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随处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用炭火烤制的面饼，比如维吾尔族人用馕坑烤制而成的一种叫馕的面制烤饼。这种最早从波斯传入西域，已经有着悠久烤制历史的面饼，如今已演化成了拥有葱花馕、肉馕、窝窝馕、油馕等多个品种的馕饼。一只新鲜出炉的馕饼，就是麦面和火的交融，是汗水经过火的锤炼升华成的一轮金色的太阳。将一小块馕饼放在嘴里咀嚼，一幕幕乡村农人辛勤劳作的图画一起汇入肠胃，温暖心肺的感觉无以言说。那么锡伯大饼呢？一张刚刚从一个圆形的平底铁锅起出来的锡伯大饼，松软劲道，散发着浓浓的麦面和酵面味道，再就着锡伯人腌制的花菜或是辣酱，更是让人满嘴生津，回味无穷。同样是少数民族的面饼，和维吾尔的馕饼相比，前者是直接在火中烤成，一出馕坑就透着火的热烈，后者是在一个平底锅中用文火慢慢烤成，它的出锅就像一缕和煦的阳光，在温暖着人的肠胃的同时，蔓延到心胸。因此，我对于锡伯大饼的理解似乎更加内敛而深沉。
居住在伊犁河畔的锡伯人，是在240多年前，清政府为巩固边防，从东北征调锡伯族军民3000多人迁往新疆。他们用17个月的艰难跋涉走完了一条充满艰辛的西迁之路，最后在伊犁河畔定居下来。这个西迁的民族在伊犁这块土地上似乎没有比东北的锡伯族更加名声远播，相反却有些默默无闻、不事张扬。而锡伯大饼在伊犁这块土地上，却有着更加引人关注的知名度，就像他们的《萨满歌》、射箭、渔猎一样，充满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锡伯大饼作为锡伯人日常主食的一部分，就像汉族人的米饭，维吾尔族的馕饼和哈萨克族的奶茶一样，一日三餐平常之极。其实不然，只要走进他们的家庭，就可以感觉到那种浓浓的民族习惯，那种对于锡伯大饼的虔诚让人心动和惊讶。
在察布察尔的一位朋友家里吃饭，我拿起一张锡伯大饼夹好辣椒酱就吃，那种浓浓的民族风味特色立刻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可是我的朋友似乎对于我的这种简单粗鲁道吃法并不满意。具有锡伯民族特色的大饼当然应该有着自己的讲究和吃法。
在吃锡伯大饼之前，一般要将其撕成小块，摆在一只盘子里，而且要正面朝天，锡伯大饼的正反两面分别代表着上天和大地，天和地是不可以倒置的。分辨锡伯大饼的正反两面其实很简单，在烙饼的时候，留下大花纹的一面是天，细小花纹的一面是地，在长期的生活中，人们形成的一个习惯的叫法是大花和小花。
大饼在摆放的时候必须天压着地，也就是大花朝上，小花朝下。吃的时候要天包地，小花向里，包夹上自己喜欢吃的菜或是辣酱。锡伯族是一个信仰萨满教和佛教的民族，萨满教的本质像其他宗教一样，是关于神灵的信仰和崇拜。萨满教具有较冥杂的灵魂观念，在万物有灵信念支配下，以崇奉氏族或部落的祖灵为主，兼以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内容。崇拜对象有各种神灵、动植物以及无生命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萨满教在宗教意识之中确立了各种具体的信仰和崇拜对象，并建立了同这些对象之间或沟通、利用、祈求、崇拜，或防备、驱赶、争斗等宗教行为模式。萨满服务其中的社会组织约束并规范了其社会的共同信仰和各种宗教行为，决定了萨满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并利用它们服务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组织体制。而佛教是把教育摆在第一，它的教育思想基础和我们的教育理想相适应，中国儒家的教育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因此笔者认为这样的吃法可能和其民族的信仰萨满教和佛教有着某种关系，是其宗教信仰在生活中的延续。
锡伯大饼是用发好的酵面做的，锡伯人将这种发面叫着“发拉哈俄芬”。锡伯大饼都是现烤现吃，所以吃起来松软清香，令人久吃不厌。锡伯族女人是制作锡伯大饼的能手，揉面，擀面，烤饼，然后将面饼挂在擀面杖上放入平锅中，这些动作往往是一气呵成。会不会烤制这种大饼往往和是不是贤惠、能干联系在一起。
如果将维吾尔的馕饼比着热烈的伊犁大曲，那么锡伯大饼就应该是温情的葡萄酒了。它让我找到了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坚强地生存下来，保持着一种民族的特色而不褪色的真正原因。这种民族特色就象锡伯大饼那样装着天和地。
因此，他们活在天地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