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鲁耶达，我要向你介绍一个写诗的人，你完全可以将他称为诗人。如果说曲批以他的少不更事但天真烂漫、善良可爱入驻我心灵的话，那么这位诗人从另一个角度打动了我的灵魂。（这个世界，感动我们的人有几个呢？他们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是的，他是一个诗人，这点没错，他的诗歌的感觉是天成的，想像是上苍赐予的，语言是生命打磨过的，虽然他的有些读者说他写诗纯属是文字游戏，语言大过机巧。这无妨，欣赏一首诗，很大程度上是在欣赏语言，再借助语言欣赏一个人，你说是吗？在人欲、权欲、物欲横流的都市里，你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人，也许，这样的人本身就不属于物质社会（很遗憾，这位朋友后来抛弃了诗歌，在懒散的成都做生意，但他说：“终有一天我会‘杀’回来的！”）他们只在自己的精神空间里神游、逃亡、招摇，他们是带着机警、嘲弄、热情、诚实、仁义、多愁善感，或者说是批判的态度立存于世的。阿鲁耶达，你曾经指着我的鼻子（算你那时运气，我容忍了你的夸张）说：“你罗某人不也是这种德性么？你不是用你那毫无遮拦，从来不想想该不该说的语言，尖刻地嘲讽着身边，乃至与你毫不相干的人吗？”你说对了，我喜欢如此，对某些人事的否认并不能改变什么，我的牢骚与发泄也仅仅是一种情绪，与他人无碍无害。倘若要我认定这样一个诗人，当然，我不否认我们极为相似的秉性和处世为人，那我就得认真地与他交往，我要付出相当程度上的时间，并暂时调整我的思想。他对小说创作挤出的不屑只能说明他对小说及其创作有些偏颇和不大深刻的看法，因为，他是诗人。什么是诗人？什么样的人才会成为一个诗人？我无法回答你，文坛并未对作文的人定下标准，它不是文凭，不是资历，不是关系，它只是一种精神和灵魂的最终结果。他是诗人，不是尸人，虱人，真的，他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敏感得像一个女人，仁慈得让你觉得吃惊，甚至有些被压迫的感觉。他的相貌不敢恭维，一句话，其貌不扬。我曾经对你说诗，上帝在制作人的时候就高扬了他公正的立场：让漂亮俊朗的人才情少一些，智力逊色一些，而对长相怪异丑陋的人则作了弥补，即让他们聪明一些，才华多一些。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虽然俊朗美丽者也不乏聪明者，但他们的美貌就能让他们收获甚多，而丑陋怪异者自知相貌已差强人意，只有努力、勤奋，方可击败别人。而特别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文学艺术界，在其他各行业中，比如科学界，教育界和体育界，成功者或极有成就者，大多非丑即怪。丑陋是另一种财富，它至少不危险，不被人追捧，不成为自己迎合别人的累赘，它可以使人冷静与理智下来，冷冷地在一旁观察人生，体味人生。丑陋，一种变化了的美丽，孤独与被冷漠包围着的美丽，是命运在精神与物质冲突中的冒险，是生命最冷静对深沉的缩影。在当今世界，丑陋所呈现的这些因子成全了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影视明星、歌坛明星的脸可人不是错，令人厌恶的是有帮未及成年的男女对他们那种“非某某不嫁”的疯狂。听说某某明星已结婚了就要喝药水自杀的人；那种为了求得明星签名而不顾学业、以自由为借口的人；那种为了心中的偶像郁郁寡欢，与父母兄妹干戈相向的人；那种将流行音乐、某某明显能够拙劣的演技作为生命佐料的人；那种为了某某明星的脸吻上一唇朱印，或被明星回吻而兴奋得晕倒在地，忙坏了医生的人；那种因了某某人出言伤了某某人心中的某某明星而拳脚相加的人；那种明星穿啥他们就穿啥的人，还趾高气扬地说这是时尚、潮流、气派、个性、魅力和艺术……我们能说什么呢？没有信仰的一代人，生命就成了泡沫，美丽的只是幻影。幸好还有人知道沈从文、钱钟书、贾平凹、余秋雨、三毛、凡·高、尼玛泽仁、德德玛、才旦卓玛、关牧村和西部民谣，否则，那些仅靠漂亮脸蛋“愚弄”观众的家伙，早晚会因为他们的“迷们”的热情而窒息的。我的这位诗人并不漂亮，甚至特丑，他那头长发不知是天然生成的那类颜色，还是久未沐洗而太脏，我说简直就是一只鸡窝；裤子是一条肥大的军裤，色泽已被赃污覆盖，而它们总是被挽成一只裤筒高，另一只低，随了他白而细长的腿和秀气十足的平板足上的一双蓝色拖鞋而晃悠着。同样是很秀气的手（写诗的手，多半秀气），有时有一只银戒指，有时指甲久未修剪而变黑，永久存在的是被香烟熏得如烤鸭皮的颜色，让人疑心它们是几根枯黄的老榛树。手和脚，肥硕的军裤和那张薄唇曾一同伴着黄了腔走了调的普通话，合演了一个节目：朗诵《再别康桥》。幸好他会吉他，能根据语感节奏让左脚的拖鞋踩稳重音，但肢体的动感会吓跑沙滩上的牛和鸭子。他自得其乐，用他木工房里锯木板、刨木的声音传达他心目中而不是徐志摩的康桥，投入、专注、庄严。然而，在一番脸部肌群强烈的舒张之后，他的表演结束了，他自我感觉良好地长吁了一口气，然后，我们都沉默如“今晚的康桥”。他在蔬菜公司供职，每日拖了一架木板二轮车向其他单位送蔬菜。他在大街上的神气活现是用他那响亮、悠长、级别不低的口哨作为伴奏的。行人的好奇心使他开心，如有哪位他一眼就定为淑女、处女的女孩子几番盯了他看，一张脸上写满清纯的女孩子的疑问会使他每个关节都舞蹈起来，每块骨头上坚硬的钙都融化成了诗。那一阵子，他的口哨就立即变成了流行乐曲，自然是“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的那种曲子。若是哪个男人，尤其是鹅土鸭身的男人破坏了他的兴致，他必秽言同泡沫一口喷去。他舌头的搅拌功力在县城内与他的诗和一头乱发是同属一流的，也就是说，他吵架的功夫连自以为老天爷也要礼让三分的泼妇也奈何他不得。他曾告诉过我，他居室隔墙有一家旅馆，主事的是一位胖得四体呆板的女人，这女人在某一日得罪了他，她像是说他的自弹自唱像娃娃鱼在哭，母猫在拉尿。他气极，抱了吉他出来，慢吞吞地踱进旅馆，拖出一根长凳，在过道上骑马般坐了，“嘣嚓嘣嚓”地弹起了吉他，口中用我们悠久的国骂骂开了，那气势自然是排山倒海式的，用的是进行曲节奏。他反复又反复、不厌其烦地拉长嗓子唱那支配了曲的国骂，骂得街上行人停下来，却不敢朝旅馆里张望，骂的妇人连门都闩了，还顶了一根榆木棒在门上，恼羞成怒，却又不敢出门来，只能在里面偷偷还几句。他说那妇人可是县城中的一烈嘴女人，没功夫的人被她几句话就打趴了。我听得欢畅不已，你可以想象他那神气，极为无赖、刁蛮、无礼，但你完全可以得出结论：用这种方式骂人的人，不写诗还写什么呢？他居住处的脏乱使来访者难以插足。一地密集的烟蒂、废纸、果皮和灰沙，以我最初的说法是一张土特产的地毯。后来我想应该是遍地诗歌的草稿的。一张有两个抽屉的桌子还算干净，但书本横七竖八地扔着，上面沾满了墨水渍和其他水汤勾画的“疤痕”。靠里墙是一些杂物，某人送来的字画，几件“古色古香”的劣质花瓶，一书架上扑满了灰尘的书籍，他说常翻来看，至于灰尘嘛，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一张床，简单得如他的面容，乱得像那些床单，棉絮是他的歪扭的字体，裁剪，推敲，重新组合，满意了，一个肉麻的亲昵的动作，不满意了，就一脚踹去。门背后有一只五磅的红色水瓶，处女一样蹲在地上，成了房中不多的亮点。某日一朋友口渴，提了水瓶就往杯中倒水，不料倒出来的是黄亮亮的有股腥味的液体。他见状，笑得在床翻来翻去。那朋友方明白那液体是什么，而他还刻薄地挖苦朋友：“你连尿也要喝的，真是贱种！”原来，半夜尿急，他又烦厕所太远，便顺手抄了那水瓶，将尿水喷在瓶中了，并且是经常这样。如果说这样的恶作剧纯属无意，那有时他故意的调侃却使很多人难堪。街对面有一家饭馆，主人姓简，他偏叫人家姓“尖”，“尖老板”“尖老板娘”的叫个不停。老板有个女儿，脸蛋一般，身材却不赖，排行老七，他就常媚笑着说：“尖老七，你胸上那两堆圆东西是不是好吃？可怜我从来没吃过的，啊，不吃，摸......摸摸也可以的。”一日，他邀我到饭馆吃饭，点了菜或我们就聊天。简老七从厨房出来，替我们倒了一两杯茶后，就用餐巾纸揩拭双唇。他见状，嘿嘿直乐：“我说尖老七，你在干什么？你擦嘴巴的纸是卫生纸吧！”气得女子一转身不理他了。我笑出声来，简老气咕哝着进去了，他问：“她说什么？”我说：“他骂你真坏哩！”也把他乐了，对简老七嚷嚷：“尖老七，我真坏！啊哈，尖老七，我真坏啊，我真的坏吗？我真的坏才好啊！”意思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简老七转过身来，狠声一句：“你发神经！”咚咚咚跑了。他爆出一阵公鸭般的笑声。他这德性的确得罪了很多的人，连他父亲对他也极厌恶，他也不买父亲的账，父子俩常“君子动口不动手”，对骂得相当精彩。但当你和他交往多了，听顺了他的玩世不恭的言语，见惯了他那飞扬跋扈的行为，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至情之人，他的这些言行得自于他丰富而奇特的大脑思维，你就不难理解这种人会成为诗人的。我常读他的诗，常被他的奇思妙想所感动；他读我的诗歌，却用尖酸的言辞批评我的小说。后来他却赞美我的散文诗，说是有些前卫的。自然，我对他的某些作品也相当的不客气，他说我的批评不是批评，而是审判了，而我面前的这个家伙怎么能够忍受别人的审判呢？这些，成全了我们的友情，但现在看来，我们在文学上的交往远不如我们在生活中的来往。那时，小弟在马边念高中，他对小弟的资助和关心一度使我们大惑不解，直到有一天他将他发表在某文化报上的一篇散文给我看时，我才明白过来。那文章题叫《红风衣》，我还未读完，便明白文中的女主人公就是我在苏坝中学教书的五姐。姐姐毕业于乐山师专中文系，受过浪漫派文学的熏陶，自然不是市井小民和引车卖浆者之流，言语举止，穿着打扮都很新潮，也很雅致富有鲜明的个性，自然在山中小城中格外引人注目，也吸引了他。他动了爱情的心思，便写了这篇文章，后来他听得谣传说我姐投河自杀，又写了一篇散文，结果却不是这样。他轻轻地告诉我，我姐姐拒绝了他。不用他告诉我其中原因我也明白，虽然是大学毕业生，浪漫情调自然有，但现实因素仍是主宰，加上他的某些个性，女孩子们大多难以接受，爱情自然就变成了单相思。而他始终保持着他的爱，多年以后我重逢他时，他依旧对身着一件时髦的红风衣在马边城中过往的姐姐有无限的爱恋。又过了几年，他仍然独身，在人海茫茫中漂着……我怎么也不能启齿劝他，爱情这东西，甘苦都是自己品尝，局外人说什么也无用。有一天我问起姐姐这件事，她一脸平淡，也有些不悦，当时她业已成家，对这旧年旧事不想重提。诗歌与生活，的确是不能等同的。诗必然依赖生活而创造出灵感，但生活却不一定需要诗歌。很多人厌倦、惧怕诗歌，主要原因恐怕在于乘着想像和虚无的东西飘忽不定，最终摔倒在坚硬的现实中，难以再爬起来，即使起来了也是今不是昔啊。他义无反顾地爱着他心上的女子，但他的诗中却很少提及。
这包装起来的伤口，什么时候才能痊愈呢？
他极喜欢那首叫《恰似你的温柔》的歌，台湾歌星刘文正演唱的，在大学校园里很流行。只要提起这首歌，他对文坛诗歌作品的不屑一顾立即转化为对此歌虔诚的叹息：“歌词写得真他妈的好！”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这的确是通俗歌曲中难得一见的好歌。但就起始的那句“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就足以打动一个人的心弦。他赞叹道：“某一天，是一张破碎的脸，想像真是太独到了，奇了。”他总是抱着他那把木棉吉他，用他沙哑粗犷得干涩的声音唱起这首歌，那动情的倾诉用了他对音乐感触的独到理解，使我这个自以为对音乐很有感悟力的人也唏嘘不已。他绝对不可能成为一名歌星，连做一名歌手起码的条件也不具备，但他哪管了这么多，心情一来张口就唱，唱他的感受，唱他的心事，全是他的，全是他的作为一个有梦之人的。而从盒带中倾听刘文正时，我的感觉不是很好，仅仅对歌词报以兴趣（后来蔡琴也经常演唱这首歌）。他说：“一首好的歌词简直就是一首诗！”这使我想起我们大陆的歌曲，那些贫血的、做作的、缺少真情的、千口一律的、俗不可耐的歌词，真是一堆堆的垃圾。有一天，我们一同唱起了这首歌，周围是一帮文学小青年，我们极为投入地唱着，最后我们都陷入了令人不安的沉默中去了。他也喜欢台湾的齐秦。同样，谈及齐秦，他的心高气傲和自以为是立即又转换了，认为齐秦真他妈的是一个诗人的，词曲都作得那么美，是用灵魂写出来的，哪像我们的某些词作者的那种装腔作势。我想起了大学时一位年轻老师，教《古代汉语》的，他也曾在课堂上谈起过齐秦和他的名曲《花祭》，赞美之至，到末了落在口头上的就是那么顶礼膜拜的一句：“啊呀呀，齐秦的《花祭》呀！……”说齐秦，他就“齐大哥”“齐秦大哥”地叫得别有一番况味。对齐秦的赞美，是以汪国真为靶子的。对汪国真和其诗的不屑一顾，可以看出他对诗歌的某种见解。但这见解几乎不用理论来表达。他常嘲笑道：“啊，汪诗人，汪诗人的诗！”“诗”本念“shi”，他受方言的影响总念成“si”，我常感觉成“汪死人的死”。汪国真那些年很出名，书出得不少，校园成了他的天堂。本人也不大喜欢读他的“浅显易懂”的作品，虽然我不想同马边的这位“土”诗人一样贬汪。老百姓不是学富五车的人，不喜欢曲曲折折、含蓄难懂的诗，自然对汪诗的风格很为欣赏。只是此处我无意评说汪国真其诗，其诗曾流行了那么一段时间，自有其“热”的道理。他的作品也曾引起争论，有人说：“有争议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否则，谁去争议呢？”按此推理，汪诗应该算是好诗，起码是能读的诗。只是后来很少有人提及汪诗了，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反正，我的这位朋友一谈起汪诗，就像被人掠去了贞操一样，我和他的那帮徒弟门就不再提了。墙上，除了一些女人图片以外，就是齐秦的图片了。这个诗人，也成了通俗歌星的追星族之一，其实也不奇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