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北京一边创作，一边在几所学校讲课。他写文章批判封建复古思想，宣传进步思想，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的一员主将。五四运动过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分化。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筹建共产党。胡适等人则反对进行革命。鲁迅呢？他虽然没有参加党派，却和进步的人们站在一起，用手中的笔继续进行战斗。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鲁迅先后三次捐款给罢工的工人，表示支持。这一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进步学生被无辜开除，正在这里教课的鲁迅十分气愤，与几位教员联名发表声明，为学生主持正义，还写了许多文章，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
1926年3月，为反对日本侵略，北京的市民掀起反帝浪潮。3月18日，学生们到政府前请愿，竟遭到血腥镇压。这就是“三一八惨案”。在被打死人中，就有鲁迅的学生，女师大的刘和珍和杨德群。鲁迅得知这个消息，悲愤极了。他站在窗前，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连写了《无花的蔷薇》等文章，痛斥反动军阀的暴行。在文章的末尾，他写道：“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他写的《记念刘和珍君》，是一篇充满战斗力的文章。他歌颂了烈士，写出了事实真相，肯定了这场斗争的意义。他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的文章刺痛了当权者。不久，反动派通缉他，要抓捕他。他只得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
在广州1927年初，鲁迅来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当时的广州是北伐战争的大本营，革命的策源地。热情的同学们听说大作家鲁迅来了，非常高兴，有个叫毕磊的进步学生在文章中说：“鲁迅先生这次南来，会帮助我们喊，指导我们喊，和我们一同喊。同志们，我们喊吧！”
鲁迅也为自己投入革命洪流而高兴，夜以继日地忙碌着，还经常写文章，做讲演，并接待着来访的学生。可是不久，他就预感到反革命势力在渐渐扩大，而人民并无真正的力量。
“这里可以是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呀。”他想。
果然，4月中旬，从上海传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消息。紧接着，15日，广州也开始了大屠杀大搜捕。毕磊等学生惨遭杀害。鲁迅再一次被“血案”惊呆了。这天下午，他召集各系主任会议，急切地说：“我们要想办法营救被捕学生！”
“抓不抓人是政府的事！”一个负责人反对说，“我们要服从上面的决定！”
“学校要出面保释！”鲁迅坚持说。
“不行！我拒绝。”
鲁迅和对方争执起来。可反革命气氛那么浓，没多少人敢公开支持他。
他再也不能平静下去了，为了表示与反动派一刀两断，他辞去职务，要离开广州。这时候，一个朋友来信告诉他，有个瑞典人和鲁迅好友刘半农商量，想提名他作为有名的诺贝尔奖候选人。鲁迅当天就写了回信：“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面对荣誉，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他把自己的一切同“中国”联系在一起了。
1927年10月，鲁迅和夫人许广平到达上海，开始了他一生最后10年的生活。当时的上海，已是一片白色恐怖。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加紧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一方面对进步文化也进行镇压。鲁迅没有退缩，而是在斗争中，和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在一起。他成为革命文化的领导者和栋梁。1930年3月，“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了。鲁迅作为左联的领导人，在成立大会上讲话说：“我们同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意实力；我们的战线应该扩大，还要造就大群的新的战士……”
敌人听说鲁迅参加了“左联”，和共产党人站在了一起，恨得要命。有人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应通缉鲁迅，逮捕他，因为他是“堕落文人”。
果然，敌人不久就开始了对进步文化人的大搜捕，跟踪鲁迅的事也发生了。他只好离开家，到处躲起来。但是他手中的笔，从没有放下来。他变换着笔名写了很多杂文，深刻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还索性用“隋洛文”为笔名写文章，告诉敌人：在你们的眼里，我确实“堕落”了，但我甘心这样，因为我和人民大众在一个阵营里。在一首叫《自嘲》的诗中，他这样描写了自己的处境和决心：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左联”成立后，进步文化运动在上海等地开展起来。鲁迅热心培养青年作家，指导他们写作，帮助他们走上革命道路。青年作家殷夫、柔石、萧军、萧红等人就是其中优秀的人才。
然而，敌人却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进行血腥镇压。1931年初，左联的五位作家：李求实、殷夫、柔石、胡也频、冯铿在参加一次会议时，不幸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
鲁迅得到消息后，十分焦急，想方设法进行营救。然而，敌人很快就秘密杀害了他们。鲁迅悲愤交加。那一天，他独自站在月光下，怀念着烈士们，为中国又失去了好青年而伤心。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他在一首诗里，写出了自己的心情。他还写文章，公开悼念死去的烈士，并向国外作家公布了敌人的暴行。当他把文章交给美国朋友史沫特莱，请她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时，史沫特莱看了，吃惊地对他说：“这篇文章如果发表出来，你会被杀害的！”
“那有什么关系？中国人总得有人出来说话！”鲁迅坦然地回答。
为了反对大屠杀，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鲁迅也参加了这个同盟。这样在上海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进步力量，宋、蔡、鲁这些有崇高声望的人士是这个力量的核心。蒋介石又恨又怕，就命令特务暗杀了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还计划暗杀鲁迅。
1933年6月20日，是杨杏佛遗体入殓的日子。特务们扬言，要在这一天再杀同盟里的人。有人就劝鲁迅不要去参加仪式了。鲁迅则坚持要去。这天午后，他临出门时，把门钥匙交给了夫人许广平，然后冒着大雨，走出门去。出门不带钥匙，说明他已经准备一去不回了！敌人被鲁迅和宋庆龄等人的大无畏气概压倒了，没敢动手。鲁迅在事后写了一首悼念杨杏佛的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他还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到底是谁灭亡……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鲁迅在后半生，没有创作小说，而主要是写杂文。他的杂文像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他的杂文又像春雨和甘露，滋润着人民和朋友的心田。
为了反对敌人的攻击，鲁迅和各种错误思想展开了“笔战”。他的杂文又多又快又好，而且深刻极了。比如，他写到穷人和富人截然不同的情感时，就这样写：“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蒋介石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许多学生都到南京举行游行，要求抗日，却遭到镇压。而国民党政府却说学生的行动，使友邦人士惊诧，使国家不像国家了。鲁迅马上写文章痛斥道：“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鲁迅的杂文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受到人民的喜爱。
立志做一个医生大概是由于父亲的病给青少年时期的鲁迅心灵留下了阴影，成为一个能疗救病人的医生就能使很多人免受父亲的痛苦，使很多人免受自己幼年时期心灵上的折磨。然而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改变了他，使他立志成为一个能从精神上疗救国人的文学家。鲁迅其后的半生都是在为他的理想而奋斗，在奋斗的过程中，几经反动军阀、国民党的追捕和迫害，但是他依然故我，义无反顾，表现了一个自由主义战士的铮铮铁骨。毛主席曾这样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