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红军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敌人还在周围集结兵力，有再次进攻的可能。为了甩掉敌人，部队又连夜向距康隆寺20公里的石窝山进发。
石窝山分兵，坚持游击斗争
西路军余部来到石窝山一带，已是3月14日的早晨。部队还未喘过气来，敌人数旅骑兵又赶来了，红军被迫与敌人展开激战。仗越打越惨，屡建奇功的“夜老虎团”——二六五团全团覆没。二六七团接着战斗，又遭受很大损失。待总部和红三十军、红九军余部撤到石窝山上时，已是斜阳西照了。
此时的石窝山，真是满目凄凉，幸存的2000余名红军指战员满身血污，三三两两地蜷曲在山顶的雪地上，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话。山坡上到处是战士们的遗体。这支曾经创建过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威震敌胆的主力红军，就这样惨败了。心疼啊！必须赶快拿出办法，否则，余下的这部分力量也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黄昏时，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到会的师以上干部只有二三十人，他们见了面，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许多熟悉的面孔不见了，刚才又得到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同志牺牲的消息。在战场上顽强得铁一样的汉子，这时眼圈都红了，有的人泪水扑簌簌的落下来。
郑义斋是午后接到总部开会通知的，他估计到局势将进一步恶化，便把原来分散保存的经费——黄金、银元集中起来，装在几个小袋子里，用针线缝结实，打算在会上交给总指挥部。他和警卫员赶往总部的路上，被追上来的敌人包围了，他和战士们沉着应战。为了不使经费落入敌手，他命令警卫员小张驮上经费突围，他和其余同志留下来打掩护。经费被安全送到了总指挥部，而郑义斋和身边的几位警卫员却都牺牲了。
在石窝山头的会议上，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作出了三项决定：一是为保存现有力量，剩余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游击；二是他和总指挥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三是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徐向前心情沉重，不愿离开部队。他说：“我们不能在部队处境最困难的时候离开，我要跟部队一起走，大家死也死在一起，活也活在一起，将来听候中央的决定。”陈昌浩说：“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从感情上讲，同志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总指挥离开，可是部队受挫到这种地步，徐、陈的离开，会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大家都赞成他俩走，问题就这样决定了。
新编成的三个支队是：李先念、程世才率红三十军余部和总部机关成员约1000人为左支队；副总指挥兼九军军长王树声、教导团政委朱良才，率红九军余部、总部妇女独立团余部约五六百人为右支队；总部侦查科长毕占云和敌军工作部长曾日三率领其余人员为一路。天渐渐黑了，部队要分手了。从长征到现在，在无数枪林弹雨中并肩作战、同生死共患难的阶级兄弟，此刻就要分开，大家心里真比刀割还难受。同志们各自握着对方的手，含着眼泪，深沉地互相勉励着告别。
在夜幕的掩护下，部队出发了。为了使主力部队甩掉敌人，顺利走出祁连山，除了王树声、毕占云各自率领的游击队，临时还组织了方震、辛元林、尹子林、耿万福、陈宜贵等领导的几支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祁连山中分散活动，迷惑、牵制敌人。许多被打散的战士，也各自结伴，从不同方向突围。他们紧紧地吸引了敌军的主力，使西路军工委会率领的左支队得以顺利西进。后来，在敌人的追击、包围中，右支队和其他几支游击队先后失利，原红五军参谋长李屏仁、西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长曾日三、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和大部分同志在游击战中牺牲，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酒泉南山被俘后，英勇不屈，被害于西宁，只有少数人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历尽艰辛，东返陕北。陈昌浩和徐向前也历尽艰险，回到了延安。
辗转祁连山，左支队进入新疆
由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经过三天急行军，摆脱了敌人，深入到祁连山腹地。
尾追的敌人虽然摆脱了，可饥饿和严寒又困扰着几乎处于绝境的左支队。野羊也很难猎获，有时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忍痛宰杀瘦骨嶙峋的战马，维持几日。白茫茫的雪山一座连着一座，寒风裹着积雪像刀子刮着人的皮肤。夜晚在山沟里露宿，每天早晨都有一些同志被冻僵。许多同志被饥饿和严寒夺去了生命。在重重困难面前，左支队指战员多么盼望得到中央的指示啊！3月23日，左支队行至祁连山分水岭时，终于与党中央联系上了。
“和党中央联系上了，我们有救了！”许多同志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中央电示：要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新疆。中央将派人前往迎接。一张小小的手抄电报在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领导手中传递着，人人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路程虽然还像过去一样艰苦，但党中央的指示，鼓舞着每一个指战员。4月21日，左支队终于从肃北石包城走出祁连山。此时全支队还剩850余人。在此得悉安西城内仅有敌军一个排驻守，于是工委会决定攻打安西城，以补充给养。
4月24日，左支队进至安西城南十二三公里的一个村子，做好了夜攻安西城的准备。谁知这时敌情发生了变化，盘踞肃州的敌马步康旅，为堵截西去的红军，派团长刘呈德率两个步兵营和旅直属骑兵连，已于4月22日晚进驻安西城。然而，红军还一无所知。4月24日傍晚，左支队组成的两个梯队，向安西城运动。战斗刚一打响，就招来敌人猛烈的炮火。很明显，敌增援部队已据守安西城。李先念和程世才交换意见后，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向城西的五营村、王家屯庄转移。
红军撤进王家屯庄不久，敌人就围了上来。红军指战员依托围墙，靠大刀、手榴弹坚守了一整天。天黑后，突出重围，涉过疏勒河，急行45公里，于26日拂晓到达由甘入新的要隘——白墩子。敌人又跟着追来，左支队奋勇抵抗，傍晚进至25公里外的红柳园。红柳园是西进新疆的必经之地，部队刚到这里，尾追的敌人也赶来了。红军以沙丘作掩体，顽强阻击敌人，一直坚持到天黑，趁着夜幕迅速突围。
从红柳园到星星峡，是无边的戈壁沙漠，方圆百里又无水源，还不时狂风骤起，飞沙走石，使人难辨方向。在这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九死一生的左支队指战员，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斗争意志，饮人尿、马血，经过三昼夜的艰难行进，终于走出大戈壁，进抵甘新两省交界的星星峡。至此，西路军左支队历经千辛万苦，保存了470余人的骨干力量。
1937年5月1日，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同志，带着满载被服、食品、药品的40辆卡车来到星星峡，迎接和慰问西路军战士。同志们看到党中央派来的亲人，十分激动，想起在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大家的眼泪扑簌簌滚了下来。在党的关怀下，西路军保存下来的这批骨干，整编为“新兵营”，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经过短期休整，又开始了军事技术的学习，两年后，分批回到延安。
结束语
红西路军2.18万余人悲壮的西征，历经70余次血战，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最后失败。这是主力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受到的一次惨重损失。
西路军血战河西，毙敌2万余人，自身有7000余名指战员血洒疆场，9200余人被俘，其中5300余人被敌残害，近4000人（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或几经磨难回到鄂豫皖、川北老家；4700余人通过各种途径（包括被俘后经党和群众营救、进抵新疆的余部）回到陕甘宁边区。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身临绝境的生死关头，无不心向红军、心向党。他们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赤诚之心，光照人间；他们的英雄业绩，催人泪下。
今天，我们回忆这段悲壮的历史，在于告诫我们的人民和后代，胜利来之不易，先烈不应忘记。只有牢记过去，才能珍惜现在，开拓未来。
原载中共甘肃省委机关刊物《党的建设》1980年第1期至第6期。作者牟慧芬，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处长，麻琨曾任该室处长。牟、麻二同志对西路军的斗争历史进行了长期调查研究，主编有《悲壮的征程》一书，本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的悲壮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