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宏
张承源先生的又一本文学评论集《浇花与赏花》即将出版，嘱我作跋。为他在文学上新的收获高兴的同时，我又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因为我之于他不过是个晚辈，再则要对他集子中的评论文章作出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也是本人能力所不能及的。但他一再坚持，我想了想，又觉得近年来晚辈为前辈师长作序跋的似也并不鲜见，而我与张承源先生亦师亦友地交往了十几年，不说文章，谈谈人大约还是可以的，于是便冒昧应承了下来。
1978年，我上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读书，和班里的一些同学一样，在那个时代和环境里正做着文学梦，当时我的家乡德宏自治州文联的文学刊物《孔雀》创刊了，我的那些诗歌、小说一类的文学习作也就很自然地投寄到那里。《孔雀》的办刊特点之一，就是很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的发现和培养，刊物除辟出相当多页码刊登少数民族作者的作品外，还对其中的一些作者和作品进行重点评论，目的自然是使他们尽快成长。作为一个景颇族的后代，我是受惠者之一，直到今天，我对《孔雀》的关心和扶持，仍怀着深深的感激。德宏和云南的好些少数民族作者，就是从那块园地开始，一步步走上文学之路的，可以说《孔雀》功不可没。而《孔雀》的主持者，正是当时在德宏州文联工作的张承源先生。
1982年我分配到云南民族学院工作，与张承源先生有了更多的直接交往和接触，他发表我的诗作，为我的诗写评论，使我获益匪浅。我也读他的诗和评论文章，他的诗中带有景颇山的气息，也有泼水节傣家迎面泼来的水花，具有浓郁的边疆民族特色；他的评论文章的着眼点更是时时不离民族文学，不离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的及时评介和扶植。尽管我知道他是个四川人，六十年代毕业于川大中文系，但感觉中总觉得他是个云南人，甚至就是我的同乡。也难怪，大学毕业后他到云南边疆扛枪戍边、教书育人、编刊为文二十多年，他的生命和情感早已融人云南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作为一个诗人和评论家，他所具有的真诚和责任感，使他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钟情，已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心，而是把它当做生命价值的一种追求和体现。还在八十年代初，他就撰文提倡和鼓励少数民族作者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创作，提出民族文学的时代性民族性艺术性的总体性格，进而又提出要努力培养少数民族的文艺评论人才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都是颇有见地的真知灼见，他还率先提出并论证了景颇族文学群体现象的存在。在德宏州文联工作期间，张承源先生殚思极虑办刊为文、主持文联的日常工作外，还四处呼吁奔走，促成了景颇族、傣族、阿昌族几个民族的数次文学讨论会召开。可以说那些年来，在张承源先生获得的诸多荣誉和奖项中，景颇族文学“贡献奖”、“编辑荣誉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园丁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优秀著作奖”等荣誉和奖项的获得，决不是偶然的。
九十年代初，张承源先生调任昆明文学院院长，依然十分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研究，《浇花与赏花》依然体现着他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一往深情。集子中的文章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学或宏观、或个别的论述评析都体现着作者独到的批评眼光和深邃见解，通过集子中的文章，我们既可对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有更深入的认识了解，同时也能感受到张承源先生的人品与文品。在这之前，张承源先生已先后出版过诗集、散文集、长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集《竹楼文谈》等，这些都证明着他的勤奋和执着。张承源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和评论家，最近又在着手长篇专著《云南民族文学论》的写作。只要想想，就会让人感动敬佩。作为少数民族的一份子，我以为《浇花与赏花》是张承源先生在文学之路上跋涉不辍的一个印证，更是他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对少数民族文学奉上的一份沉甸厚重的礼物。
1998年12月于云南民族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