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荆风
这是一本别具特色的评论集，全书的50篇文章，都是对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评介，和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论述。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多数有着极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个性，也就使得这部细心寻觅其成就的评论，具有不同于一般评论的特点。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云南的少数民族又多达25种。民族作家的兴起和发展，除了需要自身的勤奋努力外，还要多与其他民族交流，以求得到支持；人口多，文化传统深厚的汉族作家更是要多关心、支持少数民族作家，并从中学习、汲取营养，丰富、提高自己。
久居云南边地的汉族作家张承源是深明此理的，多年来一直是积极主动地投入这一极有意义的工作。
从事评论工作不仅要有文学见解，还得对所评介的作家有感情，有爱心，才能虚心、认真地细读所评介的作品，准确地发现作品中的长处短处，特别是可以给读者推荐的亮点，而不是像某些自命为“文坛教父”的所谓“评论家”那样，高高在上，颐指气使，随意指责。这是因为评论别人的作品的同时，也是自己在阅读中首先获得教益的过程，既有益于人也有益于己。
张承源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曾在滇西的边防部队守土戍边，转业地方后又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从事文学刊物的编辑和文联的组织工作。他与那里的少数民族作家友谊深厚，他的评论就是从那里的傣族作家庄相、刀保乾、管连英，景颇族作家石锐、石木苗、晨宏，傈僳族诗人密英文等人的作品开始的，从而逐渐扩大到全省的其他民族作家。这要费许多时间读书、思考，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但他的努力，也给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
张承源熟悉云南边地生活，也就能从实际出发表达自己的见解，如他在《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就能及时对某些违背了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随意进行编造的现象进行批评，说得有理有据从而能服人；他提倡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尽力用自己本民族文字写作，以求作品更方便地深入本民族读者中，也是很有眼光的；对某些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也向作者强调民族特色的重要性，如他与景颇族作家石锐就短篇小说《勒干和娜霜》通信时，就特意肯定了这篇小说“语言简洁、流畅、形象，富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在对景颇族青年作家们逐一评点时，也特意指出：“他们的作品中似乎有一股纯朴而清新的景颇山味，有一种敦厚而奇峭的景颇山的个性，或者说有一种景颇山的特色”，这都能增强年轻作家们的自信，坚定地在文学道路上走下去。
张承源还能用心地去发掘这些作家不同的艺术特色，所以庄相唱过的“苦歌甜歌”，刀保乾“重视在傣族传统文学艺术的继承、借鉴基础上力求突破、创新”，阿昌族诗人孙宇飞借鉴了他们民族“吼山歌”的特点，并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感情和新意，阿昌族作家曹先强那像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山水画的小说，傈僳族诗人密英文那“质朴如泥土、清新如晨露、粗犷如山歌、雄伟如怒江的美感”，白族老作家杨苏笔耕大半生，作品从清新明快隽秀走向悲壮沉雄遒劲的过程，彝族作家陈志鹏的“多思多才多产”敢于“把握复杂题材的胆识才学”，张昆华除了在散文、小说上的成就，还有着为近人忽略了的“精含于内，神见于外”的诗作，藏族诗人饶阶巴桑本来有着构思巧妙、具有藏族民歌质朴明快而又清新含蓄的美，但80年代以后的一些诗作又“失之晦涩、雕琢”的缺点，回族老诗人马瑞麟在旧社会唱哀歌与战歌，新时代唱欢歌和颂歌的不同诗风，苗族作家李必雨长篇纪实文学《亡命异邦》的“大气、凝重、醒世”，另一苗族作家杨明渊“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散文创作”、“形成了自然、质朴、清新、真诚的风格”……都一一见诸于张承源的评论中。
张承源能这样较准确地分析、看待作家的作品，不仅他自己是位写作多年的作家，深明创作的甘苦和文学的规律，还因为如他所说：“我是一个真诚的有责任感的评论家”。
真诚的人当然会写出真诚的评论。
所以，我愿为这本深含真情、有特色的评论集写序。
2007.7.29于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