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卷七（十三则）(1)

执政辞转官

【原文】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礼毕，推恩百僚，宰相以下迁官一等。时参知政事三人，陈彭年自刑部侍郎迁兵部，王曾自左谏议大夫迁给事中，张知白自给事中迁工部侍郎。而知白独恳辞数四，上敷谕，终不能夺。王曾闻之，亦乞寝恩命。上曰：“知白无他意，但以卿为谏议大夫，班在上，己为给事中，在下，所以固辞，欲品秩有序尔。”于是从知白所请，而优加名数，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并赐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月，宰执七人，自文彦博仍前太师外，右仆射吕公著除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中书侍郎吕大防除左仆射，同知枢密院范纯仁除右仆射，尚书左丞刘挚除中书侍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枢密院安焘不迁，乃自正议大夫特转右光禄。焘上章辞，令学士院降诏不允。学士苏轼以为：“朝廷岂以执政六人，五人进用，故加迁秩以慰其心？既无授受之名，仅似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诏，不知所以为词，伏望从其所请。”御宝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许诏书进入。”焘竟辞，始免。绍兴三十一年，陈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参政拜右相，时叶义问知枢密院，元居倬上，不得迁，朝论谓宜进为使。学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为言，高宗不许。绍熙五年七月，主上登极，拜知枢密院赵汝愚为右相，参政陈骙除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礼除参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进少傅，乃系特迁，且非覃恩，正固辞，乃止。

【译文】

宋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于南郊，礼毕，推恩于百官，宰相以下迁官一等。时参知政事三人，陈彭年自刑部侍郎迁为兵部（尚书？），王曾自左谏议大夫迁给事中，张知白自给事中迁工部侍郎。而唯独张知白恳切上书多次，辞掉迁官，皇上陈述谕旨，终不能夺他的志向。王曾听说后，也请求停止恩命。真宗说：“知白没有其他用意，只因你原为谏议大夫，班秩在他之上，现为给事中，班秩在他之下，所以固辞，意思是品秩应该有序。”于是依从知白的请求，优加名数，都进阶为金紫光禄大夫，并赐给功臣爵邑。哲宗元佑三年四月，宰相七人，自文彦博仍是太师外，右仆射吕公著除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中书侍郎吕大防除左仆射，同知枢密院范纯仁除右仆射，尚书左丞刘挚除中书侍郎，尚书右丞王存除尚书左丞，唯有知枢密院安焘不迁，只自正议大夫特转右光禄大夫。焘上章辞转官，皇上令学士院降诏不允许辞转官。学士苏轼则以为：“朝廷怎么能以执政六人，五人迁官，对其中一人只变动官秩来安慰他的不平衡的心吗？既然没有授受迁官之名誉，仅仅是姑息安慰一下，欲奉命草诏，不知如何用辞，希望还是同意安焘的辞转官请求。”真宗御批说：“可暂且揣度他可接受转职，并作诏书不许推辞。”而安焘还是一味推辞，最后免转其职。绍兴三十一年，陈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参知政事拜右相，其时叶义问知枢密院，原居于朱倬之上，没有升迁，朝廷议论认为应进升叶义问为枢密使。学士何溥当面受皇上的起草诏书的旨意，他曾为叶讲情，高宗不许。光宗绍熙五年五月，宁宗登基，拜知枢密院赵汝愚为右相，参知政事陈骙除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礼除参知政事，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进位太傅，是为特迁，况且这一恩泽并没延及他人，留正固辞，于是停止了转他为少傅之事。

宗室补官

【原文】

寿皇圣帝登极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属远近，人数多少，其曾获文解两次者，并直赴殿试；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试，即补承信郎。由是入仕者过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绍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数计。偶阅唐昭宗实录载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书，皇三等以上亲无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与出身。寺司起请承前旧例，九庙子孙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纳到文状，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纳到状，及违寺司条疏，不取宗室充系落下外，系三百八十人，合放出身。’敕准赦书处分。”予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礼毕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亲，委中书门下各择有才行者量与改官，无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与出身。”然则亦有三等五等亲、陪位与不陪位之差别也。

【译文】

高宗登极布恩，凡是宗室子弟不论亲疏远近，人数多少，其文章两次中乡榜而获解送省试的，可以直接赴朝廷参加殿试；略通文墨者，由所在州经过测试，即可补承信郎。由是入仕者过千人以上。高宗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绍熙五年七月，又两次赦恩，因此皇族得官的不可胜计。偶尔阅读《唐昭宗实录》，载一事说：“宗正少卿李克助奏：‘按照去年十一月的赦书，皇族三服以上的亲属无官的，每一男性长辈之下可以录一人给予出身；皇族五服以上亲属未

有出身陪位的，给予出身。寺司官员请求继承以前旧例，皇帝祖先九庙（即九代皇帝以来）子孙陪位者，每一男性长辈录一人出身授官，共录三百八十人。其他各房宗室相等同，各赴陪位并交纳文书，共一千零二十七人。除去不赴陪位，以及不交纳文书，或违背寺司条例，取宗室中非三服、五服的人充数之外，共系录三百八十人，全部给予出身。’宣赦按照赦恩诏书办理。”我考察唐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第二年十一月南郊礼毕发布赦恩，其赦文大略为：“皇族三服以上亲属，委托中书门下省各选择有才能德行的酌情给予改换官衔，无官衔的，每一男性长辈录一人出身；皇族五服以上亲属未有出身陪位的，给予出身。”然则有三服、五服亲，陪位与不陪位的差别啊！

孙宣公谏封禅等

【原文】

景德、祥符之间，北戎结好，宇内乂宁，一时邪谀之臣，唱为瑞应祺祥，以罔明主，王钦若、陈彭年辈实主张之。天书既降，于是东封、西祀、太清之行，以次丕讲，满朝耆老方正之士，鲜有肯启昌言以遏其奸焰，虽寇莱公亦为之。而孙宣公奭独上疏争救，于再于三，真录出于钦若提纲，故不能尽载，以故后人罕称之。予略摘其大概纪于此。

一章论西祀，曰：“汾阴后土，事不经见。汉都雍，去汾阴至近；河东者，唐王业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之。今陛下经重关，越险阻，远离京师根本之固，其为不可甚矣。古者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嬖宠害政，奸佞当涂，以至身播国屯。今议者引开元故事以为盛烈，臣窃不取。今之奸臣，以先帝诏停封禅，故赞陛下，以为继承先志。且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则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辞重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縻爵，姑息于保吉。谓主辱臣死为空言，以诬下罔上为己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以祖宗艰难之业，为佞邪侥幸之资，臣所以长叹而痛哭也！”

二章论争言符瑞，曰：“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腹非窃笑，有识尽然。”

三章论将幸亳州，曰：“国家近日多效唐明皇所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观其祸败，足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谏，得非奸佞乎？明皇奔至马嵬，杨国忠既诛，乃谕军士曰：‘朕识理不明，寄任失所，近亦觉寤。’然则已晚矣，陛下宜早觉寤，斥远邪佞，不袭危乱之迹，社稷之福也！”

四章论朱能天书，曰：“奸憸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归秘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唇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死亡之诛，听之罪之，惟在圣断。昔汉文成、五利，妄言不仇，汉武诛之。先帝时，侯莫陈利用方术奸发，诛于郑州。唐明皇得灵符宝券，皆王鉷、田同秀等所为，不能显戮，今日见老君于阁上，明日见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禄以将迎，端士畏威而缄默。及禄山兆乱，辅国劫迁，大命既倾，前功并弃。今朱能所为是已。愿远思汉武之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断，中鉴明皇之召祸，庶几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奭之论谏，虽魏郑公、陆宣公不能过也。

【译文】

宋真宗景德、祥符年间，与辽朝结好，国家安宁，一时奸邪阿谀之臣，倡导祥瑞征兆，以欺罔明君，王钦若、陈彭年辈是这一主张的倡导人。皇上的命令既下，于是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太清宫祭祀老子，依次盛举，满朝老臣端正方正之士，很少有肯启齿直言以遏制奸邪之人的气焰，虽然是寇准这样的人也主张祥瑞封禅。而宣公孙奭独自上疏救弊，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真宗实录》是王钦若写定的提纲，因此没有尽载孙氏的上书，故而后人很少称道他。我略摘他上书的大概如下：

第一章论西祀，说：“汾阴祭祀地神，其事经书不载。西汉建都雍州之长安，离汾阴很近；河东乃是唐代帝业兴起之地，而且又建都于雍州之长安，因此汉武帝、唐明皇去汾阴祭祀地神。如今陛下经过重重险关，翻越层层险阻，远离京师根本之固，其所作所为是完全不应该的。古代的圣明贤王都是先把百姓治理好然后才去祭祀神灵，而今土木之劳，多年不曾停息，水旱作害，饥馑之人甚多，还要劳民事神，神能安心享受吗？唐明皇宠爱女色危害国家大政，奸佞当道，导致本人流亡，国家兵革兴起。今议者援引开元故事，以为盛大壮烈，臣私下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今天的奸臣，以先帝下诏暂停封禅，因而来赞助陛下，以为可以继承先皇遗志。但先帝欲北平幽燕，西取西夏，如上之臣则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以佐助陛下。而是卑辞重币，求和契丹，割让国土，笼络以爵位，姑息养奸，以求暂时苟安。主辱臣死不过是一句空话，以诬下罔上为己任，制造所谓祥端，假托鬼神，东封泰山刚结束，便议西祀汾阴。用祖宗艰难大业，为谄媚奸邪之人获取宠幸的资本，臣所以长叹而痛哭啊！”

第二章谏争言符瑞之事，说：“如今山野之处雕刻了一头山鹿，也要将所雕的形状奏明皇上，秋旱冬雷，都加以称贺。以此欺骗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此来愚弄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迷惑后世，则后世必定不会相信。心中非议，私下好笑，有识之士都会这样认为。

”

第三章论谏真宗去亳州事，说：“国家近来多仿效唐明皇所为。唐明皇并非美德的君主，观其所引起的祸患与败国，足以使人引以为戒，而陛下反而仰慕他！近臣们明知而不加劝谏，怎说不是奸邪之人呢？唐明皇奔走至马嵬驿，杨国忠既诛，他告谕军士说：‘朕识理不明，寄任大臣不得当，近来已经觉悟。’然而已晚，陛下宜早点觉悟，斥退奸邪谄佞之人，不要因袭危乱之迹，这才是社稷之富啊！”

第四章论朱能天书，说：“奸佞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却相信它，委屈自己以迎拜，归于秘殿以之供奉。百官与百姓都是痛心疾首，翻唇腹非，而又不敢直言。我不怕死亡之诛，听其罪罚，惟皇上决断。过去汉朝文成将军少翁，五利将军栾大，妄言符瑞而不应，汉武帝诛杀了他们。先帝时，侯莫陈利用方术制造符瑞，败露后被诛于郑州。唐明皇得灵符宝卷，是王钅共、田同秀等人所为，不能明正典刑，今天见太上老君于殿上，明天见太上老君于山中，大臣善恶不言而去迎取，端正之士畏惧而缄默不语。及安禄山造乱，李辅国劫帝迁都，国命既倾，前功并弃。如今朱能所为就是如此。愿陛下远思汉武的雄才大略，近效法先帝之英明决断，中间借鉴唐明皇招来的祸害，也许可以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孙先生之谏，虽魏征、陆贽也不能超过他。

赦恩为害

【原文】

赦过宥罪，自古不废，然行之太频，则惠奸长恶，引小人于大谴之域，其为害固不胜言矣。唐庄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恶五逆、屠牛、铸钱、故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官典犯赃，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当乱离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时或不然。

【译文】

赦免过失，宽宥罪行，自古没有废除过，但实行的太频繁，就会恩惠奸人助长邪恶，结果是引导小人于犯罪之域，其为害难以列举。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大赦，前面说：“罪不论轻重，凡平常之赦而不能宽宥的，都予以赦免。”而又说：“十恶五逆、屠牛、铸钱、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杖抢劫、官吏犯赃，则不在大赦之内。”这符合大赦的宗旨。当离乱之朝，乃能如此，这是可取的，而如今或许不是这样了。

代宗崇尚释氏

【原文】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上尝问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载等奏：“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有子祸，仆固病死，回纥、吐蕃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饭僧，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此唐史所载也。予家有严郢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海书，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闻于中夏，玄、肃、代三朝皆为国师。代宗初以特进、大鸿胪褒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内加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既亡，废朝三日，赠司空。”其恩礼之宠如此。同时又有僧大济，为帝常修功德，至殿中监。赠其父惠恭兖州刺史，官为营办葬事，有敕葬碑，今存。时兵革未尽息，元勋宿将，赏功赋职，不过以此处之，顾施之一僧，缪滥甚矣！

【译文】

唐代宗好祠祀，但不甚重佛。时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都好佛。代宗问他们说：“佛讲因果报应，究竟有没有？”元载等奏：“国家运祚长久，不是平常多造福，何以通达到呢？造福多，虽不时有小灾，终究不会为害，所以安禄山、史思明因子而败，仆固怀恩进军长安时中途突然病死，回纥、吐蕃则不战而退，此都非人力所能及。”代宗由是深信佛教，常于宫禁之中赏宴僧人，有寇至则令僧人讲《仁王经》以求退敌，寇退则厚加赏赐。外族僧人不空，官至卿、监，封国公爵，出入宫禁，势倾朝野，此为唐史所载。我家有严郢撰写的《三藏和尚碑》，是徐季海书写的，三藏即为不空。说：“西域人，中夏没有听说过他的出身氏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都为国师。代宗初以特进、大鸿胪褒表他。及患病，又于他卧室内加封他为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既死，废朝三日，赠司空。”其礼仪恩宠如此，同时又有僧人大济，常为代宗修功德，官至殿中监。赠其父惠恭为兖州刺史，政府出资操办丧事，还有皇上敕葬的碑文。今尚存于世。时兵革未尽息，元勋宿将，赏功赋职，不如其一二僧人，太荒谬肆滥了。

光武苻坚

【原文】

汉光武建武三十年，群臣请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复言，其英断如此。然财二年间，乃因读河图会昌符，诏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当封禅者，遂为东封之举，可谓自相矛盾矣。苻坚禁图谶之学，尚书郎王佩读谶，坚杀之，学谶者遂绝。及季年，为慕容氏所困，于长安自读谶书，云：“帝出五将久长得。”乃出奔五将山，甫至而为姚苌所执。始禁人为谶学，终乃以此丧身亡国。“久长得”之兆，岂非言久当为姚苌所得乎？又姚与遥同，亦久也。光武与坚非可同日语，特其事偶可议云。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