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开会，家里来电话，我摁掉了，走出会议室，到过道里给家里复电话。父亲小气，没有重要事情，一般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电话拨回去，父亲接了，有点生气，大声问我为什么刚才不接电话？我说：在开会呢，人多，接电话怕吵扰人家。父亲“哦”了一声说：你赶快给德顺打电话，他爸爸不行了，医院发病危通知书了。德顺的爸爸我叫他查叔，我很熟，特熟，非一般熟，怎么突然就病危了呢？我问：什么情况？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父亲说：上吐下拉，不是痢疾，拉的吐的是血，现在医院还没有出诊断结果。我问：很严重？父亲说：现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吃喝拉撒都自理不了，估计快了。我知道，父亲说的快了，就是快要死了的意思。我问：谁在照顾他？我知道，德顺的妈是照顾不好人的，她精神正常但思维愚笨动作迟钝。父亲说：是他姑丈。我哦了一声，想：一个杀猪的怎么会照顾人？我回答说：我马上打电话给德顺，便挂了电话。从听到查叔住院起，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就流了出来。路过的同事见了我的悲痛模样，不解地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有点感伤而已。同事听了不再问，他明白，一个农民工，是经常要感伤的。
在过道里呆了好一会儿，我才止住哽咽，心情平复下来，给在白云工厂打工的德顺打电话。德顺今年十九岁，十八岁那年，我把他从东干脚带了出来，安排在一个五金厂打工。查叔怕他不听话，临出门的时候一再叮嘱我，只要德顺进网吧，或者跟不三不四的人鬼搞鬼搞，就让我见一次打一次，打了还要感谢我。德顺是被他爸打过的，我不奇怪，我三十几岁了，孩子也几岁了，我父亲还会拿着扒火棍打我。农民就是这样，有脾气，性格又直，一句话错了，气不打一处来，手里拿着什么，就拿什么来教训。德顺来广州之后还算自觉，换了几次工作，中途休息了几天，但找到工作之后，工资还长了一些。德顺不爱说话，到了我的房子，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吃饭的时候吃饭，挺能吃，让我看到年轻时候一顿饭吃一斤半米的自己。吃完饭之后，他说几句好话，然后回他的工厂。由于转换工作，他的手机号码换过几次，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谢天谢地，他每次换手机号码都会告诉我。我打他的电话，第一次没人接，我又重拨，一个男孩接了电话，我让他转告德顺，说有要紧事。等了十几分钟，也不见德顺复过来，再打过去，是德顺自己接，我说：你赶快打个电话回去找维岸伯伯，你爸爸出事了。德顺问：什么事？我说：你爸爸病了，住院了，没人照顾。德顺问：什么病？我说：你别问了，我说不清，赶快打电话回去。德顺迟疑地“哦”了一声，挂了电话。我没有了继续工作下去的兴趣，往事一幕一幕地显现出来，犹在眼前，一目了然。
二十多年前，我在春陵中学读书的时候，家里不穷，但父亲为了实现他盖新房的理想，将家里的生活质量降到了最低，我在学校寄宿，每个星期日返校的时候，只带一瓶咸菜充当一周的下饭菜，没有油水，每天都感到饥饿难挡。每到了周六，放学就往家跑，跑回家，不见得就有吃的，家里没吃的，上小学的弟弟就跑到查叔家，把他的饭锅拎到我们家，让我吃饱一顿冷饭。菜也是腌菜，酱辣椒、萝卜干什么的，这无所谓，就是只有盐水，我相信我也能吃两大碗。查叔从地里回来，弟弟告诉他，他的饭锅在我们家里，查叔听了，笑了，说：冷饭要热一下才好吃。一边靠着我家大门，点一支烟，裤腿还是挽起来的，腿肚上或者还流淌着殷红的一线血，是田里的蚂蝗叮的。奶奶说：赶快用麻线扎住。查叔很不以为然，笑着说：流这么点血就能死人，世上的人早就死光了。奶奶骂他：你这个人不听劝，迟早会吃亏的。查叔说：你老人家担空心。他们一老一少一问一答，就像拉家常。我吃饱了，查叔把锅拎在手里，还要跟我奶奶唠上几句，才一脚高一脚低地回家去。路上遇到人，还不忘说笑几句。他似乎没有忧愁，遇到人总是乐呵乐呵的，明知道门牙缺了，仍然不能阻挡他笑。他快乐，他就笑，无遮无拦，无心无肺，真正的快乐。
我家里养鸭，一养就上百只，丢了鸭，父母去寻找，查叔也会去帮忙找，沿河而上，沿河而下，叫唤几声，没有结果，折回来，到我家探情况。我的父母不舍得，经常是走很远去问邻村的人是否拣到了鸭子。无论风雨交加，无论寒风料峭，无论怎样，他们都会把几只鸭看作宝贵财富的一部分。查叔到了我家，就会陪着我们几个孩子坐下来，或者帮我们烧一炉火，或者安慰我们，等到明天，他去大河里抓几只鸭，将我们的亏数补上。他还会讲一些故事，鬼啊神啊武则天啊什么的，让我们忘记家里丢了宝贵财富所带来的阴霾，开心起来。在平常的日子，他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东家的事没做完，他路过的时候，也会搭上一把手，帮一把。他经常帮我家的忙，春天播种，夏天插田，仲夏双抢，秋收，只要他看见，他就不会袖手旁观。村里有人说他是我家的长工，查叔并不生气，他说他乐意，看见困难不帮一把，他做不出来。
当然，他也有伤心事，过了而立之年，他仍然孑身一人。他家不富裕，或者一点也谈不上宽松。他母亲死了，留下他一个，他父亲二婚，生了两个妹妹，父亲撒手人寰。后妈勤力，像个男人一样拼搏，却犯疾病死在地里。他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两个妹妹，一来一去，妹妹嫁人生子，他的终身大事仍然悬着。他着急不着急，从他面上还真看不出来，或者他安于天命，或者他顺其自然，或者他把忧伤深深藏了起来。左邻右舍却为他着急，只要哪里有出嫁的闺女，哪里有与丈夫离了婚的妇女，村里的好心人都会去打听，希望能为查叔解决终身大事尽一份力。查叔似乎并不以为然，他仍坚持着自己的方向，似乎忘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有一天在我家被邻居数落起来，查叔才说：父亲死的时候背了多少债，母亲死的时候背了多少债，妹妹上学又花费了多少，哪个清楚？手里没钱，想再多也是白想。查叔说这些的时候很窘迫，好像被人揭开了疮疤。但是，在农村，多少人家里有余钱？即使有，也是一个清可数的数字。奶奶说：马有鞍，人有伴，人生有人路，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要看眼前，要想往后。查叔不语，过年，即从东边的山村里接回一个女人，从此吃饭不再孤单。
查叔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东岗脚。
我再见到查叔，他的儿子德顺已经在村里跑来跑去，追着闹着，虽然穿得朴实，但看起来还清秀。大家都生怕查叔的老婆不能生育一个智力正常的孩子，为查叔捏着一把汗。德顺上小学，上初中，上中专，一路顺利，大家才觉得是杞人忧天。查叔并不因德顺的长大而老去。我离开他的时候，他是三十好几，上山能打虎，下河能捞鱼，下地能挖土，下田能作犁耙，健健康康，像所有留守在村里的人一样，早出晚归，将生活弄得服服帖帖，有滋有味。人在他乡，每当想起湘南，就会想起他们，他们曾带我玩耍，带我去永安圩挑豆子赚钱，带我种田，带我去街上看女人。一切像在昨天，温温的，怎么突然之间，查叔就病危了，要跟这个世界作别了呢？我们欠他那么多还没有还，他还有那么多日子没有过，他怎么就能这样甘心地离开这个逐步在改善的人间？我给在长沙工作的弟弟打电话，说查叔的状况。弟弟也很伤感，说他怎么能这样老去呢？我们还欠他那么多。挂了电话，弟弟又给县里医院打电话，要医生好好治疗查叔，钱不够就先记在他名下。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努力挽救查叔。我跟弟弟像查叔一样，在做着挣扎。离开东干脚，我们远离了生离死别，每每听到这个去（死）了，听到那个去（死）了，很多人都去（死）了，乡村荒凉了，我们的心也纠结在一起了。如果父辈都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乡村将如何保持原来年轻的样子？
查叔、父辈、我辈，在不知不觉老去，没有老的是我们的记忆。我得做好准备，我不知道他们、我们和家乡将来会发生什么变故。在那样一个美丽的村庄，那些青春留在我们记忆的乡亲，那些在为孩子们在努力耕耘在为生活坚持的父老乡亲们，他们永远都是我们生命中最年轻最坚实的支柱。他们在老去，我不能阻挡，任何人也不能改变，如同我此时的心境，又一个年轻的人老去，我将如何面对？乡村在脆弱，在苍老，在荒芜，我的乡村，我拿什么去做你的脊梁？查叔在笑，我却一脸的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