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博学多才的人，起始都有高蹈远赴之心，渴望建立奇功伟业。这样一来，他们就等于将自己猛然从后方推至前线，与现实发生激烈的正面交锋，胜利固然可期，失败也在所难免。他们身上终归脱不了书生意气，孔子倡导“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倡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两位古圣贤的话都是书生意气最好的注脚。
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和老死雕虫的教授，多半由于平生抱负难展，才无可奈何地滞留在书斋之中。梁漱溟先生曾说：“吾一旦于中国前途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坚守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无不心系天下，却没有几个幸运儿能够玩得转政治游戏，他们总是像皮球一样被各路强梁踢得远远的。
孔子不愧为圣人，他满怀悲悯，为失意者设计了一条安全通道——“乘桴浮于海”。要知道，在春秋时期，鲁国尚未实行海禁，只要有船舶，有胆量，谁都可以扬帆远航，运气好的话，探险者可以据有一座草木丰茂的小岛，将它建成世外桃源，“不知有秦，无论魏晋”，悠哉游哉做个活神仙。到了空前繁荣的开元盛世，李白仍向孔子看齐，狂啸一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青莲先生的船只小了一点，游历江南没什么问题，出海就很可能在狂涛中颠覆。
身处任何时代，独善其身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能做到不欺世，不盗名，不拜金，不媚俗，他一定性格刚烈，才智非凡，有大自信，有真功夫，决不让人牵着鼻子遛狗耍猴。
我有位大学校友供职于南方的一家出版社，多年来，他编辑了不少好书，但他恃才傲物，锐意进取，事事做在明处，从不掩人耳目，与社里那些碌碌无为而又处处掣肘的领导之间隐伏了深刻的矛盾。最初几年，他的选题总是遭到社领导的枪毙，这使他感到非常窝火，却又无可奈何。后来，他不再跟那些“白衣秀士”周旋，每年只照例报上去几个选题，上面批也好，不批也罢，他都满不在乎，反正墙内开花墙外香，他不愁没事干，另一家出版社请他编辑一套当代经济文丛，丛书出版后，在读书界获得好评如潮。几年后，新社长求贤若渴，三顾茅庐，他终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倘若他当初应对有误，只知怄气，浪费才华，就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他曾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那会儿，我要是性格软弱，意志消沉，只是随大流，混日子，早就让他们把武功给废了。我打定主意，一定得编出好书，不光是为名，不光是为利，还为了证明我自个儿的价值，可别让他们从门缝里把我看扁了。”
如果社会不能给各路俊杰提供足够施展身手的用武之地，那么个人奋斗往往会显示出极其悲壮的一面。被低估的个人即如悬崖上被遗忘的松树，它们必须将自己的根须牢牢扎入岩缝里，丝毫不能放松。没有沃土，也缺乏阳光，但它们的树干却更为虬劲，枝叶却更为蓬勃。谁肯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失败者？你如果对改变现状没有充足的信心，就必须效仿疲惫的飞鸟，修整自己的羽翼。与其在世间茫然无主地奔走，四处碰壁，还不如利用孤独的时光，多读几本书，多走几个地方，养好伤，磨好剑，以利再战。
独善其身的人就像沉默的勇士，他决不会侵凌弱者，损害友军，也不会费尽心思去剿灭异己。他不肯与人血肉相搏，争一日之短长。在他心中，没有商贾的算计，也没有政客的钻营。他干一件事之前，首先看重的不是事物本身的表面价值，而是其内在意义。一切违背良知的恶事、丑事、坏事，他们都不屑为之。他们即便不肯播恩施惠，也绝对不会落井下石。如果把独善其身只庸俗地理解为“各人自扫家门前雪，莫顾他人瓦上霜”，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社会处处充满敌意，人性的堕落已是昭然可见，独善其身的智者抱持的恰恰是积极的人生态度，他们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都始终如一地追求自身的极值，一旦达成所愿，最大的获益者究竟是谁呢？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所处的社会？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绝不是葛朗台那样的吝啬鬼和自私鬼，他会将自己的果实有意无意间给更多的人分享，这是毫无疑问的。反之，某些心怀鬼胎的政客，见利忘义的商贾，冷若冰霜的道德家，往往蛊惑人心，标榜自己为众人造福，为众人谋利，为众人扎篱笆，其实他们永远都只爱自己。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尝言：“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把你自己铸造成器。”诚然，唯有自己成器了，才可以服务于社会，贡献于社会。否则，“已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都将是一句空话，心有余而力不足，功不成而事不济。
独善其身的智者绝对算得上是社会的精英分子，是这个世界最宝贵的灵魂。尽管他们从未有过达成一致的政治纲领、思想主张和道德戒律，也不肯结党营私，但他们以利己利群的事业联成整个社会最牢靠的生命线。因此我始终认为，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恰如硬币的两面，可分而为二，也可合而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