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将来我一定会发财”——张裕酒业创始人张振勋的梦想
他就是喜欢读书。
1840年，张振勋他出生在广东大埔县一个乡村私塾先生的家中。父亲在教书之余，还行医治病，但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在私塾中跟着父亲读了几年书，十三四岁时，就不得不辍学到姐夫家去放牛。
可是一次因为看书而忘了管牛，牛吃了人家田里的秧苗，主人告到姐夫家里，要求赔偿。姐夫气得狠狠地打了小振勋一个耳光，还说：“死人还能守住四块棺材板，你连一头牛都看不住，真是连死人都不如！”
小振勋赌气说：“你不要太看不起人，将来我发了财……”
姐夫不等他说完，就冷笑起来，说：“你也想发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
小振勋气得脸色发青，转身就跑回家去了。
没人相信张振勋的话。
没人相信这个所谓的“梦”是认真的人生理想。就算是梦，是理想，那也是想想而已的一个空想，天方夜谭的“白日梦”。
但是，张振勋是认真的。
不仅仅要“发财”，而且，还要像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许多因经商而致富的人那样，做一个出色的商人！
因为一时没有机会，父亲就把张振勋送到一家竹器作坊去做学徒。可是16岁那年，家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没有人再需要竹器，更没有人来读书，小振勋和父亲都失了业。小振勋只得每天和哥哥、弟弟一起上山挖草根，剥树皮，供一家人充饥。正在这时，村里有个姓黄的南洋华侨回乡探亲，见灾荒严重，就慷慨地拿出钱来，送给同村每户人家一斗白米。乡亲们都非常感激他。张振勋很羡慕，就找到这位华侨打听，他能不能到南洋去做工挣钱。姓黄的华侨见他身强力壮，手脚勤快，便表示愿意带他到南洋去谋生。
张振勋说服了父母，随着姓黄的华侨，登上了去印度尼西亚巴城（就是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帆船。
举目无亲的张振勋，虽然在姓黄的华侨帮助下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但接连两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只得去做非常艰苦而且危险的矿工。
直到3年以后，张振勋才在一个福建华侨开设的纸行当上了佣工。他深知这工作的来之不易，所以只要是老板吩咐的事，都认真踏实地去干好。有的时候，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也从无怨言。晚上得了空闲，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当地语言和业务知识。纸行的陈老板因此很看重他，先让他当推销员，后来又提拔他当账房先生，把全店银钱进出和账务管理都托付给他。张振勋也没辜负老板的信任，努力搞好经营，当年纸行就获得了5万荷兰盾的利润。这时，有人暗中鼓动他找机会挟带店里的款项逃回家乡，去过快活日子。张振勋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也是没出息人的做法，所以坚定地拒绝了。陈老板知道后，更加器重这个年轻人，觉得这是个靠得住的人，所以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陈兰香也嫁给了张振勋。
年底，陈老板因病去世，临终之时，他把身后的事情，都托付给了张振勋。安葬了老人以后，张振勋和妻子商量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他说，开纸行虽可以维持生活，但不会有什么大发展，这几年来，他仔细观察、研究了巴城的商业状况，发展前景最好的，就该是酒行。因为，荷兰殖民主义者花天酒地，大肆挥霍，时时离不开酒；而当地的居民中，好酒的人也很多。所以他想把纸行关闭了，改开酒行。妻子一向佩服他的精明强干，听他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酒行开业后，果然生意兴隆。张振勋是个有心人，在接待顾客时很注意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结交各方面的朋友。连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都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张振勋得到亨利的帮助，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承办酒税和典当捐务，利润很大，张振勋的财富也就成倍地增加。同时，他又通过亨利的关系，把这种业务逐渐扩大到其他城市和别的商品中。短短几年中，张振勋成了当地引人注目的大富翁。
发财是真的发财了，儿时的屈辱与感伤已经成了往事如烟，但是，张振勋却并不是随遇而安，轻易就满足的人。他的那个“梦”，还没有真正实现呢。
1866年，新的创业机会降临了。当地政府为了开发附近的岛屿，号召华侨投资进行垦殖。张振勋亲自前往同为荷兰殖民地的葛罗巴埠，创办了一个裕和垦殖公司。公司雇佣了一批华侨工人，开垦出一片荒地，种植椰子、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并在田间套种杂粮。经过几年的努力，原先的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田园。他的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加。
1875年，张振勋又去苏门答腊经营垦荒事业，开办了亚齐垦殖公司，先后办起了橡胶园、茶园、鱼池和银行，成为资财累累的“苏岛富翁”。同时，他还把大量盈利投资于其他行业。在巴城，他办有从事远洋航运的广福、裕昌两家轮船公司；在日里，办有日里银行；在文东埠，办有开采锡矿的东兴矿务公司；在棉兰、槟榔屿及苏门答腊还拥有大量房地产。经过30多年的创业奋斗，到19世纪90年代，张氏企业的经营范围已包括农、矿、商、运输各业，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据估计，张振勋在企业最鼎盛期间，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如此。
张振勋成为南洋华侨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地的荷兰殖民者也不敢小看他。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行政当局都鸣礼炮表示欢迎。同时荷兰政府还准备授予他官职，但张振勋婉言谢绝了。他对朋友说：“我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出力，怎么能去当外国的官员呢！”
1890年，是张振勋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这年，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各国的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时，他听说了张振勋的情况，很感兴趣，特地登门拜访。会见中，龚照瑗向张振勋请教致富之术，张振勋的回答使龚照瑗大为赞叹，两人一见如故。经龚照瑗推荐，清政府委任张振勋为中国驻槟榔屿总领事，后又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张振勋的名声也开始传到了国内。
第二年夏天，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邀请张振勋到山东烟台商议兴办铁路、开采矿藏的事。张振勋欣然前往。在谈话中，张振勋提起一件旧事：10多年前他曾与一位法国领事同桌就餐，这位法国领事说到，中国天津、烟台一带气候环境都适宜葡萄生长，用那里的葡萄可以酿造出优质葡萄酒。曾经经营过酒行的张振勋便把这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而盛宣怀也早有这个想法，认为烟台一带葡萄出产丰富，售价低廉，很适合建葡萄酒厂。两人不谋而合，便细细商议起此事来。盛宣怀说，最困难的是缺少高水平的酿酒师。张振勋说，酿酒师可以聘请，不足为虑，麻烦的是酒瓶无从供应。盛宣怀告诉他，上海已建立了玻璃厂，可以解决酒瓶问题。一席话使张振勋信心大增，当即决定投资，在烟台创办葡萄酒厂！
1894年9月，张振勋筹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准，并获得了在直隶、奉天、山东三省的15年专利和免税3年的政策优待。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家同时也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一家新式酿酒公司。
张振勋迈开了走向酿酒大王之路的第一步。
经过前后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到1908年，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终于筹备就绪了。公司拥有两片占地近千亩、具有124个品种的葡萄园，作为原料生产基地；有三层楼的厂房，1976平方米的地下酒窖和一座玻璃制造厂；并且从国外购进了压榨机、发酵机、白橡木贮酒桶等设备。公司试酿白兰地和红葡萄酒也都已成功。
张振勋一声令下，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正式开工投产了。
张振勋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产品的质量。他从酿酒原料葡萄抓起，不但从国外引进新品种，而是引进新技术。葡萄成熟时，他还对果实的品质进行化验，分类收剪，分别使用，因而大大提高了酒的质量。同时，他还设立了种植技术档案，对不同品种葡萄的生长、结果、收获等情况都逐年进行详细记录，作为改进的依据。
制酒工艺中，酒味醇香的关键环节在于酒的窖藏时间。“陈年老酒，越陈越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张振勋严格规定张裕公司产品起码得窖藏5年以上才能出厂销售。
同时，他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缸瓮藏酒的方法，采用进口的白橡木贮酒桶贮酒；而且借鉴外国的经验，每一年都要给藏酒“转桶”，也就是从一个桶里转到另一个桶里去，在转桶的过程中，将沉淀在底的结晶体酒石酸除去，使酒色更为清澄。贮酒期越长，转桶的次数越多，酒味自然就越醇香了。尽管这道工序费时费工，张振勋却坚持不变、一丝不苟，所以张裕公司出产的酒，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内外许多厂家的产品。
1914年，在张振勋的精心组织下，南洋劝业会和上海招商会在南京举办了中外商品陈列赛会。张裕葡萄酒也参加了这次比赛，并且获得了金牌证书。为此，民国政府向张振勋颁发了二等嘉禾勋章，并特许张裕产品免交注册税。从此，张裕公司的白兰地、味美思、玫瑰香与茅台、绍酒、西凤酒、汾酒、沪州大曲一起，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
1915年4月，张振勋受命担任中国实业考察团团长，率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远涉重洋，到美国考察。他们途经旧金山时，适逢三藩市举办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张振勋就派人将随身携带的张裕葡萄酒送去参加比赛。比赛揭晓，张裕白兰地荣获国际金牌奖章，而味美思和玫瑰香也双双获得优质奖章。颁奖大会上，当主持人隆重宣布：“中国张裕酿酒公司的白兰地，荣获本届赛会金奖”时，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年已古稀的张振勋走上领奖台，伸出满是皱纹的双手，从主持人手中接过金光闪闪的奖章，激动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他无限感慨地说：“我终于如愿以偿，酿出了世界上最好的美酒！”
回国以后，张振勋就将金奖章图案缩印在商标上，这就是至今仍名扬四海的“金奖白兰地”的来由。
张振勋的名字，将永远和“富翁”连在一起了。不知道当年那一句“将来我发了财……”是不是一个玄妙的暗示或者预兆，虽然在当时那仅仅是一个贫寒子弟捍卫自己尊严的回敬，仅仅是没有可信度的白日梦。
就算是白日梦，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就。这成就，远远超过了那一句话；这深刻的含义，也远远超过了那个青春年少的白日梦。
2.“出名要趁早呀！”——作家张爱玲的梦想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
坐在窗前，残照如血，日历上民国某某年。张爱玲写下这样的几句话，结束了一篇文章，然后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第二天，把它寄给了《大公报》。她想得奖，想出名，想好好地过一下人生。
总是期待着什么，想着会有奇迹发生，来改变一下这每一天索然的生活。一个乱世，能有多少艰难的石缝可以让一株萱草自由生长？
镜前，张爱玲反复审视着自己的容貌。21岁的她，正是身体和衣服彼此相叛逆的年纪，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改变不了谁，不安之中日日月月就点滴逝去，留不住。于是，张爱玲还是决定写作，这是小时候就打算好了的，最可靠最现实最不容置疑的选择。因为她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衰老”，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出名要趁早呀！”
“出名要趁早呀！”可是张爱玲从小的“白日梦”。
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当做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但是，张爱玲也渐渐发现自己除了天才的梦之外好像一无所有。
3岁时能背诵唐诗。
7岁时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
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张爱玲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
8岁那年，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
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
9岁时，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这个语出惊人的小女子心里面一直都惦记着一件事情，就是出名。所谓出名，就是做一番大事情。所谓做一番大事情，就是自食其力地活着，自己赚钱自己花，清清爽爽过日子。
那个年代，一个女子如果想做到这一点，就算是个“白日梦”了吧？
张爱玲不理睬这些，她只是穿上惊世骇俗的衣裳，骄傲地昂着头，心想：“出名要趁早呀！”
1943年5月，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在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从此，张爱玲一发不可收拾，《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经》、《倾城之恋》、《封锁》等一大批小说、散文及影评陆续见诸报刊杂志。1943年5月至1944年底，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张爱玲共创作发表了1个长篇，6个中篇，8个短篇和40篇散文，总计50余万字！
1943年的中国文坛可以称之为“张爱玲年”。
《沉香屑·第一炉香》、《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阿小悲秋》、《十八春》……张爱玲离开了满清遗老的父亲的牢笼，离开了生性自由的母亲的家，独自住在上海弄堂的公寓里，自己写作，自己赚钱。自己消受，自己养活自己，自己过日子，自己活下去。
天才张爱玲既不是鸳鸯蝴蝶派的颓美幽怨，也不是左派文学的明朗铿锵，张爱玲看世界是“张看”，以她独特的视角看待20世纪前期的中国，观察人间的种种世像，小人物的嬉笑怒骂之中透射出点点人性与伦理的光与影。所以，张爱玲的读者就叫“张迷”，从张爱玲的名字赫然于上海开始，“张迷”的数量只增无减。
出名要趁早，如果迟了，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呵？
张爱玲总是把一天当做两天过，生命的长短不重要，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有一天，一身长袍的胡兰成彬彬有礼地敲响了上海租界区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05室张爱玲深锁幽居的宅门。
当年本来才华横溢的胡兰成被大汉奸汪精卫看中，1937年3月任汪派上海《中华日报》主笔，1939年12月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成了以陈璧君为首的汪的嫡系“公馆派”的一员儒将。
张爱玲不关心，张爱玲不管，张爱玲不在意。
当时的张爱玲，艳亦不是那艳法，惊亦不是那惊法，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甚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
“钟情”在一见面，在懂得和了解之前，所以爱玲喜欢，因为这是无条件的。而爱玲的喜欢，是在了解自己的感情之前，正因如此，才是这般可贵，才是那样无价。现代社会里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陌生的异性可能在突然间成为你最亲近的人。世间许多浪漫的爱情均产生于了解之前的相知，一见钟情，一见倾心，也许这就是知己。
张爱玲遇上了，她知道，这就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