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上，触目惊心的贪腐案件有好多，比如明朝的空印案、郭桓案；清朝的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案、甘肃捐监冒赈案、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和珅案等。喜好总结历史教训者常常提醒人们：一个王朝到了末期，往往纲纪废弛，腐败丛生。其实，不管在哪种时期，贪污腐败总是跃跃欲试，只要居于金字塔之上者眼光不再如炬，腐败就会直驱而前。明朝的空印案、郭桓案都发生在朱元璋统治时期，离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的时间还很远，但与财产接触的大臣同样要变着方法贪污。
至于清朝的一些大案，都与所谓的“盛世”有关。国家经济欠佳时容易诱人贪污，进入“盛世”，衣食相对富足，国库的金银、民间的钱财，仍旧会放射出光芒，导引人伸出贪婪的手。
我们常以为，贪污是封建社会遗留的影响，尤其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引诱的结果。这样算账，不仅缩短了人类贪污的历史，也使一些问题陷入无头绪之中。比如，奴隶社会也有贪污受贿。周穆王时编修的刑法《吕刑》提醒执法官员要防止“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所谓“官”，指官位，“反”，指回报人的恩情，“内”指有内亲关系，“货”指送财物，“来”指请托。而且指出，触犯这“五过”的贪赃枉法者，与在案的罪犯同罪。如果奴隶社会没有贪腐，《吕刑》
设立“五过”不是无的放矢吗？余下的说法，也不全面。为避冗就简，在下就不唠叨了。
不过，贪腐确实与别人的影响有关系。我们先抛开贪污腐败这个比较沉重的话题，说几句明朝穿衣的事。明初崇尚敦朴，衣服的颜色和款式，完全合乎太祖朱元璋规定的形制。稍微华美的服饰，也不过是薄缣纱制成的衣服。奢侈之习的流布，与高层大有关系。赫赫有名的张居正，穿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于是士大夫便“侈饰相尚”，庶民百姓也起而仿效。时间一长，奢侈的城市风尚便形成了。贪腐的漫延，与穿衣风气的转变是一个道理。朱洪武执政时败露的“空印案”与“郭桓案”，共杀了八万人，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想而知。尤其“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朱元璋与其子孙的不同，完全显示出来了。
朱元璋的后代则不如此。明中后期的皇帝，大都贪利十分厉害。“惟利是图，视金钱珠玉为命脉”的明神宗，为满足自己的贪欲，多次向太仓库、光禄寺库和太仆寺库索取帑金。万历六年，他以采办大婚珠宝为名，令户部太仓库增进二十万两给宫廷内库，万历十二年八月，谕兵部取“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应用”。东厂太监张鲸因作恶多端被朝臣弹劾，张鲸便用大量财宝贿赂神宗，结果张鲸不但未受到惩处，而且仍掌东厂。
给事中李沂大为不满，再次弹劾张鲸，并将神宗受贿枉法的丑闻全盘揭了出来，结果受杖责并革职为民。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评论明神宗之贪曰：“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孟森《明清史讲义》）我们素知清代的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其实明朝的万历早就如此了，只不过吞噬国家财物的手笔不如慈禧而已。皇帝如此，吏治自然很糟糕。明世宗的内阁首辅严嵩，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受贿。早在任礼部尚书期间，严嵩就利用考选学生的权力，向考生索取贿赂，发了一笔大财。
永寿恭和王朱秉欓死后，王位本应由其嫡孙承袭，但其庶子朱惟燱以白银三千两贿赂严嵩，抢得了王位继承权。为此事，御史叶经曾弹劾严嵩，但嘉靖皇帝张开了庇护的大伞，严某人便毫发无损。严嵩后来卖官鬻爵的胆子越来越大，做了首辅，更是变本加厉。明代嘉靖年间几乎无官不贪，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说：“盖有贪者矣，然犹宵行畏人，而今则张胆明目而无忌”。除了严嵩，徐阶、张居正、高拱都有贪污劣迹。仅以徐阶而言，他的财产恐怕要远远超过严嵩，仅土地就有二十四万亩。
《严嵩评传》一书比较客观地剖析了这位名重一时的大人物，称：“在贪污受贿这一问题上，很大程度上严嵩是在替严世蕃担受骂名。”确实，严嵩之子严世蕃鲸吞国库民财的胆子比他父亲大得多。然而，贪污受贿这件事，有时比较复杂。一个有权力的人，行进在贪腐道路上时，呈现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让老婆孩子出面，有的让亲朋故旧出面，他自己则没事人一般，并且可以拿出一大堆理由推脱责任。以严嵩官位之高，即使严世蕃自身无官无职，贿赂者也会千方百计接近他、讨好他，何况他父子在朝廷掌管要害部门呢！严嵩不出面，从根本上来说不能证明什么。不过《评传》科学的说，“严嵩为世蕃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客观条件”，罪责是无法推卸的，只是担当不了“贪墨受贿之魁”之名。
一个社会飘荡着贪污受贿的浊气，原因不在于底层，而是高层。从皇帝到大臣都贪腐了，小臣、胥吏焉能不贪？万历年间，三吴地区发生灾荒，朝廷派人携内帑万余金前往救济，但“民不沾实惠，却被有司里长乾没了”。地方官吏，为贪赃受贿，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一面加重赋税，一面巧取豪夺。明代中后期，社会充斥着戾气，邪恶之风何来？
当一个社会只靠皇权维持统治时，君王自身的素质起着决定作用。明朝中后期的皇帝是否劣于或胜于乃祖，只言片语说不清楚，但贪图逸乐这一点，远远超过朱元璋，打击监督者的能力也远胜其祖。在一个毫无约束的专制社会，统治者必有绝对权力，而统治集团又只知吃喝玩乐时，贪污受贿的恶行便自然横行于天下，久而久之，邪恶之气便积聚起来。
监督和公开，虽不是万能的，却是可以对专制起一点阻遏作用的。当然，建立监督机制关系到体制，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表面上，中国古代也有监督，但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
山东孟庙的碑刻中，有清代山东巡抚国泰所立的石碑，上面刻有一首诗，云：“余谬守是邦抚齐鲁，每逢役过瞻拜明栓，常怀报国无劳乏术，俯仰数初自愧何人？”意思是说，我治理齐鲁大地，深感未能报答国家。
言辞很感人，可惜国泰是一个大贪污犯。御史钱沣弹劾他，但他有通天的关系网，当着钱沣的面大骂道：“汝何物，敢劾我耶？”在这样的体制下，监督价值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