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报》对柏维先生的质疑是全面的，他们还否认了柏维先生在指认死者身份时的其他细节之事，这实在有些离谱。其报道说：‘被发现的死者的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和其他女性的基本一样，所以这根本不能成为指认的标志；而死者脚上所穿的吊袜带同样难以成为死者身份的标志，因为这些都是大批量制造和出售的，如果不同的人穿着同样的袜子，也实在没什么奇怪；除此之外还有死者身上发现的饰花女用帽，这也是大工业商品的产物，同样不能作为一项切实的证据；最后，柏维先生在指认身份时以死者身上的吊袜带扣合的特别方式作为自己的根据，并说玛丽一项是用钩环反扣回来，然后将自己的一截丝袜卷起，使得丝袜看上去有些短；但这根本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几乎大多数女性都会在镜子面前自己穿戴，而那些并不熟悉钩环使用的人编制好反手自己扣了，只是这一点其他外人并不能全部了解而已。’这段文字无法让我感受到《星报》这位撰稿人推敲案情的诚意，他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坚持‘死者根本不是玛丽’的论点而已。从相反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如果柏维先生确实发现了一具与玛丽身体情况非常吻合的尸体，而柏维先生又没有考虑尸体身上的衣物等其他因素，这说明柏维先生当时一定是已经断定了这具尸体的身份便是玛丽。我们再假设如果这具尸体除了在容貌、体型与玛丽都非常相似之外，其手臂上的汗毛特征竟然也与玛丽的非常相像，那么当时的柏维先生肯定会更加确定这具尸体就是玛丽。我们按照媒体的说法再进行假设，假如玛丽自己的脚是非常娇小的，尸体同样有这个特征，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条件放在一起，像数学一样交互运算，综合考虑，那么死者身份为玛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就如数学中不单只是加减法而是通过等比级数运算后得出来的结果，简单的结论背后是复杂的运算！假如又发现尸体身上的鞋正是当天玛丽失踪时所穿的鞋子的款式——当然，鞋子的款式能够相同，与此款鞋子在市场上有大量的销售有关系——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尸体的身份一定是玛丽！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启示？往往那些并不起眼，也没有什么特色的证据却正是做出正确判断的最重要根据。只要这些证据被我们放在了合适的地方，真相便可以大白于世人。不要以为重要的证据就一定是一些特别的、神秘的证据。紧接着，假如尸体身上的女式帽子，有着与玛丽所拥有的帽子一样的花饰，那么，我们就实在不用再去找其他证据了。可是假如这个帽子的花式是非常复杂的样式，比如其花饰有两朵，三朵，乃至更多……这并不影响证据的可信性，其每增加一朵吻合的花饰，证据的可信度就增加了数百倍、数千倍。继续，如果死者身上的吊袜带同样与玛丽生前所穿的一样，到这里已经不用再去寻找别的证据了。另外在死者身上发现的吊袜带扣合方式也是非常特殊的，但巧合的是这也和玛丽生前习惯的方法是一样的，都是用钩环反扣然后将丝袜卷起一截，让丝袜变短。所有这些，我们实在没有其他的理由再怀疑死者的身份了，假如仍然有人抱着不相信的态度，那么他肯定是脑子本身就不清楚的，不然只能是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找碴儿。《星报》却在自己的报道中说死者的扣吊袜带的方式根本不值得注意，这已经充分证明了撰稿人自己的思维是多么固执。要知道吊袜带钩环基本上是带弹性的，而死者的习惯是用钩环的弹性回卷丝袜让丝袜的长度变短，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习惯。丝袜本身同样非常有弹性，假如不是自己去卷的，一般根本不需要外力对丝袜的调整。我想玛丽这种特别扣法必然有其自己的道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调整自己的丝袜的，将这一特征与吊袜带扣合的特征结合起来，足以在对于尸体的身份的判断上给出有力的支持。当然，我并不是说，判断一个死者的身份只是凭尸体上的吊袜带、鞋子、帽子、帽子上的花饰、小脚特征、手臂上的特殊印记、体型和容貌等等任何一个证据单独地下结论，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证据必须在整体集合起来之后，再通过严密的分析才能得出判断。到此，死者的身份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虽然《星报》的撰稿人表示对死者的精神状况有疑虑，但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就算真的调查了，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之所以他有这种疑虑，大概是因为与他私底下的律师朋友们聊天时聊到的，或许他的律师朋友们又非常鼓励他这种奇怪的想法，于是他便以为这一想法是非常可信和合理的。提到这点，我想说明我个人的一个看法。通过我的观察，许多被法官所拒绝接受的证据恰好常常可以给心智推理能力非常卓越的人以启发，对这些人来说，这些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证据都是非常珍贵的破案线索。法官与很多警察一样，往往跳不出自己的习惯思维，只能接受一些一般性的证据，对于那些特别的少见的证据往往采取了排斥和不采纳的态度。他们总是死守着已经用旧了的常规，思维僵化，完全无视一些可能出现的矛盾或例外。当然，必须承认这些常规是多少年才积累起来的重要经验，凭借它们，很多并不复杂的案情是可以被理清的。总之，这种保守换来的是一种很安全和不走极端的正常做法。它们非常有价值，可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思维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案子，还是存在着一些因为这些思维的限制而被误判的案例。”
杜宾发表完这一通意见之后紧接着提到了柏维先生这个人，看上去他非常不屑《星报》将此案的凶手指向了柏维先生，他说：“《星报》的报道中将本案的矛头指向了柏维先生，我想你大可不必把这一舆论当回事。大概你也能够推论出这位好好先生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很显然他是一个憨厚老实的人，但是非常热心。一般来说这种性格的人，要是生活中碰到了大事，他们都会全心全意地投入的，也因此他们常常会被一些比较有心眼或者不怀好意的人认为是他这么积极地奔走，背后一定有所图或者是因为什么特别的原因。《星报》的撰稿人至少已经有几次对柏维先生的访问了，但柏维先生不会顾及《星报》到底要宣传什么观点或立场，总是从对玛丽负责的角度将《星报》的观点毫无忌讳地反驳了，并且非常慎重地表示，尸体就是玛丽的。《星报》中的报道有这样的句子：‘虽然我们对这种关于尸体身份的确认结果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质疑，可是柏维先生非常执着地排除了我们的质疑，并且坚称那就是玛丽的尸体，而且要求大家要相信他说的话。’那么柏维先生又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判断依据明白地告诉大家呢？或许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很多时候，因为对一个人太过熟悉和了解，往往是说不出对方的特点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常常找不到一种合适的语言或词汇来表达自己，对于一些在别人眼中是非常明显的特征的地方，在他眼里反而看不出来。可能你也有这种感受，当有人让我们描述自己对一个人的印象时，我们常常无言以对，因为具体形容对一个人的印象是最难的事。虽然一个人能够非常准确地认出自己的邻居，可是这不代表他一定能用非常确切的语言把自己的邻居形容出来。也因为这样，我个人觉得《星报》的撰稿人实在没有权力这样歪曲柏维先生所提供的观点。”
杜宾继续分析有关柏维先生的推论：“从我个人的观点看，柏维先生与这一命案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之所以被人误会恐怕与他自己那种浪漫和过分热心的性格有关。我想这么说至少对柏维先生更公平一些，总比《星报》暗示他有作案嫌疑更加合理！如果你也觉得我所说的柏维先生的个性是一个不可不考虑的因素，那么有关玛丽为什么要在柏维先生的办公室门的钥匙孔中插了玫瑰且署名的问题就很好理解了，要知道这是一位充满浪漫的男士，而一个女孩对此往往总抱着热心。当然，《星报》所质疑的柏维先生竟然不希望让玛丽的其他男性亲友过多地卷入到此事中以及似乎并不希望让其他男性围观玛丽的遗体，甚至包括不让B太太向前来调查的警方提供更多信息的问题也会变得更好理解，表面上看柏维先生似乎并不愿意其他任何人过多插手此事，其实从这一点上可以有一个推论，那就是柏维先生应该也是玛丽追求者中的一员。另外很可能，玛丽也的确向柏维先生表示过好感，于是这位先生便自认为自己有义务处理好玛丽的身后之事，而且他来处理这件事是最恰当的。关于柏维先生的事，我想我们不用再继续讨论下去了，到此为止。除了这些，《星报》还说到了玛丽的母亲和其他亲人对于玛丽的死似乎并不伤心，而且表现得非常冷血。而这一点也确实好像和她的亲人们在一开始就非常肯定尸体就是玛丽并认同玛丽已经被害的态度有些不相符。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会在后面对证据的讨论和分析中解释清楚。现在，我们已经把死者的身份问题弄清楚了，接下来就要针对这一命案中的其他疑点了！”
我问杜宾：“那么《商报》呢？你怎么看《商报》的相关推论？”
杜宾的思绪的确也想到了这一点，他似乎更加欣赏《商报》的评论，他对我说：“其实，对于《商报》的观点，我倒是从心底觉得它比其他媒体的评论更有参考价值。《商报》的推论还是非常有道理的，你也能感觉到它的观察是比较敏锐的，但是在这个推论中至少存在两点推理过程中的瑕疵。首先，《商报》好像暗示玛丽在离家那天出门之后不久便被一帮流氓混混绑走了。它的报道中说像玛丽这样知名度很高的年轻貌美女子应该不会在独自穿过三条街的过程中竟然没有被任何人认出来。我想，为《商报》撰稿的人之所以要这样推论，很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感受，大概他就是个名人，每当他在报社附近的街道上穿行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认识他。因为他自己的这种经验，所以他想当然地认为漂亮且充满魅力的玛丽也应该如此：一个像玛丽这样的年轻貌美的女孩在自己家附近活动时怎么可能没有任何人认出她来呢？但是，《商报》的撰稿人没有注意到另外一点，即如果玛丽没有非常固定或常见的行走的习惯——像这位撰稿人自己一样，那么《商报》的这个观点不一定是成立的。我猜想这位撰稿人大概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活动范围，每天都是固定的路线、固定的路程，而很少有变通，所以这很容易被周围的人注意，然后人们就都认识他了。但是玛丽是不是也这么死板是难以肯定的，或许她每天的活动的路线和范围都是不固定的，而且，如果她失踪当天行走的路线完全不同于以往，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如果《商报》的观点能够成立，那么玛丽就得必须像这个撰稿人一样有着非常固定死板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路线，然后走遍整个城市。但是，本案中，玛丽在失踪当天的情况有两种可能，既可能遇到了熟人，也可能一个熟人都没遇到。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玛丽在走出家门之后的某个时间里，特地挑选了一条不会遇见任何熟人的去姑妈家的路线。而且我们还应该这么想，就算全巴黎最有名的人，虽然的确有非常多的人见过他、认识他，可是如果把这些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数量和巴黎总人口的数量相比，又会怎么样呢？还是一个相当绝对的少数，何况玛丽的知名度也并不很高。”
杜宾说到了《商报》在推理中的第二个瑕疵：“《商报》出现的第二个推理上的问题，是它假设了在当天玛丽离家的时间段内街上有很多人。这一假设让《商报》对此案的分析影响力骤减。它在报道中说如果从玛丽当天出门的时间进行推断，当时的街上应该会有很多人。但这不是事实，要知道那一天是有些特别的星期天！在一个礼拜日的早上九点钟街道上一般会是什么情况呢？没错，一个星期中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任何一天的早上九点钟，街上都可能有非常之多的人，但是到了星期天情况就不一样了，星期天的九点钟更多的人当时正在家中进行出门到教堂做礼拜的准备。这一点是任何一个观察力敏锐的人都不可能忽略的因素，很多人都清楚，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到十点钟的巴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座空城，这个时间段内的巴黎街道上不仅不是人声鼎沸，反而是空荡荡的，直到十点钟以后，街上的人才会渐渐多起来。所以，当玛丽出门的那一刻，即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九点钟，那时的大街上应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商报》的这个推论的假设显然是错的。”
杜宾兴致盎然，接着说：“除此之外，《商报》还有一点推论是可以商榷的。其报道中说凶手从玛丽的洋装内部的衬裙中撕下了一条大约长两英尺、宽一英尺的布条，然后用这一布条从女孩头部的后方绕过，在其下巴处打了一个结，并因此而推论凶手这么做是为了防止玛丽大声呼喊，并紧接着继续推论凶手是一个没有随身携带手帕习惯的人。这个推论也很有意思，我们暂且不谈凶手这么做是不是要防止玛丽大声呼救，我们也分析一下凶手‘是一个没有随身携带手帕习惯的人’这个观点是不是合理的。要知道，在巴黎人的记忆中，除了那些混混，几乎每个人都会随身带着一块手帕。也就是说《商报》似乎是在暗示凶手可能是小混混。但是，你肯定也观察到了，在最近这些年来，就算是小混混也已经经常随身掏出一块手帕，就算这些人不穿衬衫、衣着邋遢，可是在身上带一块手帕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显然，《商报》的这个假设也是太想当然了。”
杜宾分析完《商报》的评论之后，我又向他询问对《太阳报》评论的看法：“你认为《太阳报》对这个案子的推论有没有价值呢？”
杜宾嘴角一扬，苦笑着说道：“照我说，为《太阳报》撰稿的人真应该投胎当鹦鹉，不然实在可惜了他。假如他是一只鹦鹉，那一定是其同类中最为出色的，因为他的确非常擅长模仿和重复别人的话！《太阳报》的推理没有任何新意，其唯一的工作就是非常努力地把其他媒体的观点搜集到了一起，然后东拼西凑弄出了一篇报道，其实只是应和或者重申了一遍别人已经说过的观点。在报道中，《太阳报》评论灌木林中新发现的证据说那些东西很显然已经放在那里有三四个星期的时间了，并肯定灌木林就是谋杀发生的现场。这早已被很多人所知道，但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对这个观点表示怀疑，不过还是等我们后面谈到和这一点有关的部分时，再来说明这个观点的不实之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