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访红军
陶洪
几年前，我曾千里单骑走访过新疆北疆的玛纳斯河沿岸，在我的记者生涯中不仅留下了一本14万字的《古玛河纪行》，也使我更坚定了当一个“人民的记者”的决心。从那以后，我一直想走走河西走廊，那里有为革命浴血奋战的原红西路军的老战士，他们的过去与今天，都是后人不应忘却的历史。去年金秋，我自费登上了东去的列车，从新疆的哈密出发，开始了一次难忘的采访。
乡人忆述熊国炳
熊国炳，我是在有关西路军的史料上了解到他的。他是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后，他在战斗中负伤，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辗转流落到酒泉市泉湖乡，1960年病逝在这里。我踏上河西走廊的第一个采访目标，就是酒泉市。几经询问，方知熊国炳是葬于泉湖乡的徐家磨湾了。这徐家磨湾的坟地，早已夷为田野，拖拉机正在这里欢快地翻地，也难怪，时光已逝30多年，人世沧桑，徐家磨湾怎能没有变化呢。
我骑车来到泉湖村，找到一位叫冯玉兰的妇女，她告诉我：“我们叫他‘张大老’（熊国炳到酒泉后隐姓改名为张炳南），模样还记得，人家都说他长得像朱总司令，人厚道善良。刚解放时，他常给我们讲打仗的故事，说‘打马匪骑兵’的快板，10年前我还记得哩。”“他死得真惨！”冯玉兰回忆道。1960年，农村生活日益困难，熊国炳饿得双腿浮肿，死在凄凉的土炕上，后来村里人将他葬于徐家磨湾。
在乡敬老院安度晚年的孤寡老人万顺年，至今不知“熊国炳”，他只知“张炳南”，老人告诉我，张炳南刚到队上时，住的是他家的一间土坯房，年纪大了，只能看看场，工作很能吃苦，人缘极好。酒泉市一位叫胡义顺的红西路军老战士回忆说，解放前，熊国炳一直在酒泉城南门外摆烟摊、卖大饼、挑担卖火油，以此维持生活。熊国炳重病时他去看望过，人已瘦得不成样子，让人伤心掉泪。
熊国炳的命运是很不幸的，为革命全家人付出了重大牺牲。有人曾经不理解，他为何不去找党中央呢，他毕竟是赫赫有名的川陕省政府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生前这样对人说：“共产党给了我那么多人，都被打散了，很多人都不在了，我还活着，我没脸找政府。”至今，这里的群众还怀念着他们的“张大老”，据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酒泉市曾有人倡议为熊国炳塑像立碑。
我奔走在泉湖乡的田间小道、农家小院，听村民和老红军回忆“张大老”挑担卖火油、抚养孤儿、参加土改的故事，我的眼前浮现出了头戴着八角帽、红五星的熊国炳，忍辱负重的“张大老”，他无儿无女，他为革命献出了全家，不仅使人感到历史的沉重，也使后人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祁连木兰今何在
后来人是很难想象60年前那血与火的残酷场面的。当年红西路军妇女团的战士们，在祁连山下付出了巨大牺牲，为中国革命的历史书写了壮丽篇章。60年后，幸存的她们在哪里呢？
我是徒步来到祁连山下一个叫塔尔寺的村庄，走进了红军老战士何成秀的家。这是间1980年盖的土坯房，室内暗得看不清字，一个土炕上，炕角里有个小木箱子，老人从木箱里拿出一块古色的小木板，上面赫然写着“何成秀，生于乙卯年六月十二日巳时”。土炕边摆着铁炉子，屋角里堆着一堆煤块。一张旧八仙桌早已褪了色，一口小水缸，灰黑的墙壁上挂着几串大蒜。要说有点现代化气息的，就属那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了。何成秀是1933年在四川巴中县参加红军的，西征河西时任妇女团排长，今年80高龄，老伴已去世19年，虽已腰弯背弓，仍可看出年轻时的干练。讲到祁连山兵败，她就说不下去了，眼泪顺着干瘪的两腮流了下来。我理解她的痛苦。在我采访过的红军老战士中，讲到这段经历，哪一个都是泣不成声的！
从何成秀家出来，夕阳已西下，算算时间，已很紧迫，我谢绝挽留，跑到车站，已是最后一班车了。这种采访苦是苦些，但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接触的采访对象，他们当年哪一个不是饥寒交迫，死里逃生的。我一路向东，顺着当年红西路军征战过的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三道柳沟、梨园口、张掖、武威，坐客车，拦货车，坐毛驴车。遗憾的是，这一路几乎找不到可访问的老红军。解放初期，这一带曾是“流落红军”最多的地方，现在多数老战士已魂归九泉，留给人的是传说和无尽的思念。
10月31日，我来到临泽县瞻仰红西路军烈士陵园。陵园的贺主任告诉我，不久前，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在这里拍摄电视纪录片《再说长征》，邀请了当年妇女团的部分老战士：王泉媛、何福祥、李文英、马玉莲、董桂芳、陈淑娥等人，这些老红军除王泉媛是从江西邀请来的，其余几人都在兰州、武威等地。我精神为之一振，有了明确的目标，直接赶到张掖、武威、兰州连续采访，收获不小。其中一位人称“祁连花木兰”的何福祥，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在酒泉市我就听说过有关这位女红军的故事。她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那是大名鼎鼎的“将军县”。1927年她参加革命，红西路军西征时，是妇女团的二营营长。1937年3月，西路军在梨园口失利后撤进祁连山中的康隆寺，她在与马家军搜山部队搏斗中被俘，先后被关押于张掖、武威监狱一年多，历经磨难。解放后，何福祥由战友杨文局（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夫人）帮助，于1957年到酒泉新生被服厂（现酒泉电机厂）当工人，1972年退休。1985年12月21日，甘肃省委组织部下文批准恢复她的党籍，党龄从1934年连续计算，参加革命工作从1927年算起，改退休为离休。以后，搬到兰州大沙坪省劳改局干休所安度晚年。
几天后，我手持何福祥与战友的合影及信件，在大沙坪劳改局干休所叩开了她的家门，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满头银发、步履蹒跚的老太太，一口浓浓的湖北口音，加上顽强不屈的性格，令人想到当年女营长的泼辣干练。听说我是自费从新疆来河西走廊采访“红西路军”的记者，当年的女营长被我的执著精神感动了，给我讲了很多生动的故事。她从“黄麻暴动”讲到梨园口大战，以及解放后怎样三上北京，落实政策，坚定不移跟党走，使人再次看到了这位“祁连花木兰”的崇高精神。
采访的顺利，使我几天来一直高度紧张的神经放松了许多，11月5日，在兰州旅馆我第一次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跨过黄河大桥，又踏上了采访之路。
倪家营子弹痕壁
在倪家营子采访，遇见一位当年为守墩红军送过饭的老人的后代。听说我是专程来采访红西路军的，他非常热情地告诉我，他的父亲叫汪世金，今天到县上去了。1937年，红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与马匪决战时，他家的这个墩子是红军的前沿阵地：“你看，那就是红军挖的枪眼！”他指着围墙告诉我。1992年，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一行瞻仰当年红西路军总指挥部遗址时，在这里还接见过他父亲呢。说话间，他的父亲回来了，老人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似的，非要留我吃饭，好一番盛情。
倪家营子在甘肃省临泽县东南部的山坡地上，南高北低，南北狭长10多里，东西宽约3里多，村南10多里就是祁连山脉，村子四周多为戈壁。整个村子南半部叫上营子，北半部叫下营子。1937年1月20日，红五军在高台城失利后，驻守临泽的红五军两个团、红九军一部、总部直属队和驻沙河堡的红九军另一部，都集中到倪家营子，与红军总部和红三十军会合，在这里形成一条长达10多里的环形防御线，与马匪军决战。
马家军企图将红军一举消灭在倪家营子，总指挥马元海调集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共约四五万兵力，分三路向倪家营子扑来。红军在这里曾两次重返倪家营子，鏖战月余，毙伤敌万余人。马家军供认“这是河西战役中受挫最大的一次”。历史的陈迹在这里依稀可见，王家屯庄、宋家屯庄、缪家屯庄、肖家屯庄遗存的墙壁上，至今仍可看见被枪弹打得像蜂窝一样的弹痕，尤其是那个汪家墩，李先念与程世才指挥的三十军，在这里设置了前哨据点，敌我双方交战尤为激烈。
这是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解放后，仅从征集到的有关史料统计，在倪家营子血战中，红军师团级干部牺牲的就有13人。红军转战临泽两个多月，与马家军在临泽县城、沙河堡、倪家营子、三道柳沟、梨园口等地激战，牺牲指战员数千名，师团级干部43人。解放初期，定居在临泽县的西路军老战士有25人，现在无一健在。
千里河西情意深
然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们，河西人民对红军情深意厚，你无论走到梨园口的山寨，还是繁华的都市，只要知道你是来采访红西路军的，老人们会和你聊他们的所见所闻，青年尕娃会给你带路，沿途各地市县委机关会给你提供有关史料。在高台，他们带我去看那棵“红军槐”，一位同志告诉我，就是在这棵槐树上，凶残的马匪军用铁钉把红军的张护士长钉死在这里；在临泽烈士陵园，听说记者来采访，陵园的贺主任亲自陪着我观瞻，给我介绍西路军的斗争事迹；在武威，原妇女团老战士、80岁的李文英老人，亲手给我做饭，那是我从没吃过的甜菜丝蒸面条，离别时，老人一直把我送了好远，托我替她去看看老姐妹。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时时感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张掖，一位13岁就参加红军、历经长征、在马匪监狱里坐了“三年大狱”的女红军，因企业经营不佳，“医疗费无法报销”，老人颤颤巍巍地把一份申述的信递给我；在酒泉，老红军张安泰为了那个只“享受有关的离休待遇，不办理离休手续”，诉说着苦衷。后来，我把书信交给了有关部门，又把沉重的思索写进报告文学。在兰州采访时，一位老红军战士托我回新疆后帮她找找她的一个亲属，我经多方查询，帮她接通了联系；在哈密，一位80多岁的老红军正患糖尿病，恰好我的一位朋友有一秘方，我从河西走廊采访回到新疆，我把秘方送到他的家里。一路采访，我和这些老前辈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真诚的交往，相互的信任和理解，在两代人之间搭起了一座“桥”。
比起那些飞机来飞机去，今天这里“考察”，明天那里去“更新观念”的人们，千里河西走廊的采访是“愚笨”之举，自费且不说有多傻，吃苦亦不少，有人认为“不合算”，但我执著地认为，这是难得的一次极有意义的采访。我把汗水洒在河西走廊，我在红军老战士们的古稀之年采写了他们，回顾血的历史，可谓乐在其中，其乐无穷。
录自《新疆记者》1996年第9期。作者陶洪，新疆《军垦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