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贾成功一思考就蛋疼。虽然他少了一只睾丸，但蛋疼的程度一点都不比正常人轻。
他蛋疼是因为觉得自己的上半辈子活得没意义。从老家回到北京以后，他就浑身乏力，往沙发里一坐就不愿动弹，口渴了懒得站起来去倒水，内急了懒得去卫生间。客厅、书房、卧室的墙上都挂着一只钟，但几只钟都不准，有的快有的慢，他每天都调一下时间，可每次都懒得动。他的上衣内衣经常穿反，领口紧紧地勒着脖子，一勒就是一天。出去吃饭，他会穿一只皮鞋一只拖鞋……他觉得这么多年自己是一个孤独的跋涉者，目的地是远方的一座金山，可是快靠近金山的时候，忽然发现金山已变成了粪堆。想想多年的艰辛，顿时觉得很悲催，于是一下子泄了气。
几年前有一部叫《士兵突击》的电视剧很火，青年演员王宝强饰演的傻里傻气的许三多，用河北邢台话说：“人活着就是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
这几句话有点绕，听上去像扯淡，但其中的道理却很朴素很深刻，适用于各种人群，因此也被无数人奉为至理名言。可是对贾成功来说，活着的意义又在哪儿呢？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活着了，那样就注定了人生的败局。他要换一种活法，极力拯救自己的下半生。于是，从老家回到北京后，他马上办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把《草木皆兵》的发行权卖了。这部剧是他的收官之作，他本来很看好，认为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出车祸之前一直打算亲自发行，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这个心思了。于是他主动联系曾经替他发行过《傻瓜皇帝》的那家发行公司，表达了有偿转让发行权的意向。没想到的是，那家公司开口就报出了6000万，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这部剧总投资是1700万，贾成功赚了4300万。对他来说，4300万元和43块钱没什么区别。
第二件事是把苦心经营了7年的影视公司注销了。
第三件事是变卖了北京、上海、广州的房产，转让了杭州千岛湖那座小岛的使用权，只保留了北京百万庄那套复式结构的住宅供自己居住。2003年他投资的那700多万元，这时已变成了3600多万元。这时他身家约1.6亿，成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他懒得理财，懒得投资，就把大部分人民币换成了黄金，800斤金条存放在某银行的个人财富管理中心。
从此，贾成功一下子闲下来了。他想起古印第安人的一个传说：在路上连续走三天要休息一天，因为走得太快的时候，灵魂会跟不上躯体，所以一定要停下来等等灵魂。贾成功发现，他活了40多年，尤其是从大学到现在，整整20年了，这20年匆匆忙忙地生活，每天都在赶路，居然没有为灵魂停下来一天。他要停下来等等自己的灵魂。他要每时每刻都和自己的心灵对晤，每时每刻都做自己，活得清醒而自觉。活得清醒而自觉，这对他来说很重要。于是，他过起了那种传说中的慢生活。
不少人提倡慢生活，其现实背景是现代人生存压力太大，生活节奏太快。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在上午上班前，经常会看到一些衣着考究的女白领，不顾斯文地小跑着赶地铁，在车上吃面包、喝牛奶，哈欠连天。东京、香港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更不用说了。在这些地方，很多人一天240个小时都不够用，甚至上卫生间都三次并做一次，膀胱都憋大了。忙啊忙，总是忙。他们何尝不想过那种慢生活，可是那可能吗？一慢下来就适应不了岗位，就会丢饭碗。有统计显示，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工作压力导致中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另外一家世界知名调查机构则得出这样的结论：2012年，中国内地上班族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
在这方面，成都人值得学习。成都街头的酒馆、茶馆比较多，很多人在那里一坐就是一天，喝酒，吹牛，打牌，下棋，摆龙门阵。三五十块钱就能舒舒服服地“耍”一天。很多出租车司机如果一大早就挣够了一天的花销，就找个地方把车一停，在酒馆里“耍”到天黑。他们活着，图的就是安逸。欧洲的慢生活更慢。他们选择的道路是：“让美国成为军事超级大国，让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而自己成为生活方式的超级大国。”
德国人是欧洲最勤勉的，但据《明镜周报》的一项权威调查，他们全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960小时，也就是40个昼夜。而中国某些行业的上班族（如新闻记者），往往一年也休息不了10天。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都能够过慢生活。慢生活和生活方式有关，和价值取向有关，和人文传统有关，更和GDP、钱袋子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有关。腰包鼓鼓的还不愿过慢生活，一休息就愧疚的人，肯定有自虐倾向，活着就是为了受苦。贾成功有那么多的金子，再慢的生活他都敢气定神闲地过。
贾成功的慢生活是怎么过的呢？
贾成功是和戴娜一起，是非法同居关系。但他们都把对方当成了相伴到老、到死的人，和家人一样亲的亲人。他们只是懒得去婚姻登记机关领那张纸。对他们来说，法律的承认已经不重要了，尤其是贾成功失去性功能之后，不能要孩子了。自从1994年5月他们在泰山上相识，到这时已经17年了。这17年里他们没有一次完美的性生活，今后也不可能有了。前些年他们之间还有男女恋情，现在只剩下了亲情。贾成功经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戴娜一打扮会非常漂亮非常优雅非常高贵，可是他总觉得有些陌生。他还是喜欢看她穿着家居服，素面朝天的模样，觉得很亲。他的妹妹小梅也给他这种感觉。他觉得戴娜是他的妹妹或者女儿。戴娜小时候的一张普通的照片，贾成功宝贝似的珍藏着。那时戴娜大概五六岁，胖嘟嘟的，扎两个小辫，眼睛瞪得很大，眼珠黑得发亮，天真无邪得让人心疼。
那是一张三寸的黑白照片，但她两颊红扑扑的，是照相馆的人给上了色。这张照片镶在一个很精致的铁制相框里，摆在贾成功书房的写字台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经常长时间地盯着这张照片看，有时候看着看着就会莫名其妙地流下泪来。
贾成功睡觉打呼噜，而且很响，因此他和戴娜不在一个屋里睡。戴娜在美国也习惯了一个人睡一个屋。贾成功的住宅是复式结构，他睡上层，戴娜睡下层。他们的卧室都很大很舒适。
每天睡到自然醒，醒来的时候是8点左右。洗刷完毕将近9点，他们一起去“曼哈顿”——他们楼下的社区商业街叫“曼哈顿商业街”——吃早饭。“曼哈顿”很大很繁华，街两边的超市、美发厅、时装店、化妆品店、工艺品店、画廊、银行营业厅鳞次栉比，尤其是餐饮，应有尽有。这个时候社区里很安静，除了穿着制服在草坪上操练的保安，偶尔能看见几个遛狗或推着小车出去买菜的老人。
吃完早餐，两人一起去社区大门口的报摊上买一摞报纸回来，坐在木质排椅上或回家坐在沙发里看。看完报纸往往就12点多了，他们再一起去“曼哈顿”吃午饭。午饭后睡一个多小时，然后一起出门，各自坐地铁，戴娜去宣武门附近一家健身俱乐部游泳、打壁球、练瑜伽，贾成功去西郊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打高尔夫。晚饭戴娜会亲自下厨，做几样好吃的，虽然都是家常菜，但很合贾成功的口味。晚饭后，戴娜去“曼哈顿”
跳广场舞，从7点半跳到9点半。在此期间，贾成功在家坐在沙发里看电视，没有爱看的节目就用投影仪在客厅里放大片看。
其余的时间，两人各自上上网、看看书。贾成功偶尔来了兴致也写些随笔、影评发到网上，没人阅读就自己阅读。
贾成功的手机最多一天开一次，偶尔打开也是看看有没有重要的短信，之后马上关机。如果开机超过半小时，肯定会接到电话，大都是“红粉连”的那些女演员约他吃饭、聊天、上床。
她们还不知道他的影视公司注销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向她们解释，所以不接她们的电话，短信也不回。不久，他把用了几年的手机号停了。他希望那些认识、熟悉他的人，和他有过什么交集的人都忘记他，让自己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戴娜则一心想做个最平凡的家庭主妇。她有手机，但一个星期也开不一次机，偶尔开机也只是给青岛的母亲打电话。她喜欢穿宽松的休闲服，扎两个辫子，脸上除了搽营养皮肤的化妆品，从不化妆，甚至口红都不用。她素面朝天去农贸市场买菜，从不讨价还价，甚至都懒得问价；买菜也不自己挑，而是让那些商贩替她挑，他们都把好菜挑给她。卖菜的商贩、超市营业员、报摊主人、社区保安都认识她，都对她很友好。她经常给流浪猫送食物，用方便袋盛着，送到附近一座立交桥的一个桥墩下面，倒进一只塑料盆里。不一会儿，就会有六七只蓬头垢面的流浪猫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抢着吃。它们平时看不见藏在什么地方，夜里在楼下打架，叫声很凄厉。
去“曼哈顿”跳广场舞是戴娜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跳舞的有三拨人，其中一拨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老头儿老太太，戴娜就在这一拨，她也是这拨人中最年轻的。组织者是一位退休前在某街道担任过某主任的老太太，慈眉善目的，姓阚，人称“阚主任”。每天晚上7点半，阚主任准时骑着电动车驮着大音箱过来。她是舞蹈老师，自己先在家里从网上看视频选舞曲，学会了再教给大家。后来她发现戴娜不光学得快，比她跳得都好，就主动让贤。戴娜觉得自己确实跳得不错，也希望大家都能跳好，也就当仁不让了。不过，阚主任保留了选舞曲的权利，选好了告诉戴娜，让她提前在网上学，学会了教给大家。
戴娜在家里经常打开电视机，看着广场舞的视频练习，抬胳膊、伸腿、扭屁股，姿势十分优美迷人。
一开始，贾成功和戴娜都觉得这种慢生活挺有滋味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可是时间一久，他们又觉得没多大意思，总觉得缺了些什么。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也仅仅是活着而已，和等死没什么两样，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贾成功曾经打算过吴富贵那种山居生活，可是那种生活对他来说也不过是浮云。
吴富贵在北京这几年，随着钱越来越多，当农民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一开始，贾成功觉得那是一种中年人的矫情，光说不练，只是痛快痛快嘴而已。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动了真格的。
2010年，吴富贵整整50岁了，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
他知道自己下半辈子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也有足够的物质条件过那种生活了。“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当农民的念头已不可遏抑。
有一次他“研发”了一个新的骗人项目（与“中国国际××书画家协会”、“中国国际××名人联谊会”合作，骗那些不入流的所谓“书画家”去欧洲多国办巡回展销会，收取高额团费），连续一个星期，每天夜里都在办公室加班到凌晨两点，第二天还得早早地去办公室。他睡不好觉就头疼，一头疼就烦躁，一烦躁就觉得活得没意思，人生观都消极了。那天早饭后他哈欠连连地开着车到办公室楼下，正要进楼门的时候，仰脸望着这幢高耸入云的写字楼，心里忽然充满了恐惧，不愿进去了。
他去地下车库里把车开出来，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转悠。
他脑子里在琢磨一个问题：如果从今以后再也不进这个楼门了，会怎么样？得到的答案是：不会怎么样，他还是他，照样有茅台喝、有别墅住。接下来他就想：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进这个楼门呢，那不是找罪受吗？他来到了一座立交桥上，这时手机响起来，是下属打给他的。他不接。过一会手机又响起来，是另一个下属打给他的。他仍不接。他的手机铃声是钢琴曲《秋日的私语》，这支曲子平时他很喜欢，可是今天却觉得很刺耳。
他知道，如果他今天不去办公室，就会一直听《秋日的私语》，直到电池耗尽。他打开车窗，用尽力气把手机扔出去。手机响着优美舒缓的《秋日的私语》被扔出去很远，最后落在一座写字楼前音乐喷泉的池子里。
不久，吴富贵注销了公司，变卖了别墅，离开了北京，带着老婆来到泰山当起了农民。他在泰山南麓的半山坡上租了60亩地，使用权是35年。之所以租35年而没租更长，是因为他预期自己的寿命是85岁，按照这一预期，他顶多还能再活35年。他把泰山当成了自己的终老之地。
很多城里人有了钱之后，都梦想当几天农民，或者去郊外租一块地，节假日换上休闲服，戴上墨镜，开着车带上小铁锨、小铲子、小锄头，去地里弄弄那些庄稼，体验一下所谓的田园生活。如果有可能，再借头牛骑骑，在牛背上吹吹笛子，摆个pose拍几张照片，发到QQ空间或博客里。最贴切的说法是“伪乡土化情结”，或者是一种玩票心态。在这种情结或心态之下，他们也体会不到田园生活的真意，顶多是浮光掠影。
相比之下，还是陶渊明更地道。大约1600年前，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在当了13年小官之后毅然辞官归隐，带着老婆在江西庐山当起了的农民。“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两口子都下地干活，“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他们种的地比较少，日子过得挺清苦。如果庄稼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要是遇上灾年，只好“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
陶渊明还爱喝两口，一喝就高，穷的时候没酒喝，实在馋了就接受朋友的接济，甚至上门借贷。他人脉资源很丰富，本来有当官的机会，但他情愿在小山沟里受穷，也不愿当个小官受那鸟气。当官固然可以光宗耀祖，享受荣华富贵，这些都是别人能看见的，但也有别人看不见的，比如要付出巨大的心理成本，会焦虑，会烦躁，会失眠，等等，所谓“高处不胜寒”。从大的生命意义上说，在某些情况下当官并不划算。陶渊明算透了这笔账，这也是他的精明之处。陶渊明在小山村过了22年的清苦日子，62岁去世，在当时也算高寿了。
陶渊明归隐田园多少有些无奈，吴富贵当农民则是一种自主选择。陶渊明的日子有些清苦，吴富贵却悠闲自得赛神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