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营救西路军被俘与失散同志述略
朱永馨
（一）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万名人，在陈昌浩、徐向前等同志率领下，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4个多月，终因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失败。除了400多人经过党中央营救到达新疆，近万名指战员为国捐躯，逾万名指战员在弹尽粮绝、负伤、战斗中打散等情况下被俘，还有少量红军指战员失散在甘、青、宁三个省。在被俘的指战员中，由马步芳部押送到西宁的有5600人左右，其中团以上干部19人（包括军级干部两名），女红军400余人；到1937年3月底，集中在凉州的约有6000人。
（二）
中共中央对西路军被俘和失散的同志十分关心，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委托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多次提出和平解决河西战事以及不准杀害被俘人员并遣返送回的要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这项工作具体由国民党西安行营和第八战区处理。党中央派叶剑英、林伯渠同西安行营直接交涉，派谢觉哉等直接同贺耀组（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交涉，周恩来则在西安领导营救工作。党中央还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编制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每师1.5万人，包括西路军在内。八路军（后改称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兰州办事处（开始叫红军联络处）成立后，都把营救和收容西路军指战员作为主要工作之一。从1936年冬至1937年秋，周恩来还曾派马德涵、马宪民、赵守钰、吴波、张文彬、刘秉林、蔡光波、高金城、吴鸿宾等到兰州、西宁、武威、张掖等地营救、收容被俘和流散的红军指战员。下面就我们调查所得的情况作一介绍。
（1）1937年初，周恩来准备委托和马家军阀有关系的爱国人士去河西了解情况并营救西路军。得悉西安的马德涵先生是一位正直的爱国宗教人士，同马麒（马步芳和马步青之父）、马麟（“二”马之叔）和马步青有一定关系（马德涵曾给马步青当过老师），于是就通过西安著名人士杜斌丞先生和当时在西安的地下党员吴鸿宾与马德涵联系。马德涵慨然应允去河西与马步青交涉。随后，周恩来几次与马德涵见面，他对马德涵说：“要紧的是要尽一切可能保全红军指战员的生命。”又通过西安地下党组织，请另一位爱国宗教人士马宪民先生陪同马德涵前往河西。
1937年2月，马德涵以搞画展为名，到达凉州经调查，马德涵去凉州（武威）的时间是3月中旬。，会见马步青。马德涵向马步青介绍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尽快放回所有被俘的红军人员。马步青答应可以解决，并介绍马德涵去甘州找韩起功（马步芳第一〇〇师三〇〇旅旅长，该旅驻甘州）交涉。党中央对马德涵先生的营救工作深表感谢，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给马德涵送过礼物。
（2）1937年5月初，时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的马麟从麦加朝圣回到西安，同时到达的还有专程迎接马麟的青海省政府秘书长谭克敏。周恩来曾借马德涵的寓所宴请马麟和谭克敏（由马德涵出面做东），作陪的有张文彬、吴鸿宾二同志。席间，周恩来向马麟、谭克敏说明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意义，指出“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道理，希望他们回青海后能阻止马步芳对被俘红军的屠杀，并将被俘红军遣返送回八路军，参加抗日。马麟表示“团结对抗日有好处”，回青海后当尽力而为。
（3）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为了进一步营救押送到青海的数千名被俘红军，又派张文彬、刘秉琳持周恩来给赵守钰先生的亲笔信，到青海西宁找赵，希望赵做马步芳、马步青的工作，争取释放西路军被俘人员。
大革命前赵守钰曾任绥远都统马福祥（马鸿逵之父）的参谋长兼军法处长，与马麒、马麟有来往，马步青、马步芳称赵为叔叔。北伐战争时，赵在河南任冯玉祥部的骑兵前敌总指挥，指挥过马步青的骑兵旅。赵在大革命时期即与中共有联系，大革命失败后，曾保护过中共的许多党员如南汉宸、刘秉琳等，并在经济上有过帮助。1936年冬，赵任国民党政府护送九世班禅回藏专使，于1937年1月抵达西宁。张文彬、刘秉琳到达西宁后，在赵的帮助下对西路军战俘情况进行了调查，4月初又在赵的陪同下，坐汽车到达凉州，与马步青交涉。张、刘在凉州活动了10天左右，于4月中旬返回西安，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4）1937年5月中旬，周恩来又派张文彬到兰州，在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师拱星墩集中营看望了在押的1300余名红军指战员。这次是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公开去慰问的。7月，周恩来又派吴鸿宾到青海了解被俘红军的情况，7月底，吴鸿宾回到兰州，向谢觉哉做了汇报。
（5）红军西路军失败后，党和周恩来为打听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等领导干部的下落，营救和收容西路军蒙难人员，急需找一位能在河西站住脚的人去河西走廊。当时在兰州开办福陇医院的高金城先生，是一位爱国的基督教徒，在甘州和肃州曾创办过福音医院，在河西很有影响，在社会上声誉较高。1937年8月1日，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和处长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等，会见了高金城，请他到河西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的同志，高不计个人安危，慨然应允。
高金城很快到了甘州，并和甘州的西路军被俘红军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刘德胜）取得了联系，福音医院的楼上就成了党支部活动的场所，楼下则是红军伤病员医伤治病的地方。高又派出医生陈大伟、张明新等随王定国（共产党员）下乡，以看病为名寻找红军流散人员，散发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地址的字条。高金城还派医务人员以看病为名，与监狱中在押的红军秘密党支部（负责人刘瑞龙）联系，了解了监狱中红军干部的情况，密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在高金城等人的帮助下，兰州“八办”救回了刘瑞龙、魏传统、惠子明、徐洪才、吴建初等200位指战员。高金城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8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三），被敌人秘密杀害于甘州，时年52岁。解放后，高金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6）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营救西路军留下的电文很多。如1937年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日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望你向顾（指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万一要枪给他，人员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4月15日，叶剑英复电：“顾已电马家军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兰州处置，如俘徐、陈等干部，不得残害。”经了解，“顾确以行营名义通令各军，今后对红军要以友军看待，不得小视，且已得到各军将领复电，遵照办理”，等等。
（7）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等，将红军干部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三同志由西宁押送到南京，交国民党反省院。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亲自到反省院探视。经过向国民党有关方面严正交涉，两周后，张、吴、陶等回到党的怀抱。
（三）
据目前调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中共中央的努力下，从1937年5月开始，到1938年8月止，红军西路军数千名被俘和流散人员回到了革命队伍，大致情况如下。
（1）1937年5月，驻武威的国民党骑五师派一个连，由一个姓马的副营长带队，把2000名修公路的被俘红军押送到兰州（其中有十几名女红军），又从兰州押往西安。途中逃跑了一些，7月初到西安时只剩1200余人。国民党准备送他们到武汉做苦工，上了火车，正逢下雨，火车不能开，在火车上等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周恩来得知，即指示西安红军联络处派人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并派联络科科长王立人到火车站慰问。经过交涉，终于留下了这一批西路军同志，由红军联络处全数接收，送到云阳红军总部。
（2）1937年6月，被国民党关押在兰州拱星墩集中营的1300余名西路军被俘人员，由国民党第九十七师押送西安，途经平凉四十里铺时，在援西军帮助下，有数百人脱险归队；其余人到西安后，也被红军联络处营救回红军。
（3）1937年7月，马步青骑五师将24名被俘的西路军干部送到西安，关在皇城。西安红军联络处得悉后，经过多次交涉，于8月份要回。朱德同志看到大家衣衫破烂，面黄肌瘦，流下了眼泪。
（4）1937年4月，马步青骑五师将500名左右的被俘红军送交兰州国民党第九十七师，被编入新兵营等单位。9月，经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交涉，要回其中的一些干部。九十七师将这部分被俘红军训练4个月后，编入老兵连，10月开赴郑州，途经平凉和陕西彬县时，一部分逃回镇原、庆阳等地的八路军部队。
（5）1937年秋，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令武威征拨1000多名壮丁，补充国民党部队。马步青和武威专员兼保安司令袁耀庭决定，由骑五师补充团劳动的700名被俘红军和关在武威监狱的300名被俘红军顶替。10月下旬，骑五师副团长杨明亭押送上述人员东下，11月中旬到达兰州，接着向东开拔，到西安后，住在革命公园。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得悉后，先派人看望，接着向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索要，经一周紧张工作，终于要回了这批红军被俘人员，由办事处送往延安。
（6）1938年8月上旬，马步青将骑五师“童子营”（由被俘少年红军组成）的500人送往兰州；马步芳也将张掖一〇〇师三〇〇旅补充营的400名被俘红军送兰州。以上900余人于8月14日到达兰州，均交国民党九十七师管理。这部分人员除了少数年少的（约100余人）留在九十七师特务营，其余均被送到抗日前线。
（7）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从1937年9月到1938年8月的一年内，曾零星收容和接待了500名左右西路军流散人员，送往八路军部队。
（8）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在一年多时间内，零星收容和接待300名左右的西路军流散红军，送往延安和庆阳、镇原等地的八路军部队。
（9）1938年5月中旬，马步芳新二军补充团被俘红军近2000人，拟由第八战区分批送国民党第一战区补充部队。这批红军战俘到达兰州时，兰州“八办”一方面报告党中央，一方面向朱绍良交涉，要求把这批红军战俘拨交八路军。经过与国民党当局的多次交涉，这批人终于由八路军驻三原留守处接收，编入八路军部队。
综上所述，西路军被俘人员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同志的努力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积极营救，有5000余人回到革命队伍，其中有秦基伟、方强、刘瑞龙、徐立清、魏传统等同志。
原载军事博物馆刊物《军事史林》1990年第2期。作者朱永馨，系青海民族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