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著名文明古国中，能够悠久而又绵延不断、源远而又流长、古老而又风韵常存的，惟有中华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哺育的教育。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教育教学理论曾经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理论。中国古代教育教学理论最有价值之处，是它把教学的重心放在“学”字上。教学，不是由教师把现成的知识灌输给学生，而是教给学生求学的门径、方法，教会学生自己学；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知识的攫取、能力的增强，不是单纯消极被动地靠教师“教”，而是靠学生在教师指引下自己“学”。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被置于教育教学过程的首位。中国近代有了现实主义教育的发展，开始了对传统教育的改造，形成了新教育运动。总之，在中国古代、近代教育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成功教育意蕴可以研究和学习。
儒学的“人文主义”教育倾向
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家，均习惯于以人性论作为出发点，探讨教育的作用。“人皆可以为尧舜”，既是对教育作用的充分估计，也是对人的可塑性和巨大潜能的深刻信念，更是对人的自觉努力的鼓励。这是今日之成功教育中相信人人都可以成功的理念的早期缩影。“不曰如之何如何者，吾来如之何也矣”，“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对学生的自觉性、能动性的厚望。就儒学而言，孔子教育思想有“重人事，轻天命”的特征，孟子、荀子的思想也基本与此无违。他们所始终关注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们的研究，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主体的。孔子是儒学的杰出代表，他的“人文主义”教育倾向，有很多可以借鉴、学习的精华。
一、孔子一生“爱生忠诲”
孔子在游学列国中，同学生结下“同生死共命运”的关系，师生之间感情深厚，关系密切。有一次，孔子到了郑国，他与弟子相失，有人告诉子贡：“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找到孔子后，并没有为师讳，以实告之，孔子却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其师生关系由此可见一斑。怎样对待和处理师生关系，是成功教育中师生双边活动的关键问题。成功教育认为教育在本质上是以人为对象的一种特殊的科学生产与实践，它反映自身发展的需要。教育不仅涉及整个人类社会，而且涉及每一个具体的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基本权利与发展等问题。因此，成功教育主张把学生真正当作人看待。这是教育如何选择其基本出发点的重大问题。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不断地发现自己的潜能，自觉地得到发展，得到充分表现。在孔子那里，师道是神圣尊严的，但这不等于压制，尊师重道与师生间民主平等地讨论辩证，是并行不悖的。类似上述事例所呈现的古代教育家师生无忌讳的范例，可以说对今日推行成功教育以很大启发。《论语》中类似这种师生互动互学的语句还有很多，如：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命也？（《子罕》）伯牛有疾，子向之，自牖，执其手。（《雍也》）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古代儒学尚能有师生平等的观念和表现，今日之成功教育应该提倡教师平等待学生、平易近学生的爱心和民主作风；提倡为学生创造成功的条件，让学生感受成功，从而自主成功。这就必须重视师生关系的融洽。
二、孔子强调“内省外察”
综合孔子的教育、教学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递进的4个环节：学（闻、见、问）→思（三思，慎思）→习（复习，温故知新）→行（言必行，行必果。这正如“实践—认识—再实践”一样，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动态循环过程。现代心理学认为，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一个“知—情—意—行”的过程，这和孔子的“4个环节”是相关相合的。孔子的“4个环节”，一是强调了“内省外察”，内省即自省，自省与外察又不可分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其中的“见”字，典型地表现了以闻见为主的感情认知方式，很好地体现了孔子“外察内省”的思想。成功教育的理论基础及其原则，都符合认知规律和认知过程；成功教育强调教育在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强调自我教育的重要性；成功教育强调自我激励，重在自我潜能的高度发挥；成功教育强调教育的内化，不仅是教育目的与要求的内化，同时还有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内化。通过内在的交往，实现学生的自我增值，从而获取成功。看来，儒学“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方法确实对我们今天实施成功教育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作用。关于教育在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人类由于种种限制，对它的认识是肤浅、片面的，不能做出真正科学的结论来。从中国教育史上看，孔子是第一个接触到这一问题的人。他的看法虽受到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特别是“内省外察”的认识规律，包蕴着今日的成功教育的理念，代表了人类对教育作用认识的一个新阶段。
三、孔子主张“因材施教”
朱熹概括孔子的教育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而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在现代教育中，这就是量力性原则，这也是成功教育的多规格人才培养观。孔子因材施教的第一步是了解学生。他对学生的才能了如指掌，能够用精练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正因为如此，他的教育和教学才能符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和个性特点。这也正是成功教育观的基本要求、成功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孔子因材施教的第二步是分别激励。他要求学生在正视自己的缺点后一心向学。如，冉有问：“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成功教育离不开激励，成功教育的手段之一便是适时、有效的激励。成功教育运用的就是激励性评价。激励是促使学生尝试成功的源泉，激励充满着争取成功的力量。孔子因材施教的第三步是补偏救弊。学生同样问孝、问仁、问政，他的回答往往是难易、繁简各不相同。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当公西华对孔子的同一问题竟有不同答案而提出疑义时，“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是我国传统教育中典型生动的补偏救弊、激励成功的事例。《学习与革命》中有一句名言：“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鼓励之中，他就学会了自信。”无论什么学生，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尊重、理解。
成功教育之所以能够成功，重要理念之一，是它能够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特征，实施针对性很强的鼓励性评价，使所有的学生都能产生成功欲望，进而人人争取成功。
“为学贵在觉悟与效法”的教育要素
古代中国“学”的意义，主要在求“觉悟”。许慎《说文解字》即训“学”为“觉悟”，班固《白虎通义》也说“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古代中国求学、为学的目的并非不要知识，而是不止于知识，是欲在知性所达成的知识之外，超越了人类知识能力的那些不知或无法知晓的领域，求得深刻的觉悟，为包括知识在内的人生一切活动立下根基。
一、重在人的身心活动
觉悟是生命、精神和灵魂层次的活动，最终落实于人的身心活动。它贵在通过语言文字的媒介，敲开心灵的大门，激发道德的潜能，将文字中所蕴涵的高深旨意化为行为，提升人格。
“效法”的结果仍在求取觉悟。儒道释3家均把效法的活动赋予道德与生命的意涵，可见“效法”与“觉悟”有一种内在的贯通。
及至宋代大儒朱熹，终于把“觉”与“效”这两层涵义合而为一，训“学”为后觉，效法先知先觉。
今日之成功教育认为教育必须指向大写的人，培养未来的人。成功教育承认：每一个学生都有成功的潜能，每一个学生都有成为成功者的愿望和需要，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获得多方面的成功。成功教育贵在改变学生消极的自我概念，形成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内部动力机制，激励他们自我开发潜能，成为在校学习的成功者，进而为其成为社会的成功者做好基本素质的准备。成功教育思想核心是关于教育对象的反思与批判。“发展潜能”、“学习动机”、“内化教育”、“个性发展”以及“非智力因素”和“成功的需要”等等带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和主体色彩的概念，显示了将教育指向人本身的巨大功力。为此，古代中国教育理念中的“觉悟”及至“效法”，实质上显示了今日成功教育的基本含义和基本内容。成功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体系，作为教育科学的一个有待形成的专门领域，既要积极为学生创造各种成功的机会和条件，更要诱导学生发挥自己的潜力，重在主体内化教育，改变自卑心态，调动积极性，形成内部动力机制，这就需要“觉悟”乃至“效法”。古代中国人这样做，实际上是在生命层次上把教育与人生贯通，就深层次的教育问题达成了洞见睿智。
二、重视内心的“顿悟”
班固的《白虎通义》大体是汉初至成书的建初四年诸多教育家教育观点之汇集，它解释“教育”说：“教育何谓也？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民有质朴，不教不成。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陆九渊主张“精神要全在内”，他的“道不外索”的教育教学途径，强调向内养力。“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所以重思即是反求于心。他所看重的“思”，实际是一种内心的“顿悟”。朱熹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可以作为教师应使学生主动自得的生动注脚。围绕自动自得这条核心原则，他主张立定大志——“学者大要立志”；勇猛奋发——“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切己体察——“大凡读书，须是要自家日用躬行处着力方可”，“读书讲究其义理，判别是非，临事即此理”。朱熹的这些教育主张，实际上是在强调：要有成功目标，要勇猛追求，要联系自己的实际去觉悟、去效法，这和班固、陆九渊所主张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同一教育观。古代中国人能有如此的成功教育意蕴，决不是偶然的。
“多规格人才观”简析
我国传统教育曾经有过培养划一规格人才的倾向。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的是与各行各业相适应的多规格人才，需要的是能够适应未来社会高度发展的拔尖人才。成功教育就其开始试验的动机而言，已为培养对象的成人成才作出过考虑。成功教育的“力求人人成功，务使个个成人”的宗旨，明显地突出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人才观”，指明了今日社会培养人才的正确目标。纵观中国历代教育，确有不少教育名人，提出了力求成功的人才观。
一、“做人”和“超人”的培养目标
“心一无论”的代表人物、南宋的陆九渊，强调由心而发，和心一致。他现实的可以提倡的教育目的，可说是教人“做人”。他说：“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是有为也。”“须思量天之所以与我者是甚底？为复是要做人否？理会得这个明白，而后方可谓之学问。”“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成功教育中，“学会做人”乃重要之子课题。陆九渊明确指出“须是做得人，方不枉”，做得人者即成功之所在也。
古哲人有这样的培养目标，尽管有明显的主观唯心因素，但就其实质在于鼓励成功、力争成人成才这一点而论，仍是很为可取的。
陆九渊还提出了“完人”、“超人”的培养目标。他的培养目标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超人”概念的提出。所谓超人，即是不仅要有圣人的人格，而且必须有独创的求新的精神风貌；不仅应有“舍我其谁”的高度使命感，而且还应有思想自由、无所顾忌的气魄，能“激励奋进，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汗泽”。这种超人精神，从一定意义上说，反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要求，这就是：要“做人”，就要有做人的尊严，领略做人的乐趣，显示做人的创造力，理解做人的责任感，培养独创精神。以“舍我其谁”的姿态挺身而起，以“皆吾份内事”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勇敢行动，自觉奋斗，这实质上是一种“向成功挑战”的精神和主张。成功教育之成人成才的观点，何尝不需要这样的精神？
二、“伯乐”和“千里马”理论
中国历代值得借鉴的人才理论，还有唐代韩愈的“伯乐”理论和“千里马”理论。他在著名的“杂说”之四十中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就埋没了，才性也就泯灭了。即使是千里马。因为基本生活待遇不能得到满足，“食不饱，力不足，材美不外见”。就是连普通马的待遇尚且享受不到，怎么能行至千里呢？加之“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反而叹曰“天下无马”，真是幼稚可笑，懵然无知！韩愈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个人力争成功，能够成人成才，固然是重要的，但是，识别人才的人更重要，帮助成功的人更可贵。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成功教育观中的“教师教育成功”的理念。而且，韩愈更进一步阐明：帮助人才取得成功以及对人才的培养与管理，务须切合人才成长、成功的特点和规律。这正是成功教育中强调的实践性和针对性。成功教育者目中要有“人”，人有不同个性特点，要鼓励他们成功，培养他们成才，务必选择最能适合其个性特点的教育方法。韩愈的“伯乐”理论以及其“千里马之为千里马”之说，包含着很有价值的成功教育意蕴。
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观点
有人曾把发展个性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强调创造教育。生活在封建衰世的龚自珍，深感人才的匮乏是由于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和个性的摧残所造成的。他的著名诗句“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人人熟知的。他分析说：“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对摒才弃智的“戮心”的传统教育他痛下针砭，其中已透露出，他力图摆脱封建专制精神枷锁和争取个性解放的民主要求。龚自珍在变革科举制度的选才观上，确有他的力求成功的理念。他认为压抑和摧残个性的现象，集中表现在科举制度的实施上，他主张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以策论录取人才。这一观点，实质上是在强调人的潜能发展、思维的创新。他不愧为一位开创风气的思想家，他带头冲破了导致知识分子个体思想僵化，造成模拟、剽窃、唯唯诺诺的教育颓风的沉闷局面，为力求潜能的充分发展、力争实现自我成功进行了勇敢的实践。
四、“养成健全人格”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