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历史与现实方面，还是时代与民族方面，无论从中国诗坛、少数民族诗苑等方面，都应该呼唤民族新史诗的出现。但是，这是一篇大文章，需从很多问题来论述。本人试图从中国古典诗歌和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交汇、交融、借鉴与发展这个角度谈起，并进而提出对民族新史诗的期盼和呼唤。
中国古典诗歌是一个浩瀚的海洋；中国少数民族诗歌也是一个浩瀚的海洋。两个海洋都是如此的宽阔、宏伟、博大、精深；而且两个海洋从来就是互相交流、交汇、交融并波澜壮阔发展的。
泱泱中华煌煌五千年文明史，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56个民族56只歌喉56支乐章，生于斯歌于斯，谁也离不开谁，共同合奏出震古烁今举世惊奇的大中华交响诗。
然而，以往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是汉文学史，这是不客观也不公正的。我们至今赞叹佩服鲁迅先生的唯物史观和公允态度，他写的文学史只谦称为《汉文学史纲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继出现了几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以及一批单个民族的文学史，填补了历史的空缺，可喜可贺！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就应该有多少部文学史。如果56个民族的文学史都编写出来了，那末重写的中国文学史必将是一部何等科学公正浩瀚的鸿篇巨制！我们期待着。
民族文学的交流、交汇、交融和借鉴，从古迄今都是双向的。以前人们往往只谈向汉文学学习借鉴，很少谈及向少数民族文学学习借鉴，是不客观也不公道的。本文主要谈诗歌。诚然汉文古典诗词影响过少数民族诗歌；而少数民族诗歌也促进了汉语古典诗词的不断发展。这里，尤其需要强调后者。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至少出现过6次大的民族碰撞、交融及国家的统一，因而出现了6次大的深层的民族文学交流、互渗、交融和发展的现象：一，从远古到秦汉统一时期，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萌芽期。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统一时期，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奠基期。三，宋辽金至元统一时期，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期。四，明清统一时期，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高峰期。五，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转折期。六，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20年来的新时期，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期。以上的分期是就少数民族文学的总体发展而言；而且以中华民族总的历史座标划分的中轴线主要是为了比较研究的参照与探求之便。
有了这个大的参照系，我们来专门谈中国古代诗歌与少数民族诗歌的关系至少可以得出两点共识——其一，各个时期的民族碰撞、文学交融造就了一大批少数民族诗人和诗歌；其二，民族的碰撞、文学的交融为民族文学提供了广阔的题材，拓展了各个民族诗人的视野和思维，促进了诗歌的题材、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发展创新。
从远古到秦汉统一时期，以《诗经》为代表。《诗经》中有不少诗歌就是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还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越人歌》、汉代《白狼歌》及无名诗人的一些古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民族诗歌，以“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的斛律金所唱《敕勒歌》为流韵千古的代表。尤其隋唐300多年间，涌现了诸如鲜卑族诗人长孙无忌、长孙正隐、独孤及、元结、元稹，朝鲜族诗人窦威、崔致远，突厥族诗人哥舒，回族诗人坎曼尔、李殉、李舜弦，壮族诗人韦敬办、韦敬一，南诏国白族诗人寻阁劝、赵叔达、杨奇鲲、段义宗等。他们的诗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少汉文诗被选人《全唐诗》。
辽金元时期，杰出的鲜卑族诗人元好问，不仅创作了大量的反映现实、沉郁遒劲的诗歌，而且写出了著名的论诗诗《论诗三十首》，主张天然真淳的情感、倡导豪放刚健的诗风、批评浮丽纤弱、伪饰柔靡的弊病，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有元代蒙古族诗人萨都刺的诗也很著名。另外，由唐代敦煌曲子词发展到元曲，其中不少是少数民族诗人的天才创造。
明清统一时期，是少数民族诗歌的高峰期。以杰出的回族思想家、文学家李贽为突出代表，他独树“童心说”，反封建反复古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并且评点《水浒》开小说评点之先，为后来满族人脂砚斋评点《红楼梦》所承传发展。在李贽为旗手下围聚了袁氏三兄弟、焦竑、冯梦龙、汤显祖等一大批作家。这一时期，还涌现了维吾尔族诗人贯云石，满族之纳兰性德、康熙玄烨，壮族之郑献甫，白族的李元阳、赵藩，纳西族的木公、木增……特别是兀立起满族文学巨匠曹雪芹和中国及世界文学的高峰《红楼梦》。
近现代以来，很多少数民族诗人诗歌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至今天，当代少数民族诗人诗歌更是群星灿烂，乃至国际性的影响。例如满族老舍、端木蕻良、胡昭、柯岩，藏族阿旺罗桑、饶阶巴桑、依丹才让，蒙古族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查干，维吾尔族黎·穆塔里甫、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回族莎蕾、木斧、马瑞麟、高深，哈萨克族郝斯力汗，白族张子斋、马曜、欧小牧、张文勋、晓雪、张长，朝鲜族金哲、任晓远、李根全、南永前，壮族韦其麟、莎红，侗族苗延秀、张作为，苗族石太瑞，土家族黄永玉、汪承栋，东乡族汪玉良，仫佬族包玉堂，布依族汛河，彝族吴琪拉达、张昆华、吉狄马加、倮伍拉且、杨佳富，傣族波玉温、康朗英、康朗甩、庄相、刀保乾、岩峰，纳西族赵银棠、木丽春、戈阿干、杨世光，景颇族晨宏，傈僳族密英文，哈尼族哥布等等。
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有不少历代少数民族文论、诗论和诗话专著。如傣族枯巴勐的《论傣族诗歌》、彝族漏侯布哲的《谈诗说文》、蒙古族法式善的《梧门诗话》、满族杨仲羲的《雪桥诗话》、侗族佚名歌师的《歌师传》、藏族的《诗镜释难》、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有关部分。当代就更多了，此不赘述。这些文论、诗论、诗话有的是用汉文写作的，有的是用本民族文字写出。它们对发展少数民族诗歌和中国诗歌都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至于迄今仍在争论和考究的一个问题——屈原到底是汉族还是苗族？如果是少数民族，那就应该改写中国文学史了。不过研究已经表明，屈原的《九歌》、《招魂》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苗族巫师的祭祀舞和习俗歌一脉相承，是屈原流放沅、湘之间向苗族先民们学习借鉴而创作的。
说到向少数民族诗歌学习借鉴，不能不想到“千古词祖”李太白的《菩萨蛮》，该词牌就是开放的盛唐时期根据骠国女蛮之乐曲命名而创制的。我们要特别肯定诗豪刘禹锡，梦得谪居巴山楚水时期，借鉴和仿作了十多首“竹枝词”，而后发展成“竹枝”诗体，开一代诗风。此后历代诗人写了很多竹枝词。而这种竹枝词就是土家族先民创造出来的。是学习借鉴少数民族诗歌的成功例子。鲁迅先生曾说过：竹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流传下来的。”他多次称赞民间文学的特点是“刚健清新”并且说“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许多名言，倒是出自田夫野老之口。”
由此，我们应进而谈及民族史诗的问题。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族史诗？这是以前中外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有的出于偏见，有的实属无知。黑格尔曾经断言：“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序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也不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美学》第三卷下册第170页）人所皆知，世界上最著名的史诗有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都是上万行或几十万行。中国有没有史诗呢？前几年，在湖北省发掘整理出一部近万行的汉族史诗《黑暗传》，填补了汉族没有史诗的空白。当然，它不属于英雄史诗的范畴，而属于以神话为主干的创世史诗。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近20年来发掘整理出版的三大民族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无论它们所揭示的英雄主题，描写战争的宏大规模，还是艺术结构上的奇峰突起洋洋大观的史诗魅力，与世界著名史诗相比都毫不逊色。尤其是《格萨尔王传》长达一百多万行，已被确认为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史诗之王”。三大民族史诗的出版，不仅纠正了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民族史诗的谬误，而且诚如马克思所高度评价的，是“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形式”，“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4页）
有26个民族的云南省，少数民族诗歌是一个神奇美丽浩瀚的海洋。它包括四个方面的海域：一是各民族中已经发掘整理出版的民族史诗（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就有20多部，如藏族的《格萨尔》，彝族的《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阿鲁举热》，傣族的《南嘎西贺》、《相勐》、《厘俸》，纳西族的《创世纪》、《黑白战争》，白族的《开天辟地》，苗族的《古歌》（洪水滔天、涿鹿之战），拉祜族的《牡帕密帕》，佤族的《葫芦的故事》，壮族的《布伯》，景颇族的《目脑斋瓦》，阿昌族的《遮帕麻与遮米麻》等等。二是云南各少数民族中的叙事长诗也是灿若群星，并且艺术性高，脍炙人口，《阿诗玛》、《召树屯》、《娥并与桑洛》等在国际上都享有盛誉。三是各个少数民族中难以数计的短歌、情歌、生产生活歌、习俗歌、儿歌、谣谚等。四是从古至今各少数民族诗人们的创作也是繁星闪烁。这里不展开谈了。即使说到形式、技巧和艺术特色，少数民族诗歌也是令人惊叹佩服的。傣族民间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中描写娥并的美除了用烘云托月的侧面描写手法外，正面描写的只有两句：“比棉花还要洁白，比彩云还要柔和。”表现了傣族的美学标准。古人不是有“百炼为字，千炼成句”之说吗？已故傣族著名歌手康朗英的名句：“田想水想得心焦，水想田想得心跳。”这个“焦”和“跳”何等传神。著名白族诗人、诗评家晓雪写洱海有“每朵浪花都开在渔民心上，每朵浪花都含在鱼儿嘴上。”不也是绝妙的名句吗？这样的艺术品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吗？
民族文学是民族的心灵史，民族诗歌是民族的精魂。汉族诗人要重视学习和借鉴少数民族诗歌，少数民族诗人也要对本民族丰厚的诗歌遗产学习、继承、创新。
上下几千年，纵横百万里，世事多少变迁，人间多少沧桑。百年近代史，几多血泪荣辱，几多风雷激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来，借用伟人毛泽东的诗句，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
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历史性巨变，更是天地为之低昂，举世为之惊叹。
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跨世纪地迈进社会主义社会，惊呼时代发展与世事变化之飞速，其民族团结融洽进步更让世界惊羡。
所有这一切，皆可纳入诗人的胸中丘壑，都可汇成诗人的笔底波澜。吐纳珠玉之声，舒卷风云之色，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历史在期盼民族新史诗。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谱出了多少波澜壮阔、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演出了多少气韵恢宏、喜怒哀乐的煌煌警世史诗！光明与黑暗、崇高与卑鄙、改革与保守、前进与曲折、艰难与开拓、光荣与梦想、真善美与假丑恶、宏至国家与民族、微至家庭与个人无不亲历其中感慨唏嘘。“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钟嵘《诗品》）时代和人民在呼唤新史诗的出现。
还应该看到，我们一批少数民族诗人们已经或正在从长期惯性的思维定势中挣脱出来，从长期廉价的颂赞歌唱中解除阵痛，并且以宏阔深层的思考和艰辛的探索将自己的创作自觉地与世界民族文学接轨。民族新的史诗正在诗人们的胸中积蓄酝酿冲撞着。中国古代诗论家曾经道：“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谢榛《四溟诗话》）俄国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深刻指出：“长篇史诗经常被认作是崇高的诗歌体裁，艺术的皇冠。”“要使长篇史诗一方面是高度民族性的东西，同时又是一部艺术性的作品，那么，个别民族生活的形式就非包含有全人类的、世界性的内容不可。”（《文学的幻想》第465页）
人类即将送别旧的世纪，叩开崭新的未来世纪之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更加灿烂辉煌。恩格斯在论及那过去了的文艺复兴时代说过这样的箴言：“这是一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知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这崭新的世纪必将产生不朽的民族新史诗。我们热切地呼唤着。
1997年7月昆明
说明：本文原题《中华诗词与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交融和发展》，为全国第十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大会宣读论文，入选《开创社会主义诗词新纪元》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后略作修改，题目改为《呼唤民族新史诗》，发表于《滇池》月刊1999年第12期。荣获中国文联二000度文艺评论奖三等奖。
后入选《明澈的目光——昆明市文学评论集》，昆明作家协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