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医药随着中国移民很早就来到美国，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公认针灸疗法是随着尼克松访华正式传入美国的。有很多美国人都知道引发当年“针灸热”的导火索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
在美国针灸界和医学界流传得最广的一则关于针灸传入美国的传闻是这样的：在尼克松访华团成员中，有一名年轻的随团记者，在中国患了阑尾炎，住进了中国医院。中国医生在做阑尾切除术时，没有用麻药而是用了针刺镇痛麻醉，手术十分成功。这位记者回美国后，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从而引发了美国的针灸热。
这一故事均可称为医学界的“美丽的传说”，那么历史事实究竟是如何呢？
原来在纽约时报撰文的是美国著名记者詹姆斯·罗斯顿（JamesReston）先生，当时他已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站主任，擅长政治时事报道，一生业绩不凡，采访过从罗斯福到布什等数届美国总统和周恩来及赫鲁晓夫等各国领袖人物。罗斯顿获过多项新闻界大奖，后来还当过纽约时报的副总裁，于1995年去世。
事实是在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后，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的1971年7月，罗斯顿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了针灸治疗。但在访问时不幸患了急性阑尾炎，在中国医院接受了阑尾切除手术治疗，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感到腹胀不适，接受了针灸治疗，之后于1971年7月26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纪实报道：“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
1971年的罗斯顿已经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资深记者了，由于他的不凡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这样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而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他们不甚了了的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而罗斯顿的文章正好满足了广大读者的好奇心。罗斯顿在文章中写到（节译）：
为纪念失去的阑尾而发表讣告似乎有点荒唐，但正因为如此，笔者在过去的十几天里有机会从内部了解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医院的政治和业务发展情况。此报道就是我的经历和见闻的记录。
简而言之，中国总理周恩来请了十一位在北京的医学权威为我会诊，然后由反帝医院（原北京协和医院，译者注）的外科医生吴教授于7月17日使用了常规的腹部局部麻醉法，注射了利多卡因和笨佐卡因后，为我做了阑尾切除术。
手术没有任何并发症，也没出现恶心和呕吐。整个手术过程中我一直处于清醒状态。通过中国外交部的翻译，我在术中完全按照吴教授的要求去做，两个半小时后就顺利回到了我的房间。
可是，术后第二天晚上，我的腹部有种似痛非痛的难受感觉。该院针灸科的李医生在征得我的同意后，用一种细长的针在我的右外肘和双膝下扎了三针，同时用手捻针来刺激我的胃肠蠕动以减少腹压和胃胀气。
针刺使我的肢体产生阵阵疼痛，但至少分散了我的腹部不适的感觉。同时李医生又把两支燃烧着的像廉价雪茄烟式的草药艾卷放在我的腹部上方熏烤，并不时地捻动一下我身上的针。
这一切不过用了二十分钟，当时我还想用这种方法治疗腹部胀气是否有点太复杂了，但是不到一小时，我的腹胀感觉明显减轻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复发。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最近来自中国关于针灸治愈失明、瘫痪及精神病的许多报道曾经令美国方面推测中国人很可能在针灸和草药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但我并不知这些推测是否正确，我也没有资格做出这种判断。
另一方面，有人讲我的意外事件，至少是针灸的经历，只不过是记者使的一个雕虫小技以达到了解一下针刺麻醉的目的。这种说法虽然并不是全无道理，但实在是对我的想像力、勇气和牺牲精神过奖了。为了搞到好新闻我的确可以做出很多牺牲，但还不至于半夜里去开刀或主动要去当实验用的荷兰猪。
读过原文，我深感罗斯顿不愧为国际知名的大记者。文章不但清楚、简洁，而且还幽默、有趣。更重要的是作者只是如实地报道了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对他自己不熟悉的医学、针灸没有妄加评论，仅仅描述了事实，丝毫没有哗众取宠，制造新闻之举。但是，这篇文章对普及针灸的历史作用，我想就连作者本人也不会预料的。
据说，在针灸热刚开始时，由于中美尚未建交，在美国懂针灸的人很少，所以一时间“洛阳纸贵”。每日有大巴士从华盛顿拉着患者到纽约找针灸医生看病，针灸师生意火爆，应接不暇，以至于诊室不够用而租下旅馆接待病人。针灸医师忙得只顾得给病人扎针，连取针的时间都没有，只好雇助手来拔针。有的针灸师生意之好，一个礼拜的收入就可以买下一栋房子。当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种早期针灸热的好景不长。
把真实的故事同美国“民间传说”相比，虽然在细节上面目皆非，但故事大体上还是一致的。这种民间“口头文学”尽管可信程度不高，不足以作为历史证据，但民间传说过程中对事实渲染的本身充分反映了传播故事的人们的美好愿望。
中国有句老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在记住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针灸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和昌盛的同时，还应记住诸多为针灸西进而做过贡献的中外医生和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患者们，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记者罗斯顿和他三十年前的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北京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