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马彪致电马步芳云：“残匪自三道柳沟窜至南峡，我军在红山一带布置，并尾追至南峡口激战数小时，进至梨园城（堡），毙匪二千余名，得枪一千余支，职部得枪三百支之谱。”
马步青发表《河西作战经过》一文。文章说：骑五师同“红匪”大小数百战，我军伤亡约六千之众。“匪四万余人，除俘虏四五千及击伤者不记外，其余完全消灭净尽。”“现收俘匪众五千余，暂编为工兵团，正加急训练中。”
马步芳发表《河西“剿共”经过》一文。文中说：自河西开战以来，“本军伤亡的官兵共是四千九百人，内中阵亡一千八百人”。“匪众三万多人，只剩下三千多了，比较我方伤亡的人数，我方的胜利是空前的。”
3月14日
西路军余部从康隆寺一带撤出，向石窝山转移，途中与敌继续拼杀，一路血战。西路军供给部长郑义斋、红三十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俞荣华、第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政委黄英祥、第二六七团团长潘传品、红九军第七十三团团长孙汉言等英勇献身。
西路军妇女团余部奉命在康隆寺以南地区阻击敌军。她们在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指挥下，女扮男装，改用二六八团番号，顽强抗击敌军，掩护部队向石窝山转移，遭受严重损失。
下午5时左右，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扩大会议，根据陈昌浩提议作出如下决定：（1）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东返陕北，向党中央报告西路军作战经过。（2）剩余人员分编为三个支队，在祁连山区打游击：王树声率右支队向东游击；李先念、程世才率左支队向西游击；张荣率总部机关干部、伤病员、妇女及小孩为另一支队，就地游击。（3）以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统一领导西路军剩余部队的行动。至此，西路军的西征即告失败，余部已不满3000人。
当日晚，西路军军政委会向党中央及中央军委致电，报告石窝会议决定。电文说：今天血战，部队无弹，饥渴，损失甚大，已战到最后。“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西路军实力并不能单独战胜“二马”，望重新估计各军实力和客观事实”。
当日晚，李卓然找总部及五军、九军军师级干部谈话，传达石窝会议精神，让他们离开部队分头行动，突围东返。
当日晚，陈昌浩、徐向前由警卫人员护送离开部队东返；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领左支队向南进发；王树声等率领右支队向东进发；张荣率领的人员也离开石窝，向白泉门、红湾寺、康隆寺一带活动。
西路军向石窝子转移途中，有不少伤病员和体弱者掉队，被敌军俘去。
敌总指挥马元海致电马步芳称：“残匪自梨园口痛剿后，所余不过二三千人，其中能任战斗者三五百人而已。”
国民党《河西日报》讯：梨园口作战以来，“我军共毙匪三千余名，得步枪一千余支、大小机关枪五十余架。现今匪能作战者约一千余人，供给、卫生、妇女各一千余人，无粮无弹，乱窜逃命”。
3月15日
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致电党中央及军委主席团，报告西路军余部分成三个支队分散活动的决定。电文说：“张荣率特务团及彩号为中路支队，约1000余人，枪百余；王树声率步骑兵约700余人为右支队；李先念率三十军余部约5个营为左支队，工委会随此支队行动。”电文说：“现马敌仍以全力对付我们，我军分散活动，敌亦分兵‘追剿’。我们极望援西军迅速过河，与我们配合消灭二马。”
石窝分兵后，张荣、王树声所率两个支队又分为方震、幸元林、尹子林、耿万福、陈宜贵等游击队，在祁连山中与敌周旋，分散游击。
西路军有关领导指定陶万荣任妇女团团长，赵明英任副团长，方振远任参谋长，收集妇女团余部随张荣支队行动。
西路军右支队领导人王树声，带领杜义德、李新国等前卫部队30余骑前行，后面部队没有跟上，原九军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及大部队与其失去联系。
尹子林领导的游击队在牛毛山与敌马彪旅激战一天，连续打退敌十余次冲锋，毙伤敌官兵数十人。
右支队一部转移至红湾寺以东之寺沟峡，敌骑跟踪而至，并向红军发起猛烈攻击。红军在李聚奎指挥下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击敌骑，激战三小时，突围转移。
左支队向南急行军，经长干峡向大岔前进。
3月16日
西路军工委在大岔开会，决定进一步缩小目标，精干部队。会后，李卓然等召集曾日三、毕占云等传达会议决定，以毕占云为队长，曾日三为政委，组织干部游击支队，带上张琴秋（组织部长）、孙玉清（原红五军长）、熊国炳（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吴永康（地方工作部长）、刘瑞龙（宣传部长）、欧阳毅（总部第五局局长）、徐立清（卫生部政委）、魏传统（敌工部科长）等人，另行活动，伺机突围东返。谈话后，干部游击支队即成立军政委员会，由曾日三任主席，毕占云任副主席，张琴秋、刘瑞龙、欧阳毅、熊国炳、张然和任委员。随即，曾日三、毕占云等即带领人员离开左支队，单独行动。
随左支队行动的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因伤口化脓，疼痛难忍，行走困难，根据本人要求，被留在祁连山中一石崖下，并派十多名警卫、看护人员警卫、治疗。
尹子林游击队继续在牛毛山、康隆寺一带抗击敌军，遭两旅敌军攻击，部队大部伤亡，一小部分突围后分散活动。
张荣率领的西路军中支队，包括妇女团、总医院等单位的女同志，在红湾寺附近与敌发生战斗，队伍被打散。
西路军余部分散活动中，不少伤病员和女同志掉队，被敌骑追捕俘去。
敌马元海认为西路军主力已基本消灭，遂开始将步兵撤回张掖，留骑兵在祁连山中继续追剿、搜捕红军零散人员。
马元海致电马步芳称：“我方骑兵一路往康隆寺搜剿，残匪确已溃不成军，三五十人逃散山谷者极多，而十人之中只有枪一支，今日生擒百余名，得枪十余支。现继续搜剿中。”
3月17日
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复电李先念、李卓然，同意成立西路军工委会及分三路游击。电文说：“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己、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要求西工委的行动要完全放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上。
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进抵祁连山深处的丰大板，摆脱了敌骑追击，在此休息两日，对部队进行整编，继续向西进发。
右支队领导人王树声、杜义德等，在行进中遭敌骑追击，遂组织随行部分人员阻击，王杜带领十余人骑，摆脱了敌骑追击。
以毕占云为队长的干部支队，在转移途中收集流散红军，队伍扩大至200余人，在祁连山中向东打游击，后遇敌骑追击，大部分伤亡和被俘。
马元海电称：“残匪自14日夜自行解散，连日来被我方生擒者六七百，击毙者五六百，残废老弱者困死、饿死山林者亦甚多。”
敌旅长韩起功电称：“职部奉令分赴各山搜剿，获焚烧枪杆五十，好枪五支。据俘虏称：匪军将所有枪支完全焚烧，零件遗弃各处，以免我军利用。再，红军官长对部下讲话说：大势已去，各自逃生。”
张荣领导的游击支队，继续在红湾寺以东之寺沟峡一带，与敌骑周旋。
3月18日
右支队主力在原红九军参谋长李聚奎指挥下，在祁连山中继续同马彪旅激战。在敌军优势兵力、火力的连续攻击下，红军弹尽粮绝，经过苦战，大部分牺牲，一小部分向东南方向突围，分散活动。
西工委在柴达坂召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问题，并对参谋长李特的离队思想进行了严肃批评，坚定了战胜严寒、饥饿等困难的决心和信心。
孙玉清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在红湾寺以南地区活动，遭敌马彪旅攻击，大部分同志牺牲，孙玉清等少数人乘马逃脱。
西路军总部电台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庭、报务人员曾庆良、黄子坤（现名黄良城）、冯国寿、陈祖任等，携干电池电台一部，向东转移，调动敌军，掩护主力行动，途中与敌遭遇被俘。
敌总指挥马元海电称：“匪自逃散后，迭见吊死者，跳崖跌死者。”
敌方消息：马彪旅长来电，“是日下午，在祁连山青龙寺与匪特务团接触，激战两小时之久，将匪部完全解决，获战利品极多，其中各种枪百余支，俘虏数十名”。
3月19日
西路军左支队在祁连山深处行军。这里山势险峻，气候愈加寒冷，给养更加困难。
马步芳、马步青联衔通电全国，报告“剿匪经过”，大肆渲染“战绩”，借机提升其政治地位。
马步芳下令各部队及各县政府张贴“通缉令”，缉拿失散红军的高中级干部。
国民党《河西日报》讯：马步青、马步芳氏报告“剿匪”经过。报告说：“自去岁十月赤匪偷渡黄河，窜扰河西，我陆军骑兵第五师、陆军第一〇〇师、青海南部边区警备部队、青海各地保安团、河西各县民团，约一万兵力，进剿达五月有余，激战七十多次，匪部三万五千多人全被我军解决。”
敌马元海致电马步芳称：“马元祥旅长在大野口一带搜山，追杀溃匪二百余人，俘虏百余名，得步马枪十三支、盒子枪一支。”“马朴旅长在梨园口搜剿，俘匪二三十人，得冲锋枪六架、盒子枪三支、步马枪十三支。”“陈嘉禾团亦俘匪百余人。”“以上俘匪，近日即解甘州。”
敌马彪致电马步芳：据牛占海团长报告，在黄番沟一带搜山时，获红军损坏之无线电台一架，俘获报务员六名，击毙残匪300余人。
3月20日
张荣率领的200余名红军指战员，在红湾寺附近之寺沟峡与敌发生战斗，一部分同志被敌冲散。
据敌方消息，红军在祁连山寺沟峡与敌军发生激烈战斗，马元海电称：夺获步枪219支、机关枪9架、冲锋枪3架、盒子枪9架。
3月中旬
周恩来同顾祝同经过艰苦谈判，讨价还价，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总员额为22500人。这个数额比蒋介石开的“底价”高，比毛泽东开的“底价”低。顾祝同表示，这个数额须经蒋介石批准，方能执行。
西路军失败后，大批指战员被俘，许多人流散各地，境况艰难。为了营救蒙难者，周恩来在西安组织张文彬、吴鸿宾、刘秉林等积极展开营救工作。
回族人士马德涵、马宪民两先生受周恩来委托，在张文彬陪同下，到武威、张掖找马步青、韩起功，要求释放红军战俘，马、韩借故推托。
援西军派出人员，到平凉、泾川、固原等地收容分散东归的西路军同志。
西路军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石窝分兵后被敌打散，受到红湾寺（今属肃南）农民屈大成等人的掩护。在屈大成及其亲戚王尚敏、万生荣、赵财宝家藏匿、休养长达8个多月，11月返回延安。
西路军干部团参谋长左叶等11人，在东返途中受到张掖县西部崖子一带农民秦锁义等人的掩护和救助，脱险东归。
西路军总部电台工程师刘景炎被俘，被敌押送武威。
3月21日
西路军左支队沿黑河上游之野牛沟和八字墩谷地继续西行。
3月22日
身负重伤的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及警卫分队，在祁连山绿布顶石崖边，与敌马忠义部发生激战，壮烈牺牲。
张荣率领的红军游击队残部，转移至临泽以南山中，继续与敌周旋。
敌骑继续在祁连山中追击、搜捕红军零散人员。原红五军参谋长李屏仁，因腿伤严重，行走困难，不愿当俘虏，在祁连山中吃大烟土自杀。
马步芳致电马全义，令张掖等县民团“解散归里”，设在张掖的“剿匪”指挥部发布布告，解散张掖等县民团。
《青海日报》报道：马家军在“河西血战八十余次，历时五月”。
3月23日
西路军左支队行至祁连山分水岭时，电台接通了与援西军的联系，西工委遂向刘伯承、张浩致电并转报党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左支队西行情况。电报说：“我们已经脱离敌人，深入祁连山中，露营雪山，觅食牛羊肉充饥，甚困难。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在自主、独立与依靠自己的路线上克服任何困难，求得最后胜利。”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电示左支队：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前进方向是新疆，中央将派陈云和滕代远去迎接。左支队立即开会，传达中央指示，全支队同志士气大增。
国民党《青海日报》讯：“匪西路军此次渡河，负有在河西创立根据地之责任，所定计划，分为两路，一路西窜甘凉，以通新疆，一路占据宁夏，北接库伦。”“我军及各县民团为数不满两万人，大小数十战，击败赤匪。”“匪众坚信共产主义，至死不降，作战能力亦殊勇横，素为悍恶。”
3月24日
西路军左支队因气候严寒，缺衣缺食，饥寒交迫，行军途中不断有人牺牲。为挽救指战员生命，开始宰杀随行马匹充饥。
3月25日
西路军左支队通过热水大坂，在裕固族向导儿朶目带领下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进。此地雪山极高，气候严寒，食物极少，困难更大。
3月26日
马步芳致电马元海，青海部队、民团从即日起撤回青海，民团先回，部队后回，限四月上旬撤完。
敌五九六团团长刘呈德呈报：该团阵亡官兵243名，负伤345名。
3月27日至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扩大会议，主要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首先作了检查，说：“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中央的错误。”毛泽东在30日的会议上发言，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会议还讨论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决定在新的形势下，大力促成同国民党的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月28日
《河西日报》讯：祁连山林区俘虏红军250名，日前由甘州解来凉州，休息一日，于27日解送青海。
3月29日
红军中路支队负责人张荣，被临泽民团俘获，在解押途中被枪杀。
敌方消息：奉马步芳、马步青命令，河西各县政府一面“严令各保甲长缉拿共匪，以清乡野；一面分派军警，四处捉拿流散共匪。境内各要隘，皆密查搜寻”。
3月30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任命朱绍良为甘肃省主席，接替于学忠职。于学忠被调任江苏绥靖公署主任。
西路军左支队到达陶勒（今属青海）。
3月3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决议说：“张国焘同志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理解的。”张国焘同志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决议说：中央对于“四方面军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艰险、英勇善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的欣慰”。决议强调：“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当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决议号召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来完成当前的伟大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