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燕燕》拍了将近两个月，2005年1月终于在浙江横店封镜了，交由北京一家制作公司进行后期制作。后期制作的周期大约需要3个月。这3个月里贾成功决定休整一下，琢磨琢磨下一个片子拍什么。这事不能急，如果选题没有论证好，就匆忙上马，说不定会赔。像这种公司，往往是忙半年闲半年，忙能忙死，闲能闲死。拍完一个片子之后，拍下一个片子之前，这段时间是很闲的。老会计只要把账做好，可以不去坐班。文秘每天上午去上班，在QQ上聊聊天，接接电话、收收信件什么的。贾成功隔两三天去趟办公室，打打电话，翻翻报纸杂志，坐一会儿就走。公司就像放假了一样。
贾成功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看书和电影。书大部分是影视编剧、表演、导演方面的，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以前在“孔孟传媒”的时候也看，但那时候实践经验少，缺少针对性，有些内容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现在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经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他也看历史、哲学、文学方面的。书看累了，他喜欢开着车在北京城闲逛，琢磨下一部戏拍什么。
那天早饭后，贾成功开着车从潘家园向东再向北，不知不觉来到了东四环四惠桥东的高碑店。在一片比较破旧的居民小区附近，有一个早餐摊点吸引了他。这时已经9点多了，人们大都吃过了早饭，可是这个早餐摊点前还有很多人排队买油条。更吸引贾成功的是这个摊点的主人，远远地看过去，很像宋爱国。
在距离摊点大约20米的地方，贾成功停下车，透过车窗玻璃远远地看。排队买早点的人有十七八个，都是老头老太太，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这个摊点的早点有油条、胡辣汤、豆腐脑、豆浆、茶鸡蛋。油条很大，足有一尺多长。买了早点后，有人提着回家，有人坐在旁边的简易棚子里吃。那个花花绿绿的简易棚子里摆了五六张折叠方桌和一些马扎。那个卖早点的中年人像饭店厨师一样戴着干净的白帽子，穿着干净的白褂子，边炸油条边和买早点的人说说笑笑。一个矮胖的中年妇女给他打下手，也戴白帽子穿白褂子。她不怎么说话，有人和她打招呼，她就咧嘴笑笑。两个人都不摸钱，面前有个铁皮盒子，顾客自带零钱，没零钱自己找钱。
贾成功判断那个人就是宋爱国。他记起上次见宋爱国是199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济南南岗子街附近。那是他最落魄的时候，穷得都没钱买馒头了。他去赊馒头，被宋爱国看见了，他装作不认识，低着头匆匆地走了。那时候他不敢面对自己的小学同桌，现在却很想和小学同桌聊聊。于是他下了车，走到早餐摊点前。这时排队买早点的人越来越少了，只剩下两个老头儿。宋爱国正用鲁西南话和最后那个满脸老人斑、看上去像退休干部的老头儿开玩笑：“你又来啦！咋还没死嘞你！
退休金一个月好几千，得糟蹋老百姓多些钱啊！”
这样的玩笑，外人都会觉得开得太大了。可那老头咧着嘴，笑呵呵的，用四川普通话说：“我倒是想死撒，可是刚才我给八宝山打电话，电话没人接撒。啥子时候电话打通了，先报上名，我就坐地铁过去啰。哈哈哈哈。”
老头儿买了两根油条、一碗豆腐脑，提着走了，临走的时候邀请宋爱国有空去他家里耍，说五粮液给他留着呢。宋爱国满口答应。看得出，宋爱国和老头很亲近。
贾成功一直看着宋爱国。这时宋爱国看了他一眼，马上瞪大了眼睛，说：“你你你……”贾成功真想脱口说出自己的名字，可是此时此刻，他脑子里却突然想起了7年前赊馒头时的情景。
接下来，他躲开宋爱国的目光，说：“我来一根油条，一碗胡辣汤。”宋爱国打量着他，问他是带走还是在这儿吃。他本来想说“带走”，说出来的却是“在这儿吃”。
宋爱国把两根油条盛在一个小竹筐里，舀了一勺胡辣汤倒进一个方便袋里，把方便袋放进一只碗里，端着碗摆在简易棚子里的一张小桌上。贾成功过去坐下吃。宋爱国边收摊边和他闲聊，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他是河北邯郸人，姓吴，是做建材生意的。他的普通话很标准，没有邯郸味。宋爱国笑着说：
“吴先生的口音听不出是哪里人。”
贾成功回到家里，在沙发上坐着发了半天呆。他发现，1995年夏天他穷得赊馒头吃，被宋爱国看见，这事成了他心里的一个结，怎么也解不开。他在心里讽刺自己太不敞亮，活得太累。既然在宋爱国面前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也不好意思再改了，今后只好将错就错下去。
此后，只要有时间，贾成功就去宋爱国的摊点吃早餐，每次都是坐在那个简易棚子里吃。宋爱国炸的油条就是好吃，又松软又香。炸油条的花生油不反复使用，炸过三遍之后就当众倒在路边的下水道里。胡辣汤味道也很好。不过，贾成功开车跑那么远来吃早餐，并不仅仅因为宋爱国鼓捣的早点好吃，主要是因为他想和小学同学在一起。和宋爱国在一起，他心里说不出来的踏实。宋爱国像小品演员黄宏一样，不笑的时候都像在笑，笑起来就更有喜感了。看着他的笑脸，心里就舒坦。宋爱国一口地道的鲁西南话，原汁原味的，听了也觉得特别亲切。
如果是双休日，宋爱国的早餐摊点还会多出两个帮忙的。
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都是大学生模样。他们是宋爱国的儿子和女儿，一对双胞胎。男孩叫欢欢，女孩叫乐乐。两个孩子不算太帅太漂亮，但也不丑，看起来很阳光。女孩子文文静静的，不大说话；男孩子就开朗多了，能说会道的。他们都在北京上大学，男孩子学法律，女孩子学经济。他们也干不了多少活，主要是帮着招呼招呼顾客、收拾收拾碗筷、找找零钱什么的。有的顾客盯着两个孩子看，问宋爱国：“都是你的？”
宋爱国自豪地说：“都是我的。”顾客就说宋爱国有福气。宋爱国咧着嘴笑，看得出他是真开心。宋爱国和一些老主顾聊天的时候经常说，他有儿有女，有吃有穿，虽然辛苦了点，赚钱也不是太多，但每天都高高兴兴的，日子还是很满足的。他一个农村人，又没多少文化，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那是烧了八辈子高香了。
贾成功看着宋爱国一家四口在那儿忙碌，心里十分羡慕。
他觉得宋爱国很幸福。这种幸福他是不可能拥有的；如果能拥有这种幸福，他情愿抛弃所有的财产。
除了宋爱国，吴富贵和王浩然也让贾成功感到很亲切。但王浩然不在北京了，到上海某着名大学任教去了。
贾成功特别爱往吴富贵那儿跑。十年前在《星期八》的时候，贾成功就觉得吴富贵有些卓尔不群，将来必定有出息。这家伙爱折腾敢折腾，折腾意味着风险，同时也意味着机遇；风险越大，一旦成功，收益也越高。果然，后来吴富贵终于逆袭成功，发了。
吴富贵的公司不叫公司，叫“××文化发展中心”，在一幢高档写字楼租了一个楼层，招聘的员工有80多人，每人一台电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城市大了什么骗子都有。北京的骗子多，吴富贵就是其中一个。吴富贵是怎么骗人的？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太容易说明白。简单地说，他是制造并出售虚假头衔的。举例说明：如果你在县城或乡镇工作，热爱书法，书法却不热爱你，一辈子也没发表过或卖出过一幅字，但你不用郁闷，不一定哪一天，你就有可能被聘为“百年书法××传世人物”，“个人事迹及佳作”被收入印制精美的大型画册。
如果你从事的职业和文化一点都不沾边，比如是个乡村兽医，说不定也会被评为“感动中国××文化人物”，“个人事迹及佳作”与鲁迅、郭沫若等文化名人的事迹共同编入国家级大型画册。画册出版后全球公开发行，并交政府部门、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研究和收藏，还将作为国礼向各国大使馆和国际文化学术机构赠送……如果你同意入选，需购买画册10本以上（最少需4000元，而成本不到400元）；如需要当选证书、奖牌、奖杯，需支付制作工本费（奖杯1000多元，而成本不到100元）。
收到这样的信，看着那一个个名头很大的公章（有的还是国际机构的外文公章），有的人会一时脑热，忘记自己姓什么。
头衔五花八门，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如果能盖上外星球的公章，“地球球长”的头衔都敢卖。上当的还真不少。
明知道是上当，但不当成上当，而是当成一种交易，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花几千块钱过把干瘾，值。就像自慰一样，没人让自己爽，就自己让自己爽。在这个意义上说，吴富贵干的并不完全是坏事，起码有“精神抚慰”的作用。当然，真正有成就的人，因为有人让他爽，就不需要这些了，收到这样的信，骂一句“坑爹”就扔掉了。但中国人口多，需求总量还是很大的，所以吴富贵发横财了。
至于红头文件上那些名头很大的公章，中国××协会、中国××学会、中国××研究会和国际××协会、国际××学会、国际××研究会，等等，都是真的。这些机构也都存在，起码暂时还没被注销，都缺钱，谁给钱就让谁用公章；或者说，某些人挖空心思，上蹿下跳成立这些机构，本来就是为了赚钱的。公章的材质都很好，有的还是金属的，怎么使劲盖都用不烂。
吴富贵很忙，用他自己的话说，忙得连放屁的时间都没有，若每天240个小时都不够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他骗，每一分每一秒都意味着金钱。要给下属开会，要不断研发“新项目”，要应酬。大脑每一分每秒都高速运转，丝毫都不敢懈怠，每天都有一大群脑细胞被活活累死。
贾成功一般下午三四点钟去吴富贵办公室，门都不敲，推开就进去。吴富贵皱着眉头，用山东话埋怨说：“咋不打个电话预约一下，我正忙着哩。”贾成功也用山东话说：“预约个屌！”说着往沙发里一坐，跷着腿，看报架上的报纸杂志，不理吴富贵；口渴了就自己从饮水机里接水喝。吴富贵订的报纸杂志很多，够他看一阵子的。吴富贵坐在宽大的老板台前办公，打电话，接电话，看文案。不断有下属来找他汇报工作，都恭恭敬敬的，他在下属面前板着脸，表情很严肃。如果进来的是漂亮的女下属，贾成功就冲吴富贵扮鬼脸。吴富贵瞥他一眼，使劲绷住不笑。女下属走后，贾成功问吴富贵把人家潜规则了没有，吴富贵说他做梦都想，可是有贼心没贼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吴富贵有时候还在电话里发脾气，这时候他就从老板椅里站起来，一手抓着电话听筒，一手打着手势。贾成功的目光从报纸上移开，看吴富贵两眼，再移回到报纸上。
贾成功看报纸杂志看累了，就看吴富贵办公室里那些观赏性植物，有榆树、槐树、柳树和小麦、大豆、玉米等——这些确实是供吴富贵观赏的。吴富贵的办公室很大，在靠南的窗户下面，辟出了大约宽2米、长5米的一块地方，摊了一层大约厚40公分的土（那些土是他夜里开着车，从东六环以外的河北省三河市一趟趟地偷运来的），周围用砖砌上，里面种了那些树和农作物。夏天的时候，种茄子辣椒西红柿。如果办公室足够大，他还想再种几棵西瓜。如果按面积计算，这10平方米每天的租金和物业管理费最少需要2000元，而吴富贵全年的收成大概不超过20块钱。简直难以想象，在中国首都的一座高档写字楼里，居然还有这么一间种着庄稼的办公室。贾成功蹲在那片“庄稼地”前，一股一股地吸着泥土的气息，总是很陶醉。
吴富贵是下午5点下班。等他下班后，两人一起乘地铁去三里屯或星吧路、后海的酒吧街喝酒、吹牛。每次，一人一瓶茅台。聊天没什么主题，想起什么聊什么。有一次吴富贵说起了白玉兰，说《星期八》的人都知道贾成功去白玉兰家里送过鸡蛋，副主编姜开蔚一口咬定俩人眼神不对劲，肯定有一腿。
即使没那事，大家也嫉妒白玉兰对他那么好，整天“小贾小贾”
的，甜得发腻。葛鲁光截留贾成功的广告，就是因为嫉妒。姜开蔚也截留过贾成功的广告，也是因为嫉妒。有好几次，贾成功出差期间，有他的汇款单，姜开蔚偷偷盖上杂志社的公章，把钱冒领出来，广告提成据为己有。
贾成功只知道葛鲁光截留过他的广告，却没想到是因为嫉妒，更没想到姜开蔚也那么做，简直太下作了。吴富贵问贾成功，他和白玉兰到底有没有那事。贾成功摇摇头，躲避着吴富贵的目光，说真的没那事。贾成功心里隐隐作痛。这时他发现，很多年以来，他对当年没有把白玉兰拿下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就像体内存留的弹片，阴天下雨的时候就很坚锐地疼那么一下子。他不想谈白玉兰，急忙岔开话题，问费志高和葛鲁光的情况。
吴富贵说，费志高在济南混了几年，又回老家教书去了，因他从原单位辞了职，不在编，只能在一家私立中学，虽然拉广告赚了些钱，但职称、工龄都没了，很不值。葛鲁光后来离开了《星期八》，在济南开过一家广告公司，因为诈骗，进去过三年，出来后在朋友的一家公司里当人力资源部主任，也是瞎混。
贾成功觉得，当年《星期八》的那几个临时工，只有他和吴富贵混得还不错。
吴富贵最喜欢聊的是故乡的人、故乡的事。他老家在泰山南麓一个村子，有山有水，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吴富贵很思念他的小山村。清澈见底的小河、河边的青草地、幽深的胡同、袅袅的炊烟、卧在夕阳下的老牛，以及大爷爷、二奶奶、三大爷、四大娘、五叔、六婶子等亲人，都经常进入他梦中。他想光着脚在故乡的田野里奔跑；他想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像蝼蛄或蚯蚓一样钻进故乡的泥土里；他想把故乡的泥土当面粉蒸馒头吃、当咖啡冲水喝。他此生最大的愿望是当一个农夫，静静地感受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在青山绿水间平静地守望着一个个日子……
说到这儿，已戒烟好几年的吴富贵会向贾成功要一支烟。
贾成功把烟和打火机递给他，急忙站起来去卫生间。他知道，接下来，吴富贵的眼泪会被烟“呛”出来，并埋怨说“这是啥屌烟，这么呛”。贾成功在卫生间里慢慢地洗手，慢慢地把手吹干，让吴富贵有足够多的时间流泪、擦泪。吴富贵45岁，比贾成功大8岁。贾成功觉得吴富贵有些矫情：想当农民，这有什么难的，把户口迁回村子里不就得了？如果户口不好迁，完全可以在村子里租几亩地种着，犯不着在北京被香烟“呛”
出泪来。
贾成功也去过吴富贵的别墅，在北京西北部一个富人区，是一座两层楼的单体别墅。院子里本来种着些竹子、冬青等观赏性植物，但都被吴富贵砍掉了，之后种上了庄稼。为了收集人粪尿当肥料，吴富贵在院子里建了个厕所，大小便都舍不得用室内卫生间。他甚至梦想整个别墅区的人（包括那些高贵优雅的女人）都去他家大小便，花钱买也愿意，一泡屎10元，一泡尿2元。他对人的排泄物简直迷恋到了贪婪的程度。他定期请员工聚餐，不去饭店，去他家。不是为了省钱，是为了收集人粪尿。谁去他家厕所大小便了，他心里都记着，年底发红包的时候有所体现——最少给200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