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主张富国强兵，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是发展国家经济，尤其是发展农业。《管子》指出，守住领土关键在守城，守住城池关键在军队，军队的保障在民众，民众所依赖的是粮食。所以，富国一定以粮食为基础。发展粮食，搞好经济，是修明内政的重要标志。内政修明，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由此引申开来，《管子》并不反对战争，但却不主张长年征战。因为长年征战，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使国贫民饥，兵败失地。
《商君书》主张以战去战，以强大的军队去夺得天下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重战与重农相结合，以此为富国强兵的纲领。它提出，国君要教育人民专心从事耕战，即使粮仓充盈也不能放松农耕。要立法以保证耕战的推行：人们获取利禄官爵，只能走耕战这一条道路；压制和取缔那些妨碍农战的说客、游士和商贾等，重罚那些弃农畏战的人；广招韩、赵、魏的人民来秦国垦荒务农，并给予他们免除一定时期赋役的优惠，等等。
《韩非子》高度赞扬商鞅使耕战之士显贵的做法，认为这样能使国君地位尊贵稳固，使国家逐步走向富强。韩非指出，不重视农业，不作好战守的准备，使耕战之士困穷，蓄积财物寡少，是亡国的征兆。韩非也主张奖励耕战，但反对商鞅机械地以此赏功、赐爵、升官，而认为委任官员主要应看智能、才干。
法家重战重农，强调由此而实现富国强兵，是切合当时国情和战争需要的。这些主张对后世兵家的后勤供给思想和积粮备战思想有较深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