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西路军群众工作部长吴永康不平凡的一生
贺玉森
……我这条生命，即便是生于人所不知、死于人所不见，但是，也要暗暗地以一脉生气给予人类方是。
——摘自吴永康烈士日记
写这一日记的人，已离开我们有半个世纪了。他的原名是庞大恩，后来因为革命的需要，改名为吴永康。再后来，他血洒祁连山。
（一）
吴永康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秘书长，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他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两个大学。他的一生，也不是“生于人所不知、死于人所不见”，可50多年来我们很难听到或看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似乎已经和如烟的岁月一道流逝了，但是，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至今还深深地怀念着他，谈起来，常常带着一种深情，一种惋惜，有时甚至激动得让滚烫的眼泪夺眶而出，感染了在旁的晚辈，使他们对烈士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已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生前赞扬他敢于在张国焘淫威下坚持原则，赞扬他工作积极，待人诚恳，处事谨慎。已故的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闻名遐迩的红军女将军张琴秋，生前说他作风朴素，埋头苦干，对党忠心耿耿，不计较名利地位。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协副会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夏衍，在全国解放不久便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当确知他已光荣牺牲，就不断发信寻找他的家属。夏公始终深深怀念着这位老同学和入党介绍人。已故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将军，生前一提起他，就多次重复着“他是个好同志，是个难得的大知识分子，很勤劳，是无名英雄”。这一切，无不说明庞大恩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
沿着烈士一生的足迹，可以找出他感人至深的原因，他很像一个不知疲惫的拓荒者，在大荒原里冒着严寒，顶着烈日，年复一年，苦苦地耕耘，默默地播种，待到这土地开出绚丽的花朵，结下累累硕果时，他却静静地长眠在地下。那里没有刻着他显赫英名的墓碑，也没有作家为他撰写歌颂功绩的墓志铭，甚至没有人们常见的那抔普通的黄土坟堆，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更深深地留在同龄人的心中，他，他才更称得上是一位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
（二）
1926年7月，地处粤桂交界的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穷乡僻壤兴业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县）大贺村突然热闹起来，人们纷纷传说：“庞昌勤的头生仔回来了！听说在东洋留学七年，这次回来要做大官喽！”
“那是自然喽！昌勤刚起了新屋，儿子又回来了，真是喜上加喜！”庞家的族长派了乘轿子到南石去接。庞昌勤家新起的住屋沁着潮湿的泥土香气，三四桌酒席置备停当，庞家的族长以及本地的士绅名流都已到齐。有些中小财主也不请自来，个个都带了厚礼，他们都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位留学归来的现代才子的风采。
旧的科举制度随着大清国的垮台废除了，不过人们还是习惯用旧尺度去衡量新事物，用旧眼光去看待新事物。他们把小学毕业看成当年的“秀才”！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就看做是“举人”，留洋生似乎比“举人”还高一级。这个比喻虽然不恰当，但在如此不起眼的小山村里出了个留洋的人，总是一件大事。这不仅是庞家宗族的福气，四乡八邻也会受到庇荫。尽管庞昌勤三番五次邀绅士们入座，大家还是坚决不依，一定要等留洋生到了共同举杯，不然，就失去了家乡父老对他的那份尊敬。
轿子来了，颤颤悠悠地来到众人跟前，刚落地就有人赶紧上前掀起了轿帘，随即发出一声惊叫：“啊！人哪？”跟随忙答：“在后边。”有人又问：“他为何不坐轿子？”跟随又答：“他说自己挑着行李走，更方便！”众人向远处望去，在竹林掩映的小径上走来一个挑行李的青年，他高高的个子，着一套黄咔叽布学生装，清秀的脸上带着一副宽边近视镜，透着知识分子的文静和稳重。遗憾的是，这挑行李的举动实不合他的身份。他就是庞昌勤的长子庞大恩。
庞大恩异乎寻常的举动，免不了引起绅士们的议论，绰号“流涎四”的大绅士庞纬仁摇头顿足，连呼：“不成体统！不成体统！”有人则说：“这正是庞大恩的精明，看那两个竹篓里装的一定是金银财宝，不然竹扁担能弯得像张弓！坐轿子固然舒服，那么多财宝让别人拿着岂能放心？啊！昌勤家该大发了！”议论里有善意的猜测，更有轻蔑的讥笑和讽刺挖苦，但庞大恩毫不在意，他对绅士们连招呼也不打，竟独自挑着行李和两竹篓书走向屋里。昌勤让他出去和众人见见面，应酬应酬，可他一口回绝：“不！”
“酒都摆好了，总得坐下喝一杯，意思意思吧？”昌勤都有些求他了。“阿爹！我不能和那些人坐一条板凳！”父亲忙向他说：“大恩！这些人得罪不起，还要靠他们帮你做官呢！”“做什么官？刮地皮？”大恩回答着。“可我供你念了十几年书，到底是为什么呀！”庞昌勤伤心得哭了，七八年没见的儿子变了，他有些失望了。
大贺村的头面人物被庞大恩晾在那里不好下台，他们饭没吃一口，酒未喝一杯，一个个悻悻地走了。庞大恩变了！他变得思想极端，举止怪诞，再也不是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的后生了。绅士们为批给他“养贤租”而后悔莫及。
是的，今天的他已经不是1919年东渡日本前的那个庞大恩了。七年的留日生活，帝国主义的歧视引起了他的反思，日本工人阶级苦难的生活擦亮了他的眼睛，门司港中山先生的教导加重了他肩上的担子，战友们的激励增加了他战斗的信心。1925年经何兆芳、何恐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受党的委托，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开展革命斗争。他是踏上这块土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三）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改组后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庞大恩的家乡却交通闭塞，旧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封建势力十分嚣张，不少人处于酣睡未醒的状态。
庞大恩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就同一个瞎子长工住在一起，他每晚都去与穷人谈天。他对大家说，世界上有钱的人都一样地欺压穷人，大贺村庞纬仁横行霸道，别处的地主同样为富不仁，穷人想活命就得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那个为他挑行李的卢有齐放了心，逢人便说：“大恩和过去一样，还是那样有德有识，那样体贴穷人。”
有一天，庞大恩徒步走了30多里，来到兴业县初级中学。兴业中学有些老师思想陈腐而又反动，有的行为腐化，常与县老爷们吃花酒，睡横床，抽鸦片。他们怕学生干预政事，动摇他们的统治，制定了不少禁锢学生的清规戒律，若有人违抗，轻者记过，重者开除，更有甚者开除后还不准在本省念书。
庞大恩了解了这些情况，晚上九点悄悄来到学校。此时，师生们大部分已熄灯就寝，只有一个寝室还有一支蜡烛的光在闪烁。寝室的门紧紧地关着，六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围在庞大恩身边，一次前所未有的谈话会开始了。蜡烛换了一根又一根，他们一谈就谈到了夜阑更深。大恩像对待自己的弟弟一样，先问了他们的健康状况，跟着用诱导的口吻问大家，“现在读中学了，比读小学多懂不少东西了吧！”几个学生默默地点了点头。
庞大恩向他们介绍了许多新知识、新思想，这些青年学生们像久旱的禾苗遇上甘露，他们多么想向这位兄长多了解些新的知识和外面世界的情况。庞大恩说：“我们中国太落后了，太愚弱了！有人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世界上谁也灭亡不了我们；还说历史上几次异族入侵，不是我们亡了，而是我们同化了他们。我劝诸位，千万别信这些鬼话，不然就真要亡国了。时局很紧迫，局势很危急！”青年学生震惊了，有的眨着眼睛，有的紧缩双眉，都在努力思考着庞大恩话里的内涵。
“日本是七千万人口，我们中国是四万万，论土地，日本区区三岛，才37万多平方公里，我们的幅员辽阔，是960多万平方公里，甲午一役，它击败了我们，进而战胜帝俄，一跃而成世界强国。现在列强要瓜分我们，叫喊‘利益均沾’，强迫我们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我们丧失了很多土地，赔了很多钱！照此下去，我们亡国之日还会远吗？五卅惨案、六二三沙基惨案、五七国耻、五九国耻，这些你们都知道吗？是谁把我们的国家弄成这？！”学生们齐声回答：“是帝国主义。”庞大恩引导学生们：“没有家鬼，能引得进外贼吗？”学生们补充说：“还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对呀！要救中国不能靠割据一方的军阀、腐败的官吏，不能靠忍让，乞求敌人发善心。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革命！革命也是青年学生的出路和光明前途！”这话今天听来似乎都是些老生常谈，但在1926年，在偏僻的兴业县，却是课堂上听不到、书本上读不到的发聋振聩的金玉良言。六个青年被他说得跃跃欲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