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时务者为俊杰，味先几者非明哲。
——程允升
忽必烈即位之初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外来民族如何巩固对汉族的统治。他决心改变蒙古族多重视武功、忽视文治的状况，认识到要巩固对中原的统治，必须推行一整套符合中原情况的政策，最有效和最便捷的办法，就是采用汉族已有的制度和法令。于是，他因地制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等大臣的建议，按照中原历代王朝的传统，以“中统”年号纪年，废除大蒙古国号，改国号为“大元”，并把国都南迁到北京，命名为“大都”，建造了新皇宫和城墙。
大蒙古国原来有一整套自己的国家制度，比中原的要简单得多。入主中原后，原有制度已不适应新的情况。忽必烈采用了中央集权制，要刘秉忠和许衡根据中原历代制度，参照现实情况，在中央一级设立主管政务的中书省，主管军务的枢密院，主管监督官员的御史台。在地方一级，设立主持日常军民政事的宣抚司，以及提刑按察司。最高行政机构是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四级。政府官员尽量录用汉族遗老、旧臣和学者，由蒙古人掌握人事决定权。这套制度较为有效地保证了蒙古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忽必烈还放弃了蒙古人传统的游牧经济，设立了司农司、营田司等机构，鼓励农业生产，把大量牧场恢复为农田，用租佃方式招募农民种田，并把一部分土地退还给了农民。他还下令禁止抢掠人口贩卖为奴，并恢复了一些奴仆的平民身份。
在文化方面，忽必烈设立了国子学，承认并提倡汉族传统文化和儒学，让蒙古族子弟接受汉文化教育，还在大都建立了孔庙。
这一系列制度和措施的推行，说明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的征服，只靠武力是不行的，还得改变自己的传统和习俗，在其它方面向先进民族靠拢。忽必烈明智而及时地认识到这一点，因地制宜，入乡随俗，在元代初年稳定了对中原的统治。
现代人对“因地制宜”这一策略并不陌生，它要求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与该地方情况相适应的具体措施，并加以贯彻。
变和不变是相对的。变要受新情况的制约，随新情况而变，因而总是有限度的。不变，则是要保留旧有习惯和做法中有价值的、在新情况下仍然行之有效的部分。所以，在变和不变之间要灵活掌握，固执于任何一方面，都可能出现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