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对于这一情况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或许并不是日本政治家希望看到的，他们并不希望没有传统等级制限制的军队成为日本等级制社会中居于最高地位的代表。因此，明治的政治家们制定了不少措施达到他们的目的。虽然在权威的宪法中并没有这些措施，但是它却在日本军部首脑们脑海中形成了一种惯例，即军队不干涉政府行为而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于是就出现了日本军部可以绕开政府单独行事的局面。例如，日本的陆海军大臣便与外务省及内政各省大臣不同，他们可以直接进谒天皇，在很多事情上能以天皇的名义推行自己的措施，而不必向文官内阁成员做出通报或协商。这种局面到后来演变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日本军部甚至可以阻止对自己不利的内阁成立，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拒绝放行入阁的陆海军将领。如果内阁之中没有高级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一职，那么内阁就不能组建，这个事关重大的职位是必须由真正的军人来担任的。因此，当内阁的一些行动引起了军部不满时，军部只要把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召回就足以让内阁解体。军部的人不允许并且他们也能够做到不让外人干涉他们的最高决策阶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外务省保证不会占领中国东北的情况下，关东军却依然熟视无睹，武装占领了满洲的原因，因为军部首脑在内阁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做出决策时，选择支持当地司令官，日本军部使用了自己的特权，这个特权就像政府不希望军部干涉自己一样，军部同样不希望受到任何人干涉。凡是关乎等级特权的方面，日本人敢承担所有后果，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是支持该项政策的，只是在面对特权和等级的时候，日本人不会逾越界限做出反抗。
日本的工业发展也是由明治新政府的高层特权人士主导的，这与任何西方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地方。他们安排了所有发展步骤，制定出具有特色的准则，不仅有完善的计划，而且政府亲自创办企业并用国家财政补贴他们认为对国家事业实现有所帮助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组织和管理都是政府官僚。他们也会聘请外国技术专家和派出人员到国外学习。一旦这些企业走上正轨，即他们所说的“已经有了完备的组织和发达的业务”时，这些企业就会被政府卖给私人。以“令人吃惊的低廉价格”，①出售给经过政府甄选的金融巨子们，其中三井和三菱是最为着名的两家。日本的政治家一直有一个看法，他们认为这些事关整个民族兴衰的工业的发展是不能相信市场法则和自由企业的。但这与有着近似观点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不相同，主持这些企业的财团就是在日本模式下获得巨大利益。总的来看，日本的模式最终实现了以最小可能的失败为国家建立了发展过程中最为需要的企业。
日本把“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成型的出发点和顺序”②进行了修改。它的工业发展并不像西方资本主义那样由生产消费品和轻工业开始，它在最初便着手于对国家有着关键作用的重工业发展。日本把发展的优先权交给了兵工厂、造船厂、炼钢厂、铁路交通建设等等，在很短时间内便实现了高水平的技术并具备高效率。当然，私人的财阀集团并没有主宰全部的这些工业，日本政府人员仍然掌握着规模庞大的军工企业，通过特别的国家财政补贴保持这些企业在市场中的优势。
日本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中，是没有安排小工商业者和非政府经营者的“应有地位”的。获得支持的财阀集团都是国家主持或者得到国家信任的大商人，他们享有一些政治特权，被允许涉足工业发展的特权领域。就像日本在生活领域中一样，特权并没有垄断产业界的全部，除了享有政府特别对待的大企业领域之外，日本还存在着很多产业界的自由领域。这就是所谓的“剩余产业”，这些产业用最少的资本，最大限度地使用日本廉价的劳动力来进行生产和经营。即使缺乏一些先进的现代技术，这些小企业仍然能够生存，并且直到现在仍然存在。这与美国人称为的“家庭血汗工厂”有些类似。这些小企业的生产模式基本上是：先由一个小本制造商把生产原料买进，然后他把这些原料贷给下级的家庭工厂或者只有四五个工人的小工厂进行加工，等下级小工厂完成加工之后，制造商再将这些产品回收，然后重新交给小工厂原料，进行新的加工和回收，几经此过程之后，制造商便将这些产品出售给一般商人或者出口商。据一些统计数字显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约有超过百分之五十三的工人就是在这些规模极小的小工厂或家庭工厂里进行工作的。①这些工人大多都是在“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中完成其职业生涯的，受到了类似家长式的学徒制庇护，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包括大城市的很多家庭里，一个身背婴儿的母亲手中还在熟练地进行着一些计件的零活儿。
与政治、宗教领域中一样，在日本的生活方式中，工业的特权和自由双重性对于日本实现国家战略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好像日本的政治家特意在工业和经济领域中建立了一个在日本其他领域中都存在的、规范的等级制，他们似乎在专门塑造财界贵族。政府先创办几个战略性企业，然后专门挑选一些影响力巨大的商人家族，将其培植成在商界等级制中处于特殊地位的贵族，也有意让经济领域里的各个阶层都有属于自己的“合适地位”。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打算抑制这些商界寡头，并且通过一些保护政策加强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即让这些寡头获得利润，保证他们有很好的社会地位。但是传统日本对金钱及利润和商人阶级都不是很积极的，这些富可敌国的财界贵族很难避免被一般民众谴责和攻击，只有政府在根据所有日本人认同的等级制观念继续扶植和保护这些从来没有过的贵族。政府的努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军队中那些与下层民众有着密切关系的少壮派军官以及在这项扶植中完全得不到好处的农民阶级对于这些财阀贵族进行了激烈攻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攻击对象并非有着光荣传统的大财阀，而是一些新近的“成金”①大户。所谓“成金”，通常译作“暴发户”（nouveauriche），不过“nouveauriche”这个词并不能完全表达日本人的情感。“nouveauriche”在美国人认为的含义中是“新来者”（newcomers）的意思。这些“暴发户”因为自己没有社交的气质和修养而被人们嘲讽。但是，他们却有令人吃惊的累积财富的本事。或许他们只是从一间破烂的小木屋中起家，从最初的鞍前马后开始，最后却成为资财亿万的石油巨子。“成金”来自日本的将棋游戏，意思是由一个小步卒一下子变成了女王。它如同“名士”一样，横冲直撞，神气十足，不过这并不符合日本等级制的习惯。所以在普通人眼中，这些暴发户是通过令人不齿的诈骗或剥削才致富的，他们对于暴发户极尽指责。对比一下美国，我们对于“白手起家者”是什么样的态度？两者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在等级制的日本社会中，巨富是可以存在的，而且政府会对这些巨富大力扶持，授予他们在经济等级制中应有的地位，并与之进行密切合作。但是，如果本身并不属于经济界的特权阶层而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那么日本的公共舆论就会毫不客气地质疑其成功之道。
总之，日本人对世界秩序的构筑绝对不会忘记等级制。人们的年龄、辈分、性别和所属阶级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关系及其应有的行为。无论是政治、宗教、军队还是产业等各个领域，等级制划分都是十分周到的，不管你是等级制中的高层人物还是底层人物，只要做出了不得体的行为，就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只有人人做到了各守本分，人们才会平和安宁地生活下去，同时他们才是安全的。等级制才是日本人的信仰，有等级的区别在日本人看来是合理的。这就像美国人对平等与自由的信仰一样。
不过，日本人却要将自己信仰的这种“安全”保证推向世界，这必然要遭到惩罚。等级制在日本国内完全没有问题，它与日本民众的思想十分吻合，因为这是日本在自己的环境下经过历史沉淀所选择的最为适合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在这个日本人认为的由等级制主宰的世界里，他们的野心也正是等级制一点一点塑造出来的。只是，等级制本身是不能被输出的思想。日本的很多主张，在其他国家看来，大言不惭，狂妄之极，这让人反感和愤怒。当骨子里沁润着等级制思想的日军官兵发现占领国居民们对他们根本不欢迎时，是十分不能理解的。日本来到这里不正是在一个新秩序里让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地位”吗？虽然这个地位可能不高，但好歹没有被排除在整个等级制之外，还是有一个地位的嘛；对于那些“贱民”如“秽多”来说，只要被纳入等级制，不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一件事吗？在侵略中国之时，日本军部曾经拍摄了多部以中国热爱日本为主题的战争影片，情节中有不少原本痛苦绝望、沦落风尘的中国姑娘，因为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的到来而相爱最后获得了幸福的故事。相比较起纳粹德国赤裸裸的征服论，日本的宣传确实与之存在着很大不同，但是，日本与德国一样，同样还是失败。
日本人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自己能够用要求日本人的标准来要求其他国家和人民。事实并不是这样。日本人并不知道，其他国家是不会接受这些日本人自己心甘情愿去遵守的“各得其所”的道德观的。其他国家根本不存在这种道德观。等级制只是日本的产品，日本人会把等级制之下的所有一切视为当然，因此日本的学者们对于日本人都很熟悉的伦理体系没有更多论述。可是作为我们，必须首先将日本的伦理体系进行研究和描述，否则无法真正了解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