天，当年5月份，丈夫接上级通知，电船去石门发电，他随船离开了靖港，奔向新的工作地点。
丈夫走后，我也回到自己的住地。每天晚上，我和女儿睡在那间死气沉沉的房子里，经常失眠、害怕。
有一天傍晚，女儿发高烧，我抱着她上医院。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人们害怕遭冷枪。晚上家家关门闭户，天黑就不出门了。那天晚上，孩子的病情特别重，我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来回共跑了三次医院，一夜未眠。女儿经常晚上发烧，给经济带来很大困难，当时我夫妻二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60元，娘家比我们的生活更困难，每月我从学徒工资中抽出5元给母亲治病，一家分成三处生活，艰苦得不得了，哪有钱常去跟女儿看病呢！我自认为她是感冒，发烧时，把她抱到外面风口处吹；流鼻涕时，就给她洗热水澡。
半月之后，女儿的病更严重了，医生诊断是出“天花”，需隔离住院。
远在石门的丈夫接到我的电话，连忙向单位借了几十元钱往家里赶。当天，没有班船，他连夜步行100多里后才搭上了回长沙的轮船。回到家里，他双脚打出很多水泡。为照顾女儿我瘦了一身肉，女儿有病在身，他感到十分伤感，因而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更加体贴入微。我们的感情比以前更好了，逆境和挫折使我们更加坚强起来。生活上的压力，政治上的迫害，压得我们伸不直腰，可是我们患难夫妻对未来仍然充满着信心，相信风雨过后，一定是美好晴天。经过我们精心照顾，女儿的病很快也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