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独特民族艺术风格的青瓷，苍古幽雅，自古以来受到人们的珍视。青瓷的釉色是氧化铁的色釉，经过还原焰而烧造成的。在历史上，有天青、豆青、冬青、梨青、蟹青、虾青以及绿蓝、碧、翠、缥、绀等色，浓淡不一，变化无穷。
在古代，特别是在元、明以前，人们所用的瓷器大部分是青瓷。
青瓷从东汉开始出现，直到清初停产为止，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烧造青瓷的窑场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比较着名的窑场，在南方有浙江的越窑、瓯窑、龙泉窑、杭州郊坛下官窑，在北方则有河南临汝的汝窑、开封的北宋官窑、陕西铜川市的耀州窑等。在历史上，相传宋代有五大名窑，即官窑，哥窑、汝窑、定窑和钧窑，其中官窑、哥窑和汝窑都是以烧造青瓷而闻名于世的。
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最先发明的瓷器是青瓷而不是白瓷？为什么在古代青瓷比白瓷更为普遍？这是因为烧制外观洁白的白瓷首先要有合适的瓷土，特别是含铁量比较低的瓷土，可是这种含铁量低的瓷土矿在地面上分布较少，也不容易获得，而含铁量较高的瓷土矿则分布较广，很容易获得。古代由于地理上的限制，特别是在交通运输不方便的条件下，对于这种大量需要的原料，一般都只能就地取材，就地使用，所以古代大多数窑场只能用含铁量较高的原料来制造瓷器。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我国劳动人民发现用这种含铁量较高的瓷土也能烧制出十分美观的瓷器，即青瓷。青瓷的釉色到了唐代已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唐、宋两代，青瓷普遍受到帝王和文人学士们的珍视。唐代诗人陆龟蒙，赞美浙江越州窑的青瓷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人陆羽在《茶经》一书中曾对越窑青瓷有过“如玉如冰”的评语。
我国的帝王珍视青瓷，大概和青瓷有“苍天”之色有关。据《饮流斋说瓷》记载，五代时，柴世宗创设柴窑，“相传当日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者(或作这)般颜色作将来’”要求为天青色，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最着名的传说。
到了南宋时期，浙江龙泉窑所烧造的青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始于五代的龙泉窑，位于浙江龙泉以及附近的丽水、云和、景宁、松阳、庆元等县，而以龙泉为主，龙泉窑主要分布于大窑、金村、新亭、岱根、大麻、拗头、半边月、溪头、孙坑、木岱口等地，现已发掘有一百多个窑址，大窑位于县西南八十五里的大梅村，旧称刘田村(又名琉田)，邻近琉华山(亦名仙山、流山)，附近有瓯江上游的小梅溪，水质良好，产品最优，是龙泉瓷器的主要产区。
相传在宋代，龙泉有章生一和章生二兄弟俩，都精于制瓷，兄弟二人分别“各主一窑”，章生一所烧的窑叫做“哥窑”，章生二所烧的窑叫做“弟窑”或“龙泉窑”，哥窑和弟窑在历史上都被誉为名窑。现在我们在龙泉古窑址里看到的龙泉青瓷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白胎青瓷，传说是章生二烧制的，所以普遍叫做“弟窑”型青瓷，也叫“龙泉窑”青瓷。第二种是黑胎青瓷，传说是章生一烧制的，所以普遍叫做“哥窑”型青瓷。弟窑型青瓷的特点是胎骨白色，釉无纹片，釉色以粉青和梅子青最为着名。同时，由于它的釉层特别厚，所以外观显得滋润饱满，柔和淡雅，莹洁无瑕，如同美玉。哥窑型青瓷的特点是胎骨多数灰黑如铁，通常称为“铁骨”。釉上有浅白断纹，这种断纹，通过工艺上的调整，控制裂纹的大小和疏密，使釉面有的像冰裂纹，有的像蟹爪，有的像鱼子，有的像牛毛，有的像柳叶。这种瓷器被称为“百极碎”。据说，当时龙泉的一件青瓷就值十几两金子。
南宋龙泉青瓷品种繁多，餐具、茶具、文具、娱乐用品、日常生活品、陈设装饰用品等等，无所不有。
到元、明时，龙泉青瓷日趋衰落，到清初以后就完全停止生产。
解放后，龙泉青瓷又恢复了生产，繁重的低效率的手工操作改为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不仅产量成倍增加，质量也有很大提高。而且在造型和画面方面，龙泉的制瓷工人和技术人员创制出很多反映传统艺术和新时代特点的画面和雕塑；同时，还创造出许多新品种，如青瓷开光、青瓷玲珑等。
中国青瓷，自唐代以来，还广泛地流传到波斯、土耳其、日本、印度、埃及、法国等国家，有时甚至比青花瓷器还要珍贵，被这些国家的帝王、大主教、贵族们视为无价珍宝，但是，流传最多、影响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唐代以来，由于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日趋频繁，浙江越州窑的青瓷已经广泛地流传到日本。五代时，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御物实录》，记载了日本宇多法皇在宫廷中所精心收藏的中国工艺品中就有越州窑的青瓷茶壶、茶碗、水罐等，而且说“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是宫廷中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名贵瓷器。
在印度，青瓷被称为“乔霍(Chon)”或“乔里(Choui)”“巴巴乔里(BabaChoufi)”，据说，这是因为当时出口到印度的青瓷是从波斯、阿富汗边境的笛尔(Choor)而流传去的。
我国浙江青瓷的美丽釉色，在阿拉伯国家被称为“海洋绿”色。
在波斯，龙泉青瓷被称为“麻尔塔巴尼”瓷器，因为这些青瓷是中国商舶从福建、广东沿海运到缅甸的麻尔塔巴尼海湾的港口城市毛淡棉，然后再辗转运到波斯的。正因为阿拉伯国家的帝王和上层社会对中国的青瓷非常尊崇，所以在1517年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宫殿里就已收集了宋至明初的龙泉青瓷一千三百多件。13世纪后，阿拉伯国家的陶瓷匠师们模仿了龙泉青瓷的釉色，如蓝、灰绿、草绿、绿松石、棕绿等釉，并且获得了成功。
在法国，青瓷被称为“雪拉同”，这个名字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呢。原来在16世纪晚期，法国着名小说家杜尔夫写了长篇小说《牧羊女亚司泰来》，叙述牧羊人雪拉同和牧羊女亚司泰来恋爱的故事。
当这个故事搬到舞台上演出时，雪拉同穿着一件很美丽的青色衣裳。
当时，浙江龙泉青瓷出现在法国市场上，时间还不长，法国市民们见了那青翠的釉色后，非常惊奇和赞赏，简直没法形容它的美丽。只有舞台上雪拉同穿的这件青色衣裳的颜色，才能与之媲美。这样，法国市民们也就称中国的青瓷为“雪拉同”了。到17世纪，法国时髦地流传中国的青瓷，路易十六为了搜集中国的青瓷，竟然耗费了七千五百里佛耳。
青瓷——中国瓷的鼻祖，釉色透明而清澈，在世界上很受欢迎，并且对欧洲和日本的陶瓷艺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北方的青瓷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北方没有发现十六国时期的瓷器。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的北朝(439-581年)晚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青瓷、白瓷、黑瓷和黄釉瓷中，仅少量属于北魏晚期，多数属于东魏(534～550年)和北齐(550～577年)。北朝的窑址发现的也较少，仅河北内丘县的邢窑可早到北魏晚期，山东淄博寨里窑、枣庄市的中陈郝北窑可早到东魏、北齐，河北曲阳红土埝窑、河南巩县铁匠营窑属北朝晚期，河南安阳窑、河北磁县贾壁窑属于隋代，或可早到北朝晚期。
北方瓷器的烧制和迅速发展，可能是在北魏孝文帝(471-499年)以后。他推行均田制，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并实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把国都从平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由于社会经济较为稳定，社会需求加大，才使得北方青瓷的生产工艺得以发展。在魏孝文帝迁都以前的墓葬中，仅知葬于大和八年(484年)的司马金龙墓出土一件青瓷唾盂。因其是孤品，同肘也没有发现这时期的窑址，故不排除是由南方运来的可能性。北方瓷器应是从北魏晚期到隋(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
北朝青瓷的器形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其造型有的与南方相同：但也有自身的风格，代表了北方特色。
如北魏洛阳城址及河北吴桥东魏墓出土的圈足碗，就与南方的平足碗有别。莲瓣罐是北朝的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从而把富于装饰性的莲瓣与器形巧妙地结合于一体，既打破了单调呆板的造型，又取得了多变的艺术效果，还表现了重实用的北方风格。莲瓣罐在东魏茹茹公主墓、北齐范粹墓、崔昂墓、李云墓、高润墓等都有出土。另有四系或六系罐也很有特色。此器是在罐腹中部凸起一道粗弦纹，或附加一道绚纹，上半部施釉、下半部露胎，似把器体分成两半，显得浑厚饱满、稳重大方，给人一种朴实的感觉。长颈瓶及盘口玉壶春式瓶造型所用曲线颇为柔和，很重视曲线所产生的美感，是这时期的新产品。
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四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七十厘米，为敞口、束颈、弧腹、足微撇。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上面一周为六组飞天纹，中间一组为宝相花纹，下面一周为四组兽面纹及两组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上段三层覆莲瓣，第三层莲瓣最长，每瓣还加饰下垂的菩提纹。下段三层莲瓣一直到足圈。此器整体造型颇为奇特雄伟，堂皇庄重；器身遍布纹饰，华缛精美。同时，此器体形庞大而不变形；纹饰遍布全身而无疵瑕，通体施釉而色调一致，胎釉结合紧密而无脱落。这些均说明北朝时北方青瓷的烧造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可与其时的越窑相媲美。
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器经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理化测试，认为它的胎釉化学成分与越窑青瓷有明显的差别。它的胎釉所含氧化铝、氧化钛都较高，而氧化硅及氧化铁较低。这些都证明它属于北方青瓷系统，但烧造地点尚待进一步研究。近十几年来，北朝青瓷又有重大发现，如1984年淄博和庄北朝晚期墓葬出土一件完整的青釉莲花尊，釉色青中泛黄，胎灰白色，高五十九厘米，喇叭形口，长束颈，椭圆腹，圈足较高。颈饰有八道阴弦纹，肩部有四竖系，系间饰四组模印宝相花，每组三朵，一大二小。腹上部堆塑一周二十一个覆莲瓣，腹中部模印贴花二周忍冬花纹，上周二十一组，下周十组。腹下一周双层仰莲瓣，足外则堆塑一周十一瓣覆莲瓣。这件尊所饰忍冬花与淄博寨里窑址出土青瓷片上的忍冬花相同，证实它是寨里窑的产品。
此尊与1981年太原娄觏墓出土的瓷灯、螭柄鸡首壶及封氏墓出土的莲花尊在装饰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又说明北朝各地青瓷有许多共性，封氏墓的莲花尊和娄睿墓的青瓷产地应到河北、山西两省去寻找。
北朝青瓷的装饰技法有刻花、印花、模印、贴花、堆塑和条彩。刻花是在坯胎上用刻刀刻出纹饰，上釉后入窑烧成即显刻花，如北齐李云墓出土六系罐上刻有鸟纹、树纹和花卉，四系罐上刻有忍冬花纹。通体印花是先要制造阴纹印模，然后把坯泥片放入印模内，取出后再与器体的其他部分组成一体，如北齐范粹墓出土的印花人物扁壶。模印贴花是先制成单体饰件的阴纹陶范，再将坯泥片放入范内压实，取出后用泥浆贴黏在所装饰的器物表面，如封氏墓莲花尊口部的三周装饰均为模印贴花。北朝晚期墓中的陶瓷器多有贴花装饰，可能是受到中亚、波斯的影响，因在北朝晚期已形成了西方器玩风靡关东的态势。堆塑是用坯泥在器坯上塑成纹饰，如莲花尊的仰覆莲瓣纹。条彩是在釉上施以条形彩斑，如李云墓出土的绿条彩四系罐和娄睿墓出土的黄绿二彩盂。
北朝青瓷装饰题材以莲花为主，这与北朝佛教盛行有关。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在人们心目中是圣洁的化身、高雅的象征，因而成为佛教艺术中的重要纹饰。范粹墓的黄釉扁壶上印有五个胡人舞乐的场面，人物形象逼真，构图合理，线条流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当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以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商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它标志着我国古瓷制造的一个飞跃，是中匡陶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并对以后各朝代的瓷器生产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