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征程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于10月下旬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又奉中央军委命令，组成西路军，肩负着开辟河西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打通国际路线的重任。自渡河之日起，西路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长期盘踞青海、甘肃河西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以及地方反动民团英勇作战，殊死搏斗，历经70余次血战，重创敌军。但终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兵败祁连山。一场空前惨烈、极其悲壮的历史，从此载入史册。
打通苏联执行部署
发起宁夏战役的历史背景。1935年底，冀东事变冀东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策动的叛乱事件。1935年10月，日本侵略者指使河北省香河县的汉奸武宜亭等人占领县城，实行“自治”。随后，河北的三河、宝坻、武清、安次等县，也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推行“自治运动”。11月24日，日本侵略者又策动国民党蓟密行政区专员殷汝耕发表“宣言”，宣告冀东“脱离中央”、“自治独立”，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该委员会又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任“防务长官”，管辖冀东22个县，使河北省大片土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又推进了一步，整个华北面临着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的危险。在这中华民族危亡之时，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调动几十万重兵云集西北，妄图将历尽千辛万苦长征到陕甘地区的红军一举歼灭。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早在长征路上就发表了《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起草本宣言，于同年8月1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通称《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要，号召全国同胞“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提出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又提出新的战略思想，这就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以达到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为实现这一战略思想，建立巩固的西北抗日后方，党中央准备在适当时机，打通苏、蒙国际通道”。
打通国际路线。打通国际通道是党中央和主力红军从南方革命老根据地长征到西北时提出的一个战略方针。早在1935后8月5日，毛尔盖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苏联及蒙古，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党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就有接通苏联，得到国际帮助的意图。实际上共产国际也有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的愿望。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林育英（又名张浩）回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苏联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苏联。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打通苏联，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战略计划中愈显突出。1936年夏，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党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已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此时，红二、四方面军并肩北上，四方面军已到甘南和漳县，二方面军也已占领陇南一部分地区，形成了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的局面。
这一切，使党和红军在适当时机打通国际、接通苏联有了条件。另外，从面临的形势和所处的环境看，打通苏联也势在必行。当时陕甘苏区正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蒋介石不顾日本侵略造成的民族危亡，仍企图以武力消灭红军。在陕甘苏区这块小地方，蒋介石准备直接用来围剿的兵力就有25万，而红军只有2.1万人。其次，陕甘苏区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红军不仅难以得到发展，而且连现有部队的正常给养都非常困难。更重要的是苏区北面是沙漠，南面是渭水，东西两面又是黄河，红军作战回旋余地不大。因此，打通苏联，取得军事物资援助，扩大机动回旋地域，对于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实现抗日和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的那样：“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还是）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并指出，“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二是甘、凉、肃三州”；“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一是冬天”此电全文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127～128页。。
8月25日，党中央就红军主力接近宁夏和甘西的计划致电王明，请示共产国际，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党中央决定由一、四方面军合力先取宁夏，然后分兵再取甘西。9月14日，党中央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为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三个方面军的具体行动作了部署：一方面军主力于11月初攻取灵武、金积地区，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击胡宗南西进，10月底或11月初进攻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二方面军在陕甘南部边境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部，策应四方面军。以上部署的重点，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部切断一、四方面军的联系，妨碍尔后两个方面军夺取宁夏的行动。
党中央强调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是因为“两广事件”已解决，蒋介石正急调胡宗南第一军由湖南兼程北上，先头部队已抵咸阳，其补充旅亦向定西集中，目的在于控制兰州地区，阻碍红军与友军接通苏联。
对于中央的这一决定，四方面军绝大多数领导人表示赞成。9月18日，中央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北上会合的意见，并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会及定西通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胡敌与静宁之敌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此电全文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197～198页。
然而，张国焘却坚持从永靖、循化西渡黄河，占领甘北，建议四方面军先机取甘北，避免在不利地带与敌决战，以迷惑、调动胡宗南部，再以有力一部北上接通一方面军共取宁夏。就在给中央汇报的过程中，四方面军已令主力部队做西渡黄河的准备。对此，中央政治局经慎重讨论后，不同意四方面军从永靖、循化西渡，于9月27日致电朱、张、徐、陈等同志，指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随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此电全文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第241～242页。
在中央的明确命令下，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这才改变主意，同意继续北上。朱、张、徐、陈于当日向中央回电，服从中央决定，部队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从9月30日起，四方军分为5个纵队，先后由岷县、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疾进。参见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244～249页及255页。10月上旬，先头部队在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
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渡黄河。1936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党中央和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根据当时敌我双方情况，决定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于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纲领规定：“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即阿拉善左旗）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定盐部队：指当时驻防定边、盐池的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日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此电全文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287～288页。为统一作战指挥，中央决定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军委的部署，指挥三个方面军的作战。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289～290页。
按照《十月作战纲领》的部署，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于10月中旬，开到靖远大芦子地区赶造船只，准备渡河事宜。为支援四方面军造船，中央特别命令一方面军火速搜集造船材料、聘请工匠，送往三十军驻地，以加快造船速度。
这时，国民党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的两个师及关麟征第二十五师、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已结集陇西、天水一线。10月21日，敌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迫令东北军、西北军参加对红军的进攻。红军第四军、五军、三十一军等部，于界石铺、通渭、马营、华家岭、宁远镇、葛家岔等地顽强抗击北进之敌。敌人以优势兵力于22日攻占华家岭，23日进占会宁、通渭、静宁、界石铺地区，红五军在会宁阻击战中伤亡800余人，副军长罗南辉也在大墩梁战斗中壮烈牺牲。
敌人节节逼近，使渡河刻不容缓。这时三十军已造船十余只，加之搜集到当地的两只大船，有了尽快渡河的条件。10月22日，徐、陈电告朱、张并报军委：“三十军于23日渡河。”23日，朱、张电令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继续突进，则以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当晚，三十军在靖远南营房滩进行偷渡，遇浅滩未能成功，准备另选渡口再渡。24日，朱德、张国焘到打拉池同彭德怀会面，共同商量战役计划的具体方案。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其与朱、张商量：“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似以暂不渡为宜，尔后北进至海靖线防御。”
10月24日晚，三十军在靖远南六七公里处的虎豹口（今河包口）渡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敌马步青骑五师在黄河西岸的防线，渡河成功。三十军渡河成功，全军上下群情振奋。25日，朱、张、彭当即于打拉池致电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并对三个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作了部署。
就在渡河的同时，战局迅速发生变化。10月25日，毛、周电示朱、张、彭及贺、任、徐、陈：“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河情况，我们认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提出：“（1）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头卢塘、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2）四方面军除了渡河之两个军，尚余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及二方面军主力对付南敌，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可停止南敌。（3）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4）在南敌因受严重打击而停止前进后，第九军从中卫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
26日1时半，毛、周电示朱、张、彭：“甲，三十军、九军渡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乙，等二三日后，如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这样，九军于26日后开始渡河，徐、陈率四方面总部随同过河指挥。
为迅速取得定远营，10月28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军委，提出红三十一军在三十军、九军后渡河。29日，军委回电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此时，胡宗南先头部队已进至硝河城地区，正向海原、打拉池逼近；关麟征师也向北突进至靖远附近。为阻止南敌北进，彭德怀提出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建议三十一军留河东作战。30日，军委同意彭德怀建议，电令三十一军暂不过河。这样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又向海原阻敌。在靖远河边警戒和守渡口的红五军，已无法向打拉池靠拢，朱德、张国焘遂命令该军于30日随船过河。31日，敌关麟征二十五师已占领靖远，并封闭渡口。至此，河东、河西红军被分割，河东红军由打拉池向东转移，河西红军则踏上了艰苦卓绝、惨烈悲壮的西征。
北进一条山，重创“二马”。当时，过河红军面临的敌人是长期盘踞在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的国民党封建军阀马步青、马步芳部。马步青为骑兵第五师师长，占据河西的景泰、古浪、武威、民勤、永昌、山丹等县，师部驻武威。骑五师辖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另有手枪、炮兵、工兵各一个团和一个辎重营。马步芳为新编第二军军长兼一〇〇师师长，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及直属手枪、炮兵等团，另有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的两个骑兵旅。所占地盘除了青海，还有河西的张掖、酒泉及嘉峪关内外地区，势力比马步青大得多。敌人直接用来与河西红军作战的正规军有三万人，再加上参战的青海和河西的反动民团八九万人，共计兵力达十一二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