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西路军史实的三点探讨
冯亚光（一）《毛泽东选集》中一条注释的改写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第五章第一节中原来关于西路军的注释说：“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1991年6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修订再版的《毛泽东选集》中，这条注释改写为：“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这条注释的改写，清楚地说明西路军这一历史疑案不仅大白于天下，而且得到党史界的认可，得到党中央的肯定评价。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然而对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新版注释说“敌众我寡”，似乎言简而意不赅。“敌众我寡”不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红军总数和国民党军队相比也是“敌众我寡”，结果又如何呢？
在西路军失败的诸多原因中，我赞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回忆录《血战河西走廊》中的说法：“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立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返，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进；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47～448页。
（二）安西一仗的功过是非
安西一仗是西路军的最后一仗。西路军兵败祁连，余部分为三个支队。右支队与游击支队不久便在祁连山中被敌打散，左支队艰难行军40余天走出祁连山，却在安西受到难以承受的挫折。全队出山时903人，后到星星峡的仅剩400余人，损失过半。那么为什么要攻打安西县城呢？
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说：“我坚决主张部队绕过安西城，不惊动城里敌人，直奔星星峡，与中央代表汇合。但李特坚持要打，因为他从出城的老乡口里打听到城里只驻扎二百民团，没有马家骑兵，我们可以打胜这一仗，鼓舞士气，得到给养和休整。我不同意，认为当时不是什么鼓舞士气的问题，而是尽快把部队带到星星峡，尽最大可能保存实力，部队不能再受损失了，更何况我们对城里敌人的情况并没有搞准确。但李特这个人很固执，虽然我是工委书记，但他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不听我的，我也没有办法。”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93～94页。
西路军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说：“在这段艰难的路上，工委又发生了是否打安西城的争论。有的同志主张继续摆脱敌人向新疆前进，以保存力量，但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却坚决反对，他的根据是红军进入祁连山以前，安西只驻着敌军一个排，因此他说：‘一个排，很容易打，打开住一天，部队可以休息和补充。’最后，工委同意了打安西的意见。”同上书，第134～135页。
左支队历尽艰辛走出祁连山已是人困马乏，精疲力竭，是否攻打安西县城在领导层中引起争论，可是最后做出了攻打的决定，李特的坚持固然重要，但还有两方面的因素不可忽视。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两方面的因素才是攻打安西的真正原因。一方面，基层指战员希望能得到补充与休整。西路军血战河西之后，左支队已是疲惫之师，又在祁连山冰天雪地之中，艰难跋涉40余天，指战员人人希望得到给养与休整。部队听说安西城内只有马家军一个通讯排，自然想打安西。这种想法不仅基层指战员有，高级指挥员也有。担任主攻的二六八团三营教导员周纯麟在其回忆录中说：“最好能打安西，给部队继续行军和作战，做些必要的补充。这种想法，整个部队普遍存在。”“上级同意攻打安西城，我们营担任主攻。战士们听到打安西的消息，都非常高兴。当时，虽然我们感到部队体力不足，但是想到部队的需要，我们就抖起了精神。”另一方面，新得到的情报促使了攻打安西的决心。安西一带风闻红军出祁连山已到踏实，豪绅、地主纷纷携家带口及金银财宝、烟土细软，穈集安西城内。一时间城内人声鼎沸，吵声一片。县长尹尚谦更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接受马家军通讯排长和警察局长的建议，一面在城内挨户抓夫，强迫居民守城，一面又找来一个湖北人刘永超，令其出城与红军谈判，施行缓兵之计。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踏实稍加休整，出发向安西进军，日偏西时抵达距安西城十二三公里的十工村。早已等候在这里准备和红军谈判的刘永超，被送到总部驻地马家庄子。西路军参谋长李特亲自讯问刘永超，刘说自己原籍湖北，来安西已经几年了，尹县长和当地绅士说红军都是南方人，派他以老乡身份和红军联络谈判。当李问城里马家队伍有多少人时，刘答道：“只有一个通讯排，20多人。”
此时，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确信安西城内只有马家队伍一个排的情报是准确的。部队需要给养，为挺进新疆做准备，于是便下定了攻打安西城的决心。西路军作战参谋吕黎平在其回忆录中说：“我们来到安西城附近，向一位赶着马车刚出城的老乡打听敌情。他说，安西只有二百民团，没有马家的骑兵部队。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做出了攻打安西城的决定，动员部队说：‘我们以3∶1的兵力对比打安西城，有把握取胜，占城后可略作休整，补充给养后再向新疆挺进。’”
那么，攻打安西为什么会失败？西路军进入祁连山后，马步芳、马步青“二马”的部队继续侦察监视，并千方百计围追堵截。1937年3月底，马步芳通电河西各地驻军：“剩余红军约一千四五百人，深入祁连山，经过陶勒地区，似将向嘉峪关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疆。”命其李增荫团尾随追击，命马忠义团取道嘉峪关前往堵截，并电令驻防肃州的第一〇〇师二九八旅旅长刘呈德率两个步兵旅和旅直属骑兵手枪连据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敌军增援安西城的兵力为两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连，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94页。于1937年4月14日从肃州出发，星夜兼程赶往安西。刘呈德部于17日中午赶到安西据《悲壮的征程》记载，敌团长率领的援军，是4月22日晚到达安西的。见该书上册第27页。。此时，县长尹尚谦等弃城逃匿，只有骑兵通讯排的20多人留在城内。刘呈德听通讯排长报告说，红军出祁连山北进，已抵距安西城35公里的踏实。刘将所部分为两队，在城头轮流防守，并命骑兵通讯排前往打探消息。
西路军左支队担任主攻的二六八团三营做完战前动员，开始向县城方向移动。在夜幕降临大地的时候，全部集结于安西城西南1.5公里处。战斗一打响，敌人就以猛烈火力进行还击，机关枪猛烈地扫射，迫击炮弹一颗接一颗地打来。红军攻打西关受挫又转攻东关，连续发起冲锋，终因守城敌军火力太猛，攻城不下。至此，红军才知道敌情已发生变化。
红军攻城不下，被迫移往城西的五营村及王家围子各庄院。天亮以后，马家军以少数兵力守城，多数兵力调出城外，将红军包围了一整天。当夜，红军突围而出，渡过疏勒河，直奔新疆方向。马家军骑兵连第二天早晨出动，跟踪追击，两营步兵随后尾追，一直追到红柳园，天已渐晚。红军沿大路两侧的沙山向马家军阻击。马部凑集骑兵数百人，分成两股，绕袭红军的左右两翼，步兵亦分为两队，由正面和左翼攻击沙山山头的红军。激战3个多小时，红军乘天黑向西撤退。左支队人马几乎是在被打散的情况下，分散到达星星峡的。
（三）董振堂牺牲的实情
高台县烈士陵园陈列室里，一张照片上是三颗血淋淋的人头，并排放在一条凳上。其中一颗是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的。董振堂牺牲在高台，他死得英勇，死得悲壮。因为他是著名的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所以对于他的壮烈牺牲，人们倍加崇敬。人们纪念他、宣传他，作家写作品颂扬他。但对他的死却说法不一，有说是自裁的，有的说是战死的，细节也各不相同。
董振堂牺牲的实情是怎样的呢？马步芳的《青海日报》1937年1月25日载敌旅长马彪（字炳臣）自高台发给马步芳的一份电报：“马炳臣旅长昨由高台电省告捷，兹探志于下：青海军长，高台城克复后，解决匪军三千余人，生擒俘虏者数百人。伪五军军长董振堂，伪政委杨克明二逆，未擒即被杀，正在搜觅。伪二十四师师长击毙后，已枭首示众。余各伪要人，生擒击杀者亦甚众，现在检验中。获战利品机枪步枪在三千以上，刻正安抚百姓，恢复秩序中。职马彪叩（二十日）。”马彪系马步芳、马步青部队围攻高台的总指挥。从这份电报中我们可以判断董振堂是战死而非自绝。
那么董军长战死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的呢？西路军红军老战士林炳才当年当过董振堂军长的勤务员，在董军长率部突围的最后时刻，他一直在董军长的身边。林炳才叙述董振堂军长牺牲时的情况如下：
1937年1月20日拂晓，敌人从西北面攻破了高台县城。四十五团虽然英勇抗击，但因寡不敌众，丢了城的西门，剩下的人不得不边打边撤。我们从西往东边打，到了东门城楼。在城门楼上，我看见董军长带着二三十人从大街的西头往东边来，也上了东门城楼。董军长在城楼上指挥部队继续抗击敌人。由于东门原来已堵死，出不去，董军长又指挥部队沿着城墙往东北方向冲，又因敌人阻击，不得不退回来。
危急关头，董军长作了血战动员：“共产党员们，红军同志们，敌人上来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我们要血战到底！”讲完后，便冲了出去。我们紧跟着董军长，从东门城楼沿着城墙向东南角冲去。就在我们冲出大约400米的地方，董军长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他身子一晃，就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外墙脚下。他的警卫员见军长摔下，也从城墙壁外滑了下去。寇惠民科长和我们几个也跟着滑了下去。我们在城墙脚下一看，董军长的军服已染满鲜血，躺在离城墙几米远的地方。我们立即把他抬到城墙脚下。警卫员和我扶着董军长的头，让他半躺着。警卫员孔建光把军长的衣服撕开，只见子弹从左胸穿过，鲜血直流。这时，军长已昏迷过去，我们摸他的鼻孔，发现还有点气，于是猛叫：“董军长！董军长！”听到我们的喊声，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用很微弱的声音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你们赶快走吧！不走就冲不出去了！”他断断续续地讲完，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我们扶着他的头猛摇，他再也不能说话了。我们都难过地哭起来。这时敌人又冲过来了，我们不得不迎上去与敌人肉搏……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卷第177～178页。
原载《社科研究参考》1998年1、2期合刊。作者冯亚光，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西路军喋血河西》、《西路军生死档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