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结构严谨，冲突强烈，把屈原一生压缩在一天内表现，由在橘园读《橘颂》开始，最后用《橘颂》做祭文，悼念婵娟结束，首尾照应，布局完整。中间几幕则通过正义和邪恶两种力量和忠与奸两类人物的斗争，环环相扣，使剧情步步推向高潮，浓厚的抒情气氛更使剧本增加了诗意。作者善于通过诗化了的语言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像广为传诵的“雷电颂”的独白，就准确表达屈原作为诗人应有的气质，以暴风雨般的激情，感染和冲击着观众的心，取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孔雀胆》写元朝末年云南大理总督段功与梁王女儿阿盖公主的一段爱情故事。反映了云南人民对异族统治的斗争，同时也批判了妥协主义所造成的悲剧。
《南冠草》写明末清初的爱国诗人夏完淳反清复明的斗争，歌颂了民族气节，也批判了洪承畴等汉奸的卖国求荣的罪行。
郭沫若的史剧都取材于社会重大变动的时代，战国时代，元末明初，明末清初，都是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各种利益集团和不同派别互相对立抗衡的时代，这同处在大变动中的抗战现实是吻合的，容易发挥历史剧的讽喻作用。史剧都以志士仁人做主角，写他们反对侵略，反对暴政，写他们处在内忧外患的逆境中遭受到各种屈辱和迫害，最后都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这些剧本都是英雄的悲剧，共同的特色是渗透着现实斗争的精神，体现了作者提出的“据今推古”、“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理论。
现代散文
现代散文包括议论性散文、叙事性散文、抒情性散文和报告文学等不同文体。其中的议论性散文（通称杂文）出现最早，1918年4月《新青年》设立“随感录”专栏，发表针对现实，揭露时弊的文章。这些“随感”（亦称“杂感”）便是最初的杂文，而运用这一文体成就最大的当属鲁迅。从《坟》、《热风》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共有16本杂文集。杂文作者还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周作人等。初期杂文，配合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内容涉及民主、自由、家庭、婚姻、伦理、道德等各种问题，在反对封建制度、道德、文化方面发挥了战斗作用。1924年《语丝》创刊，专登散文（包括杂文）继承并发扬了《新青年》“随感录”的传统。主要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等。20年代开始，由于周作人发表文章提倡“记述的艺术的美文”，叙事和抒情散文也开始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形成不同风格和流派争奇斗艳的局面。鲁迅在写作大量议论性的杂文后，写了回忆性的散文《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野草》。由于它的成熟和精炼，无疑是本时期散文的最重要的收获。文学研究会的朱自清是本时期影响最大的散文家。他的《背影》、《荷塘月色》饱含深情，充满诗意，备受欢迎。冰心的《寄小读者》极富诗情画意又不时露出淡淡的哀愁，也深受欢迎。许地山的《空山灵雨》具有宗教色彩，而其代表作《落花生》则表现了不图虚名，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创造社的郭沫若有《橄榄》，内有《山中杂记》、《路畔的蔷薇》等篇，写得哀伤而幽雅。语丝社的周作人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包含许多淡雅平和的“美文”。徐志摩有散文集《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表现了“志摩式的华丽”，其中的《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以及《泰山日出》、《“浓得化不开”》都是人们所称道的名篇。
“左联”时期鲁迅的杂文创作较前一时期有了进一步扩展。瞿秋白追随鲁迅，写下了许多泼辣犀利的杂感。如《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狗道主义》等，多收入《乱弹及其他》中。唐弢也受鲁迅影响，写了不少具有鲁迅风格的作品，集有《推背集》《海天集》。另一杂文作者徐懋庸也有《打杂集》、《不惊人集》出版，鲁迅曾为其作序。除杂文外，这一时期一般散文的作者数量众多，一些小说家如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都有散文集问世，茅盾有《话匣子》、《速写与随笔》，郁达夫有《屐痕处处》，叶圣陶有《未厌居习作》，俞平伯也有《燕郊集》、《杂拌儿》、《杂拌儿之二》等散文集。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散文家，英年早逝的梁遇春有《春醪集》、《泪与笑》；李广田有《画廊集》、《银狐集》；何其芳有《画梦录》、《刻意集》，其中的《画梦录》曾获《大公报》颁发的优秀散文奖；陆蠡有《海星》、《竹刀》、《囚绿记》；丽民有《黄昏之献》、《鹰之歌》；缪崇群有《晞露集》、《寄健康人》等。在上海，聚集在开明书店周围也有一批散文作家，重要的有夏駗尊，作品有《平屋杂文》；丰子恺，作品有《缘缘堂随笔》等。本时期林语堂因创办《论语》，主编《人间世》、《宇宙风》，提倡“幽默”，也造就了一批散文作者。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则提倡“科学小品”，周建人、顾均正、高士其等是其主要作者。
抗战时期的杂文，以《野草》、《鲁迅风》为中心形成了一批杂文作家，如夏衍、聂绀弩、冯雪峰、巴人等。郭沫若的杂文集《羽书集》、《蒲钊集》、《沸羹集》等也是这一时期问世的。小品散文作家除上一时期出现的作者外，本时期较有影响的是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唐弢的《落帆集》。此时茅盾写的《白杨礼赞》、《风景谈》等则是散文杰作。
报告文学的出现较晚，20年代瞿秋白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苏联而写的《俄乡记程》和《赤都心史》，可以看做是报告文学的萌芽。报告文学正式兴起于30年代。由于“左联”的提倡和对外国报告文学的介绍，人们开始重视报告文学。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报告文学作品。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后，钱杏邨编辑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报告文学集。1936年茅盾又主编《中国的一日》，是一部大型的报告文学集，收文章四百余篇。反映了5月21日24小时内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本时期报告文学中发生较大影响的优秀作品有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还有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塞上行》等。《包身工》取材于上海纱厂女工的真实生活，包身工们那种极其悲惨的人间地狱般的生活，使作者感到“灵魂的震动”，他以无比愤怒的感情，深刻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野蛮性和残酷性。这种制度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互相勾结的产物，是近代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与封建的超经济剥削制度的混合物。这篇报告文学由日常生活入手，写得极其真实、具体，新闻性与文学性得到完美的结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被看做是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块丰碑”（赵遐秋：《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
抗战爆发后和整个40年代是报告文学最为兴盛的时期。特别是解放区，报告文学的创作十分活跃，曾出版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可同《中国的一日》相媲美。本时期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均表现抗战初期的战地生活和中国军队浴血抗战的壮烈场面。曹白的《呼吸》、萧乾的《人生采访》中的许多篇章，表现了战时人民的苦难和军民的英勇战斗。沙汀的《随军散记》（《我所见之H将军》）；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华山的《英雄的十月》；周而复的《晋察冀行》、《诺尔曼·白求恩断片》、《海上的遭遇》（集体创作，周而复执笔）；吴伯箫的《黑红点》等则反映了解放区军民的生活和斗争。
总之，由于散文这种形式比较自由灵活，既不要求故事情节，也不讲究平仄韵律，便于自由地表达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形诸笔端，故散文作家和创作数量都十分可观，其中也不乏传世的名篇佳作。散文是现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的杂文与散文
1918年开始，鲁迅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开始运用杂文形式写下了许多著名文章，产生了巨大影响，杂文也因鲁迅而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独立的文体。
杂文是散文的一种，是文艺性的政论和社会批评，作者可以直接表示对社会政治和现实生活的见解。比较灵活犀利，因而被称为“匕首”和“投枪”。鲁迅的杂文以1927年为界限，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坟》到《华盖集续编》有4本杂文集，后期从《而已集》到《且介亭杂文末编》有10本杂文集，另有《集外集》等补编的杂文。
前期杂文主要是针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等旧道德、旧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中对“国粹”的批判占有相当的比重，如收在《热风》中的“随感录”称国粹主义者是“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顽固守旧，不思进取，是改革的大敌，鲁迅大声疾呼打倒“国粹”，就是要为中国社会的改革和进步开辟道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都有着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认识。在《灯下漫笔》中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其中虽多愤激之词，但也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从来没有得到做人的资格的本质。鲁迅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是“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必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在《春末闲谈》中通过细腰蜂之吃青虫，比喻统治者鱼肉人民的反动伎俩，十分形象而深刻地揭露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则深刻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反动统治阶级的本性不会改变，提出打“落水狗”的战斗主张，表现了鲁迅彻底革命的硬骨头精神。此外，前期杂文中还有针对“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等现实事件而写的大量文章，其矛头直指段祺瑞、章士钊、陈西滢等反动当权派，对受迫害的青年表示极大的同情。《并非闲话》、《记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等都是著名的篇章。
后期杂文数量更多，内容更加丰富，思想也更为锐利，鲁迅对杂文这一文体的运用也更为圆熟。
首先，鲁迅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倒行逆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如《现代史》、《推背图》、《晨凉漫记》、《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写于深夜里》等。进入30年代以后，国民党加紧对中央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与此同时，对文化界进步人士则加紧进行迫害，企图扼杀革命文化运动，进行文化“围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就是对这种文化“围剿”的愤怒抗议。指出国民党对革命文艺的诬蔑、压迫，“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而“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义正辞严，充满自信，表现出鲁迅鲜明的爱憎感情和无畏的革命气概。
1931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国民党当局则采取“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鲁迅的杂文及时揭露了这一阴谋。《“友邦惊诧”论》、《中国人的生命圈》、《天上地下》、《文章与题目》等篇以敏锐的政治嗅觉，泼辣犀利的笔调，戳穿了“安内攘外”的戏法，指出“攘外必先安内”其实就是“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些杂文有揭露，有痛斥，有挖苦，有指责，锋利无比，真可以使“不是东西”的东西们“缩头”！
其次，鲁迅生活的后期，文化界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鲁迅杂文充分反映了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在同“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论语派”、“第三种人”论战中，在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关于“两个口号”的讨论中都有重要文章发表。鲁迅十分重视文坛现状，对文坛上各种黑暗混乱现象也都加以揭露。如《文坛三户》、《二丑艺术》、《从帮忙到扯淡》、《文学上的折扣》、《“商定”文豪》等。
第三，后期杂文中还有大量的社会批评和思想批评，几乎触及社会生活和思想界的各个方面。《说“面子”》批评了阿Q精神，《论人言可畏》批判谣言可以杀人，《一思而行》讽刺盲目起哄，《“吃白相饭”》讽刺不务正业的无赖，《推》批评不讲公德的不文明行为……这些杂文大都借题发挥，涉笔成趣，又能起到针砭时弊的作用。
鲁迅的杂文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既有严密的逻辑又有生动的形象，是政治与诗的结合，能给人以理性的启发，又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其艺术特点是“常取类型”，善用比喻，借题发挥，巧于论辩，精于讽刺，极富幽默，语言虽较隐晦曲折，但精辟警策，富于哲理，往往是画龙点睛，一语道破的。
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共收回忆性散文10篇，于1928年出版。这些散文大都是回忆青少年时的生活，但不忘现实，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狗猫鼠》有许多处抨击“现代评论”派，揭出他们对统治者有“一副媚态”。《二十四孝图》有着十分强烈的反对封建道德的控诉力量。就是写地狱鬼魂的《无常》也可以看出作者用想象中的“阴间”来否定比阴间还黑暗的“阳间”。《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对于封建教育窒息儿童心灵作了深刻的揭露。《藤野先生》、《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是记述人物的，形象鲜明，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朝花夕拾》大体上以作者生平历史为序，以个人生活回忆为经，以当时社会现实为纬，无论对于了解鲁迅生平还是了解历史都很有价值。作品夹叙夹议，语言优美简练，优美的抒情与锋利的议论的巧妙结合，不时插入的讽刺幽默的描写，形成了作者独具的特点，堪称回忆性叙事散文的典范。
鲁迅还出版过一部散文诗集《野草》，写于1924—1926年间，1927年出版，内收作品23篇。散文诗是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情绪、意境是诗，而文字是散文，不分行不押韵。《野草》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表现了鲁迅四顾无战友、独自彷徨、苦闷寂寞而又呼唤斗争、奋力前进的矛盾心情。《影的告别》、《死火》、《希望》、《过客》等就是这种矛盾心情的真实写照。鲁迅的可贵在于他不为苦闷所压倒，而是不断地追求探索，他的矛盾心情中含有很大的“剖析自己”的成分。《野草》也有相当多的篇幅是直接针对现实的，既有歌颂也有批判。《这样的战士》歌颂了不受假象欺骗，不受威胁利诱，对敌人嫉恶如仇的战士。《死后》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社会的黑暗和冷酷。《淡淡的血痕中》则是针对段祺瑞政府枪杀民众而写的，并呼唤能有“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其他如《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则讽刺社会病态和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关系，寓意深刻。《野草》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构思巧妙，想象奇特，作者善于把哲理的思考通过格言的形式表达出来，语句比较整齐，节奏感强，比喻和象征的运用，虽然增加了读者阅读上的困难，但也增强了抒情性和诗意，深受读者喜爱。
周作人的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