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次鼠疫
公元542年4月，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旧称）的市民们焦虑万分。许多人突然发烧，接着出现了红肿和剧痛，甚至有人发了疯。患者带有妄想症，一些患者以为那些照料他们的人实际上是想杀死他们。
原来他们所感染的疾病是淋巴腺鼠疫，这种病正在地中海东部一带蔓延。它还在拥挤的君士坦丁堡街道上迅速扩散，照料鼠疫症患者的人都精疲力竭了。
这次鼠疫在该市肆虐了4个月。在高峰时每天有1万人死于该病。埋葬死者的人手不够，那些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助长了疫病的扩散。
到8月份，发病人数开始下降，尽管在接下来的冬季里继续有人染病。许多病愈的人仍留有终身后遗症，如语言障碍或身体部分瘫痪。
西方世界初次出现淋巴腺鼠疫是在公元1世纪，当时鼠疫在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等国蔓延，后又扩散开了，遍及罗马帝国各地。该病使欧洲受害达15个世纪之久。
2.中世纪鼠疫（1348年～1390年）
如果将中世纪的盛期称作“盛宴的时代”，那么中世纪的后期则可称为“饥馑的年代”。
从公元1300年前后一直到15世纪中后叶，欧洲各地灾难频仍。这些灾难的严重程度近乎骇人听闻，其持续时间之长甚至让许多人绝望。
在这些日子里，欧洲地力衰竭，气候变冷，暴雨频频，妨碍了农业生产，饥馑随之蔓延开来。这些被称作“上帝的惩罚之举”的顶点，就是黑死病以灾难性的规模传播。
1347年，由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携带的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经地中海各港口传到西西里岛。1348年，传到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1349年传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德意志各诸侯国和低地国家。1350年传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北欧。此后，又于1361年～1363年、1369年～1371年、1374年～1375年、1380年～1390年多次复发。
当时肆虐欧洲的鼠疫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种。因跳蚤叮咬而感染上的是淋巴腺鼠疫，病人的腹股沟或者腋下会出现很大的肿块，继而转为坏疽。随后，病人的四肢也会出现黑色斑点，接着出现的症状便是腹泻不止，三到五天内便会丧生。肺鼠疫是因呼吸感染而致，患病者在大约3天内便会因肿胀甚至咯血而死。有些人前一天晚上上床入睡时还好好的，但经过一夜的痛苦挣扎，天明时便停止了呼吸。在海上，有些船只因水手接二连三地丧生，无人驾驶，长时间在海面上孤零零地漂荡。
在整个14世纪里，黑死病在欧洲各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一般说来，城镇中的死亡率要高于农村。在许多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死亡率超过50％以上。在许多地方，“尸体大多像垃圾一样被扔上手推车”。1335年时的图卢兹城共有人口3万人左右，到1340年减少到2.6万人，1380年只剩下8000人；东诺曼底的人口在1347年～1357年的10年间减少了30％，到1380年又递减了30％；在皮斯托亚城郊的农村中，从1340年～1404年间人口竟减少60％。据估计，在14世纪的100年中，黑死病在欧洲共夺去了2400多万欧洲人的生命，约占当时全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次黑死病对欧洲的袭击，再加上战争、饥馑等原因，西欧的人口在1300年至1450年间减少了至少一半，甚至于“很可能减少了三分之二”。
3.旧金山1900黑死病的教训
当对抗瘟疫的运动将疾病种族化，因此造成歧视性的公共卫生活动，公共卫生工作就会失败；当商业团体和政府将经济和政治利益放在人民生命之上时，公共卫生工作也会失败。
美国旧金山1906年发生的大地震和地震引发的大火摧毁了这座城市，造成几千人死亡，25万人无家可归，旧金山的大部分公共建筑、通信和交通系统也遭到了破坏。在这次大灾难前后爆发的两次瘟疫则鲜为人知——从1900年到1905年以及从1907年到1908年，旧金山爆发了黑死病（淋巴腺鼠疫）。
当黑死病在旧金山流行时，当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公共卫生官员，以及市民们对瘟疫的反应非常耐人寻味。
旧金山有280人感染了鼠疫，其中172人死亡——在一个有着35万人口的城市这不过是一个小数目。尽管如此，这是第一次在美国得到确认的瘟疫，它暴露了那时乃至现在的公共卫生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
黑死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蔡斯写道：“这种疾病的症状是剧烈的发烧和冷颤，患者感到头痛欲裂，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剧烈的疼痛蔓延到后背和四肢。腋窝和腹股沟出现红色的肿块，一旦触碰就会非常疼痛。皮下会出现大量的出血点，最后形成黑色的血淤。患者神志恍惚，不停地呻吟，烦躁不安地翻来滚去，反复抓扯床单。他们的狂躁不安只有在陷入休克时才会稍稍得到缓解，而只有死亡才会最终停止这一切。”
1900年3月，旧金山第一个患上黑死病的人死亡。他叫黄初景，41岁，是一名居住在唐人街的木材商人。市政卫生部门不等确切的诊断结果出来，连夜用绳索将唐人街的建筑物围起来，将这个社区隔离了。卫生部门既没有将黄初景工作和生活的建筑物隔离，也没有搜寻跟他有过接触的人，更没有捕杀他们知道是疾病传播者的老鼠——他们将责任推给了当地所有华人居民，而白人在唐人街开办的商业企业却没有被隔离。
随着更多的人染上这一烈性传染病，各种闹剧上演了。华人居民抗议当局的处理方法，因为这种处理方法以种族为依据，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华人赢得了诉讼，迫使当局撤销了隔离路障。白人商业团体由于害怕他们的商业活动受到影响，也同意说这种致命的疾病不是瘟疫。州长和卫生部门的官员由于担心破坏了旧金山作为“西部健康的灯塔”的声誉，也反对将此病诊断为黑死病。除了威廉·兰道夫·哈斯特所办的报纸Examiner以外，其他报纸同样拒绝承认瘟疫的存在。这样，市政卫生官员和他们唯一的同盟者、来自天使岛（旧金山湾区移民局所在地）的联邦检疫医生，能够得到的公众和财政支持就非常少了。
天使岛的医务官员约瑟夫·金原和他的上司、华盛顿的外科医生沃尔特·威曼试图实施一些控制公共卫生的铁腕手段，包括隔离措施（但法院裁定为“种族岐视”）、强制注射疫苗（法庭也否决了）、旅行限制、对建筑物消毒，以及最后的手段——将木结构建筑拆除。所有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唐人街的，尽管当时居住在其他地方的白人也出现了黑死病患者。
在这两位公共卫生医生未能控制疫情的传播，甚至陷入了围绕这件事的政治泥潭之后，华盛顿派来了第三个人——路伯特·布鲁。布鲁从1901年到1908年一直高举着联邦防疫斗争的火炬，在地震后的瘟疫大爆发中，他采取了最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布鲁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华人和唐人街——当时大多数患者都是白人了——他着重消灭老鼠和铲除便于鼠类大量繁殖的环境。他用水泥建筑取代了木结构建筑，还发起了一次鼓励人们捉老鼠的运动，每捉一只就奖励10美分。布鲁不知疲倦地会见市民团体，还特别组织妇女俱乐部进行城镇房屋清洁活动。他的努力最终建立了广泛的联盟，战胜了黑死病。
旧金山事件可能是公共卫生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像天花和其他震撼了美国社会的瘟疫，都不是仅靠一个人的行动就可以控制的。
从旧金山疫情中得到的两个教训是最明显的：当对抗瘟疫的运动将疾病种族化，因此造成歧视性的公共卫生活动，公共卫生工作就会失败；当商业团体和政府将经济和政治利益放在人民生命之上时，公共卫生工作也会失败。
如果我们在21世纪受到恐怖分子的生物武器袭击，记住下面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仅仅依靠医药知识、政府力量或者强大的经济还不足以使我们健康地存活；确切地说，知识和权力的运用必须受到正义原则的支配，为大多数而不是一小撮人的利益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