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带有中国血统的土著老人逢人就说：“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中国朋友——小平。”
我开始频繁地光顾图书馆，查找各种涉及土著人的资料。令人失望的是，有关土著人的书籍资料少得可怜。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图书馆里，可以查找到的有关土著的专著不超过二十种。二百年历史的澳洲对生活在这个大岛上已四万年的土著民族的研究是那么落后，令人费解。事后分析其中的原因，我想有两种可能：一。20世纪90年代初，澳洲社会对土著文化不感兴趣，土著人被排斥在白人一统的主流社会之外，历史学家也忽略了土著人在澳洲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二。当时生活在荒漠和原始丛林里的土著人与外界的接触不如今天那么广泛，许多土著人拒绝白人走进他们的生活。
从那二十来本有关土著的专著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原始、落后背后隐藏着丰富的土著文化，尤其是土著岩画和在我眼里非常抽象的树皮画，我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但是，当我把这些图片和我亲手拍下的许多照片和写生稿钉在墙上，兴致勃勃地进入一段时间的创作之后，我感到十分困惑。我画了许多单个人物形象，看上去像是一幅幅写生稿和镜头里的留影。我的头脑里只有图像，没有感觉。而且那些图像是孤立呆板的，缺乏鲜活，画中人物的生命感不强烈。我陷入创作的痛苦中。
我犹豫着寻找一种感觉，一种对荒漠和荒漠上的土著人的感觉。思想挣扎的结果是，我决定回到荒漠。
两年以后，1990年，我又走出了墨尔本的画室。这一次，我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叫宝格（Balgo）的土著村落。它位于艾丽斯泉小镇西北方向大约750公里的荒野上。我要去那里，也是因为两年前在艾丽斯泉小镇酒吧里那两个年轻人交谈中曾提到过宝格，从而引起我的兴趣。由于它是一个土著人自治区，非土著人不得随便进入该区。经过一番努力，我最终拿到了由当地土著管理委员会签发的进入宝格的通行证。
与第一次环澳旅行一样，我同样选择长途旅游汽车作为交通工具。但是，这一次我是有目的的直奔西澳。汽车走走停停，一路上除了在几个小加油站上看到寥寥无几的几个人之外，沿途荒无人烟。乘客中有的睡觉，有的看录像带。周围真是地地道道的荒原，刚开始它还给人一种惊奇的感觉，因为，隔着车窗望出去是大片红色土地和焦黄的野草。但是，看久了，它会变得毫无生气，到处一样，汽车开上几个小时，窗外仍然是相同的一片荒凉。
汽车最后来到一 个 叫 皓 斯 溪（Halls Creek）的小镇。小镇很小，有一些土著人。在经历过一次环澳旅行之后，我发现澳洲到处是这样的小镇，规模小的只有几十人，他们既不是为了改造荒原，也不是为了投机发财，为什么要聚居到落后的荒原来？答案也许只有一个：“就是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什么？他们不去想那么多。每天你可以在小镇上看到那些大汉，从他们的模样就能判断出大多是干粗活的人。迎面相遇，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热情地打个招呼，一开口就是“好吗？伙计！”，“今天的天气真不错……”
从这里开始，我又要搭顺风车了，因为没有通往宝格的公共班车。来往宝格的车辆本来就很少，由于连续几天的大雨，两条主要通往宝格的道路都被大水封死，我只得在皓斯溪小镇等待机会。有人告诉我去教堂试试运气，那个叫保罗的神父时常来往小镇与宝格之间。我很奇怪，上帝在这里竟然也有他的使者。
我兴冲冲地去见神父。他是一位中年英裔澳大利亚人，个子不高，但挺壮实，灰白头发，薄薄的嘴唇四周留着金黄色的胡子。神父十分认真地了解了我的来意之后，问我：“你去宝格干什么？那里不是旅游区，它是一个土著人自治区，不对外开放。”他在说这话时并没有停止手上的工作，看上去他在收拾东西准备外出。
当我递上由当地土著管理委员会签发的通行证时，神父似乎有点吃惊，“真有这样的事？”他打开看了，“这是他们的签字，没有错。”神父说完又把信转递给他的同伴。同伴撇着嘴做出一个不解的动作。我可以看出神父很犹豫，他不太想多事。
“我没有什么行装，不会占用你许多地方。神父先生，这也是上帝的安排，让我找上了你，你说呢？”
他停下手上的活瞧着我，说：“你很会说话，小伙子。准备一下，一会儿就走。”在最后一刻，神父改变了主意。
车里堆满了许多食物和几纸箱传教广告。另外还有三个土著人，在我来到之前，早已等在门外。
在以后的几天，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地赶路。道路十分难走，有两次遇到河水拦道，我们大家就地喝茶、睡觉，只等水位下降后再过河。几个土著小伙子四处乱窜，每次都不会空着手回来，鱼呀、蟹呀、蜥蜴呀，有一次还拎了一条蛇回来。
这一天，我们来到一条河前，远处河心水面露出一辆白色汽车尾部。听说，前几天有一对在当地工作的白人青年男女企图穿过河道，却被无情的急流卷走。更糟的是有一条鳄鱼悄悄地逼近，结果岸边的几个土著孩子拼命惊叫，向鳄鱼投掷石块，才使得这对男女赢得时间游上岸。
只见神父小心地向河心走去，水位大约到他的腰际。然后神父招呼大家上车坐稳了，他要硬闯过河。我向神父瞪大了眼睛，他要不是和我们开玩笑，就是疯了。
上游的水猛烈冲击在车身上。车速不能快，也不能太慢。车的载重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车身的稳定性。车头冲开一条水路，掀起一阵阵浪花。神父双手紧抓方向盘，努力向上游斜方向转，控制一个适当的角度，以校正车身被急流冲击后的偏差。
车身开始晃动，渐渐有一种车被水托起的感觉，如果轮胎离地我们全完了。
我更担心马达在水里熄火。一旦车子停在河心，或者不能控制在一个恰当的车速，急流会轻易地把车子卷走。即使弃车逃命，同样也有生命危险，一是水流湍急，二是附近有鳄鱼出没，它此时可能正躲在哪里嘲笑这一帮傻瓜呢。
感谢上帝，这一切都没发生。上岸很久，我仍是心有余悸。“如果车子在河里翻了怎么办？”我问神父。
“没有办法，等着鳄鱼来吃吧。”神父开玩笑地说。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神父再也开不出这样的玩笑了。
天已经黑了，眼前又是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黑夜里，看不清河水，但从波涛的响声，已可以判断出水深流急。神父和先前一样走进河里试水位，两只车灯射在神父的身上，他伸开双臂，在急流中努力调整身体的平衡，边缘水位已超过了腰际。他想退回，但有点吃力，每迈一小步，都在试探脚是否踏在河床上。显然，他遇到了麻烦。我冲过去，借着一根老树的枝，站稳了向他伸出手。“别过来！”他想制止我。他嘴里这么喊，可是急流把他冲得摇摇晃晃，他还是一把抓住我伸出的手。我感觉到一只冰冷战抖的手。他壮实的身子好像在河床上扎了根，我拉他不动，原来他在抗拒，生怕我拉不住他，一块儿被急流冲走。
“你不放心我，也该相信‘上帝之手’呵。上帝需要你，我们也需要你，神父！”我想让他放松一点，竟然说了一句玩笑话。我刚说完，他似乎被人从后推了一把似的被拉上了岸。上岸后，神父做的第一件事是划了一个“十”字，然后捧起我的手吻下去。事后他说这真是一只“上帝之手”。
上游一定在下大雨。原计划是在河对岸一个土著小村庄过夜，现在只有就地扎营了。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神父保罗再次吩咐大家上车。我想，这一次他该清醒了。可是，他却说，为了感谢我的援助之手，他要给我一个惊喜。在崎岖的荒野上颠了一天，全身快散架了。眼前除了急流、黑夜、烦人的蚊虫之外，还会有什么？
“上车吧，上帝安排我们去另一个地方。”神父说着把车往回开了大约半小时，我只感觉到转了几次方向。突然，从黑暗里传来狗叫声，然后看到一堆篝火。在车灯余光里，几个人影围坐在一起，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退了那几条朝我们大叫的狗。神父上前用土语和他们搭话。
我跳下车，扶着车门站在一旁，几条狗大胆地凑近我，来回嗅着。几个土著小伙子也陆续下了车，靠在汽车周围一声不响。这里虽然都是土著人的地盘，但是分属于不同的部落，遵守当地的规矩也是尊重对方。在没有被地主允许之前，大家默不作声地等待接纳。
过了一会儿，神父招手，示意我们过去。有人正向篝火上添加树枝，火势旺盛起来，照亮了黑夜里躺着的一群人。神父已坐在地上，手里捧着一只杯子。他把我介绍给一位叫大卫的中年土著人。我不喜欢这些英文名字，起用英文名是为了迎合白人文化习惯，他们应该叫自己的本名，听起来更贴切。尤其是对那些出名的土著人，白人中的好心者一定会给他或她起上一个英文名，主流社会叫起来容易。
记得我刚来澳大利亚，朋友徐小虎教授看到我的几张写生稿上签名用的是英文字“Jo”大惑不解，“你改名了？”我说：“没有啊，‘Jo’和我的‘周’听起来谐音，叫起来也方便。”朋友直摇头。“这是你的名字，别人应该适应去叫，而不是你去迁就任何人，这是对文化的尊重。”用了三个月的洋文名之后，我又回到了本名，而且是姓在前名在后。
听到神父介绍我是中国人，大家都慢慢探起身，向我围拢过来。篝火在神父的摆弄下，烧得更旺，也让我看清了除大卫之外的另几个土著人。这一瞧，让我大吃一惊，嘿，怎么突然出现一群中国人呢？多么亲切、熟悉的脸啊！神父冲着我笑着，说这应该是上帝的安排。
他们是中国人。如果不是他们的肤色、穿戴和身上的气味都属于土著人，我一定认为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中国客人。我试探着用中国话和他们交谈，大家摇摇头，脸上露出一片迷茫。但双方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对方堆满笑容的脸。心里都明白：我们模样长得一样。
他们中一位戴着眼镜的土著老人（我想还是这样称呼较合适，虽然他们身上混合着中国人的血液）昂起头，向前探着脖子瞅着我。“你叫什么名字？”他抓着我的手问道。
我报上名字。
“噢。从中国来？”
我点点头。“你也是中国人吗？叫什么名字？”我问。
老人转头看了看其他几个人，似乎在征询答案，但没有人回应。他失望地转回头来对我说：“力，大家叫我阿力。”然后他指着另外几位，“阿财，阿雷……”每一位被介绍到的人都探起身，伸出手和我相握。
“你们还有中国人的姓，可是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听了阿力的介绍，我惊喜地看着他们的脸，两只手分别抓着阿力和阿财，因为我正坐在他们中间。我的心在颤动，想去抚摸他们被篝火映照得黑紫的饱经苍桑的脸。每一双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细线，大家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
“兄弟。”阿力称我兄弟。
“别这么称呼我，老伯……你的年龄可以做我的父亲。”我虽然无法估计出他的年龄，但是少说也有60多岁了。
“是吗？我没法告诉你，我有多大年纪了。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多么可笑，是吗？大家说我是中国人。现在看到你，可以确信我是中国人，我们长得一样，对吗？”
“没错，老伯，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问过母亲，她对自己的出生日都搞不清楚，更别说我了，其实，这对我们并不重要。”
“老伯的母亲是土著？”
“是呵，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死了。外祖母说，我的父亲是中国人，他饭做得很好，经常去其他地方为别人做饭。有时也回来住上一段日子，但和母亲以及这里的其他人相处得不快活。后来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母亲和别人又生了几个孩子。最后一次，孩子生不下来，母亲流血过多，她没有挺过来……有时，我们几位闲着无聊，相互推算各自的年龄，越说越糊涂，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档子事啦。”
有个老人说自己有78岁了，这在土著人中非常少见，他们的平均寿命大约在50岁左右。我问他是如何知道自己的岁数，他向我解释：年轻时，他在一个农场工作，农场主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他常常寻找借口去接近她，或远远地偷看她。后来他的行为让农场主发现，被毒打一顿，还要挖去他的双眼。姑娘刚刚开始懂得男女之事，农场上本身并没有几个白人，她为年龄相仿的土著青年注意自己的美貌而骄傲。姑娘就大胆地向父亲求情。当时，农场主正吸着烟斗，想找一个烟斗塞子找不到，就令人将他的食指割下来充作烟斗塞子。说到这里，老人伸出残缺的手指让我看，这算是对他最轻的发落。有人根据老人的回忆，查找到1921年到1942年，曾有个白人拥有这个农场，农场主有一个女儿，根据各方的推测、分析，今天的这位土著老人应该是70岁左右。何以会确认自己78岁呢？他说，问的人多了，就干脆报一个岁数。去年是78岁，今年也是78岁，那么明年呢？当然也是78岁。“知道了自己的年龄，又有什么用。”阿财说，“以后，这里又搬来几位长得和我一样的伙计，他们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土著人。我们几个人住在这里，一直没有走，所以大家也就称这里为‘中国花园’。”
大家对自己身世知道得很少。阿财说在他的记忆里没有一点中国父亲的印象。他从小在部落里长大，抚养他的是母亲部落的人，他经历了所有土著孩子的经历。后来他有了一个土著女人，但是不能生育，所以膝下无子。由于他家乡周围的动物愈来愈少，没有足够的东西可猎取，所以许多人大都迁走，他老了，不愿漂流，十多年前，迁来这里和阿力结伴。
阿力一只手臂搭在竖起的腿上，紧锁着双眉，目光呆滞地停留在黑暗里的一条狗身上，嘴上叼着一柄自制的旱烟斗，不紧不慢地“吧嗒、吧嗒”吸着。从神情外表上看，眼前活脱脱一位中国老农的形象，不同的是我们相遇的地点和交流的语言变了。
“唉，我感觉到──老了！”阿力重重地叹了口气，不无伤感地说。
后来，神父保罗对我说：“他们所知道的，可能全都告诉你了，有些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平时我也问过他们，他们总是不耐烦。我不想惹他们生气……很可惜，是吗？”没等我开口神父又说：“其实他们心里也想弄明白自己另一半的血源关系，你没见到他们刚一见你时的激动神态吗？”
是那么回事。最初我还以为他们和其他土著人一样，纯粹是对一个中国人的好奇心呢。
“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呢？”我问。
“我是阿力的儿子。”边上的大卫插话，让我感到一点意外。从外表上看，他完全继承了土著母亲的特征，鼻子不似土著人的扁平肥大，有点鼻梁而且比较细，鼻翼没有那么宽大，侧面看他的眉棱骨并不十分突出，从气质上看，他身上有阿力的影子。
“我的妈妈，在生下我弟弟之后死了。后来有个白人告诉我们，祖父老阿力曾在汉斯家的牧场做饭，你听说过汉斯家吗？”
我点点头。据我了解，19世纪的后期，汉斯家庭是当地十分富裕的牧场主，他同时还经营航运生意，在当地极有势力。他们从东南亚输入许多青壮劳力，有中国人、马来人、菲律宾人，再加上当地的土著。当时中国人多从事粗活，如种菜、修路、搬运、厨房杂工，好一点的如专职烧饭等等，他们和当地土著男人、女人、孩子一起为像汉斯这样的白人家庭干活，日子久了，相互变得亲近起来。
“后来，听说祖父老阿力加入了其他中国人的南下淘金队伍，而且还发了财，回到中国，在家里他还有老婆、孩子。”大卫告诉我。
有关中国人来澳大利亚淘金的一段历史，始于1850年。当时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和新南维尔斯州相继发现金矿，吸引来了大批中国淘金者，他们勤劳刻苦，所以收获也大。据统计，仅1857年一年，从墨尔本运回中国的黄金就达六千公斤之多。之后，西澳大利亚和北昆土兰州又相继发现金矿，引来更多华工。他们大多不会说英语，生活习惯又与白人不同，逐渐形成了“中国村”。华人吃苦耐劳，日渐富裕，引起当地白人的嫉妒，演变成各地的排华风潮。暴徒们借口说华工们肮脏、不守法、不说英语、无法交流相处；又说华工不带家眷，分明只想尽快致富后返回家园，这是地道的抢劫澳大利亚金块。由此，白人政府对华工实行多种限制，这使许多华工迁移到不同的地区去从事不同的职业。如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地区，华工在那里从事的工作多为筑路、开矿、种蔗、经商等。他们遇到了同样受到欧裔白人歧视的土著人，这些土著人不善耕作，除了打猎，只能做一些低下的苦力，大家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客观上促成很多华工和土著人结婚生子。
今天在西澳和北昆士兰州还生活着大批中国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后代，他们对中国家史了解甚少，只是偶尔从几位健在的老人嘴里听到只言片语。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并不是我睡够了，而是身上痒。醒来就看到两条狗躺在我身边，知道坏事了，我的两条腿上是黑压压的一片，往上一抹，一个个跳蚤活蹦乱跳地飞起来。我爬起来就往河边跑。河水浑浊，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剥光衣服跳进去。我抓起几把河底的泥土往头上和身上擦抹，但也不解痒。清晨的河水冷得刺骨，我上牙叩打着下牙，浑身颤抖，好一会儿，身体才开始适应寒冷，游了一个来回，甚是痛快。我已有好多天没有洗澡了，不过，大家彼此彼此，不会有人嫌弃我身上的异味。
回到住地，见三四位老人正坐在屋外，向我打着招呼。“早晨好，小平！”“早晨好，雷！”他们还一一保留着中国姓。有一老人说他们想和我在一起留个影，然后将照片寄给他们。为了这几张照片，我不知后悔了多少次，因为我没有用另一架相机再拍几张，后来在我们坐船过河时相机掉入水中。我曾发誓一定要回头重新补拍，谁想到以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再回到“中国花园”。其间，每年我都会托神父保罗带信给他们，解释我食言的原因，同时顺带捎去几盘中国武打录像带和几根地道的中国旱烟斗，以补我之过。听说，几个老人逢人就说：“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中国朋友——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