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里，饱尝“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之苦的广大妇女，其地位一向是卑微低下的。与这种社会现实相适应，长期以来封建史学家们在撰写史书时，没有为妇女立传，她们在历史中也没有占有应得的一席之地，致使许多优秀、杰出的女性湮没无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朝宋代，范哗写出《后汉书》以后，才得到彻底改变。
范哗（398—445年），是顺阳郡顺阳县（今河南淅川）人，南朝宋代著名的史学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几代在学术上都有一定的造诣，同时，以学取仕，在晋朝都当过大官。他的父亲范泰也是如此，擅长经学研究，写得一手好文章，先后在东晋和刘宋政权担任要职。出身在家学如此醇厚的家庭里，范哗自然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史书上说，他从小喜欢学习，广泛阅读政治、哲学和历史著作，不仅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很漂亮，还精通音乐，真是多才多艺。不过，由于他是妾生的庶子，在家里受到兄长们的排挤，后来过继给堂伯，承袭了一个地位不高的爵号。范晔初入仕途时，在刘裕的第四个儿子刘义康手下任职，颇受信任，屡屡升迁。可他不拘小节，公元424年，已是彭城王的刘义康生母去世，安葬的头天晚上，他竟在酒醉之后，开窗偷听挽歌取乐，惹得刘义康雷霆大怒，把他贬到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做太守。这以后，范晔闷闷不乐，为排遣烦忧，便在专记东汉历史的各家著作的基础上，增损删补，裁以己意，撰成《后汉书》100卷。宋文帝很欣赏他的才能，委以要职和重任，范晔因此受到同僚们的冷嘲热讽、嫉妒排斥，郁郁不得志。公元445年，范晔的外甥谢综等人准备拥戴刘义康为帝，取代宋文帝。范晔也参与谋划活动，事情败露后，于当年年底被杀害，年仅48岁。
范晔写《后汉书》时，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另有序列。由于中年遇害，未能完成这一计划。实际上他只完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序列没有写完，十志委托给当时另一位史学家谢俨执笔，即将完稿时，谢俨与范晔一同被杀，这部分书稿从此不知去向。后来，南朝梁代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根据范晔生前曾盛赞晋代司马彪所写的关于东汉一代的“八志”这一线索，撷取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移入《后汉书》，弥补它无“志”的缺憾。所以，我们今天见到有纪、有传还有志的《后汉书》，实际上并非出自范晔一人之手，只不过主体部分是由他完成的。
范晔前后，关于东汉历史的著作多达几十种，可是，他的《后汉书》问世以后，其它著作就逐渐销声匿迹，湮没无闻了。这说明，他的《后汉书》具有与众不同之处，这也正是后人所关注、探讨和称颂的地方。确实，无论从体裁的编撰技巧，还是从内容的思想性来说，范晔的《后汉书》都堪称是一部史学名著，在中国史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和地位。
在编纂体例上，最值得一提的是，《后汉书》突出了妇女的地位。
《后汉书》特立《烈女传》，不光颂扬恪守封建道德的所谓贞节女性，对那些才华出众的女性更是推崇备致。所以，他把博学多识、通晓音乐的女才子蔡文姬收入传中，却将她那位“贤而知义”的姊妹拒之传外。在广大妇女被严重桎梏于“三从四德”的封建社会里，敢于率先在史书中，公开为妇女立传，肯定她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其次，范晔针对东汉一代的社会特点，记述人物时以类相从，特辟文苑、党锢、宦者、独行、逸民以及烈女等类传，分别叙述当时有影响的文学家、重节义的士大夫、专权的宦官、孤傲的名士、沽名钓誉之徒，这样，既可节省篇幅，行文简洁，又足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便于后人了解和研究。
再次，范晔写《后汉书》时，距东汉已有200余年，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需要考虑，这使他能够据事直书，无需隐讳什么。评价人物时，持论公平，褒贬得当。
此外，《后汉书》用辞简练，文笔优美，议论恣肆，可谓文采灿然一新，这也为该书增色不少，使它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特别是人物传记部分，读来生动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