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学的鼻祖，是封建统治理论的发明大师，连历代皇帝对他都要顶礼膜拜，所以他的出生也自然而然地有了神话般的传说。
较早说到孔予出生的是东汉人伏无忌。他在《伏侯古今注》说：“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白天而下，有五老列于庭，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
伏无忌是汉顺帝时有名的作家，曾与别人一起校订五经诸子百家著作，说话很有分量。这种说法一出，人皆信以为真，虽然谁也没有见过龙、麟，但无人提出过怀疑。不过，似觉情节有些单调，甚至有些难圆其说，于是，稍后的经学家、教育家郑玄蹬再次加以发挥。他在《礼记·檀弓正义》中引用《论语撰考谶》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和母亲颜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
郑玄不仅认为孔子的真正父亲是条黑龙，而且还增加了其父母在尼丘山的祈祷工作，这样一来，就找到了孔子出生有龙光顾的事实根据。然而，不论郑玄怎样补充发挥，都是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不值得去作分析和推敲。
可是，孔子毕竟不同于凡人，要把这位教书先生进一步抬高，而且还要让人敬畏，总要有些非凡的来由才行。于是，又把孔子的出生和神奇的睡梦连在一起。《春秋演孔图》便作了这样的描述：“孔子母（颜）征在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还进一步解释说，“孔子母颜氏征在游太冢之陂，睡梦感黑帝使请己，已往，梦口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这种说法虽然不像“感黑龙之精”那样玄乎，然而，仍像说梦话一样随便。
因为这种事情只有做梦者知道，是真是假难以察知。退一步说，就算孔子的母亲真的做过这个怪梦，可是她怎么知道就一定是黑帝呢？因为黑帝只是传说中才有，是五天帝中主北方之神，名字叫作叶光纪，专司冬天万物闭藏之事，孔子母亲为何会梦见这个莫明其妙的神仙，恐怕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别人又怎么能相信呢？所以有关孔子的“梦生之说”像是“感黑龙之精”受孕那样荒谬，同样也是故神其说。
看来仅靠神话或梦话来解释孔子的出生是不行的，这种自欺欺人的编排从愿望上讲可以理解，但在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到了司马迁写（史记·孔子世家）时，又一次碰到了这位大圣人的出生问题，作为一位严肃的史学大师，如果不想绕开这件事情，就必须有个负责任的交待。果然，司马迁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种新鲜的说法：“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其先宋人也……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而孔子生。”
看了司马迁的这几句话，许多人会惊得摇首咋舌：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圣人怎会是“野合”而生？果如司马迁先生所言，这岂不是非婚生的私生子吗？这成何体统？然而，这种让人感到羞臊的说法却又偏偏出自司马迁的笔下，是耶？非耶？让许多人尤其是格外看重礼教的读书人着实伤透了脑筋。
众所周知，《史记》一书取材严谨，记述精当，是公认的权威信史，况且它在成书的时候，孔子辞世仅有四百多年时间，同其它研究孔子身世的材料相比，不只时间较早，而且也比较详细。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写《史记》时，“独尊儒术”已经成了汉武帝的基本国策，孔子也被抬高到万人景仰的位置，司马迁在正史中敢于提出“野合”之说，想必一定有些根据和道理。
其实，提出这种说法的，不只司马迁一人。比如，与他同时代的经学家戴圣对此也不避讳。他在《礼记·檀弓》中说了这样一件事：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死了，需要与他的父亲合葬，可是孔子却不知道父亲埋葬在哪里。多亏邻居邹曼甫的母亲指点，说叔梁纥死后葬在陬邑之东的防山，孔子悲悲切切地寻觅了半天，这才找到父亲的坟墓，顺利完成了二老的合葬任务。
这真有些奇怪了，连邻居老婆子都知道的事，为什么要对孔子保密？这就要说到孔子父母的一段隐情：叔梁纥是个很有力气的军官，据说可以举起千斤之闸，是远近知名的人物。他先娶了一位姓施的女子为妻，一连生了九个女儿，叔梁纥盼子心切，又讨了个小妾再生儿子。
后来，果然喜得贵子，取名为盂皮。可是孩子却是“病足”，叔梁纥仍然很不满意，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抱上个聪明健全的儿子。直到他快七十岁那年，偶然遇上了十六岁的美丽少女颜征在，叔梁纥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与之交合，这才羞羞答答地生下了孔子。
在这之后不久，叔梁纥就一命归天，颜征在既不为丈夫的去世痛哭落泪，也不给这个老头子送葬，更不把埋葬丈夫的墓地告诉孔子。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寡妇能够作出这些决定，显然对她的婚姻表示了强烈不满，看来她早已打定主意，不让儿子怀念和祭祀这个可以做她祖父的老东西。
对于孔子父母的这桩婚姻，西晋大臣、文学家张华也表示了强烈不满。他在《博物志》卷二中甚至骂骂咧咧地说：“叔梁纥，淫夫也，征在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然其有胎教也。”显然他认为孔子父亲品行不端，母亲的行为也不检点，这才符各“野合”而生孔子的推测。至于是不是对于孔子真的施行过胎教，恐怕也只有天知道哩！
关于司马迁提出的“野合”之说，人们大都难以接受这种观点。然而史学权威有言在先，遮挡、掩盖、视而不见或有意绕开等等，都不是什么好办法。于是，围绕“野合”的说法，人们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能力，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加以诠释。
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对此做了深入研究，他在《史记索隐》中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并进而引证孔子《论语》中有关言论作为根据，说明“皆言野者是不合礼耳。”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勉强，却巧妙地使“野合”免于羞耻。
唐代地理学家、史学家张守节根据孔子父母的年龄，从生理的角度对于“野合”之说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引证《大戴礼记·本命》等有关典籍中男子“八八六十四阳道绝”的说法，认为男性结婚超过六十四岁“皆为野合”，叔梁纥与颜征在结合时，他的岁数确实已经超过了“阳道绝”的界限，但是由于他是军人，身体素质很好，仍有生育能力，尽管他们算是合法夫妻，但丈夫这么大的年龄，应属“野合”生子。
这些说法一出，都未遭到反驳，沉寂了好一阵子。到了清代，研究《史记》的专家梁玉绳重提孔子父母的这桩别扭婚姻，从婚礼是否齐备来解释“野合”。他在《史记志疑》中说：“古婚礼颇重，一礼未备，即谓之奔，谓之野合。”至于叔梁纥结婚时要备齐多少礼项，究竟忽略了哪个环节，未见任何记载，他也没有什么根据，只有任人去猜测了。
对于以上这些解释，有人认为过于牵强附会，经不住推敲，因而清末学者郭嵩焘认为不必浪费脑汁曲解司马迁的原意。他在《史记札记》卷四中说：“案，‘野合’，自承‘祷于尼山’为之，无庸曲为之说。”有人干脆认为孔子就是个私生子，没有必要对其遮遮掩掩，理由是：
第一，孔子从小随其母亲生活，他曾经自称“吾少也贱”，说明颜氏的家境一定相当贫穷，与军官出身的叔梁纥在各个方面都有明显差距，颜氏不可能处于正妻的位置，甚至连做小妾资格都很勉强，其地位和处境可想而知。
第二，颜氏长时间向孔子隐瞒其父坟墓位置，说明她一定远离孔家独居，假如她在孔家有一定地位或正当名分，为何不居住在孔家？又为何要对儿子隐瞒其父的坟墓？说明她有许多事情难以启齿，甚至害怕儿子追问自己的身世。
第三，叔梁纥死后颜氏拒绝为其送葬，看来对于丈夫没有什么感情，颜氏可能被叔梁纥强奸怀孕而生下孔子，说不定在祈祷于尼山时就已做过了苟且之事。
不过，不合礼仪也罢，叔梁纥岁数过大也罢，还有什么婚礼没有齐备等等，好像都难解释孔子父母的“野合”之说，因为这毕竟与正统的婚姻生子有些区别。于是，历史上有人干脆否认了司马迁的这一观点。
三国时期魏经学家王肃率先动手，费尽心思伪造了《孔子家语》一书，其中这样说到孔子的身世：叔梁纥娶了鲁国女子施氏，接着又讨了个小老婆，然而这两个女人都没生出令他满意的儿子，继而又向颜家求婚。
颜家老头看到叔梁纥年龄太大，害怕误了女儿的青春，便小心翼翼向其征求意见，谁知颜征在却大大方方地说道：“从父所制，将何问焉？”遂以妻之（引见《孔子家语·本姓解》）。这样看来，孔子父母的婚姻不仅手续完备，而且两相情愿，显然不是什么“野合”。
王肃的这一说法很是圆满，而且也很体面，可是他的根据从何而来，且听他在《孔子家语》序言中所说：“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而予从猛得斯论。”
看起来他的根据可靠，其实还是经不住推敲：《孔子家语》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七卷，但已亡佚。王肃为了攻击郑玄学派的需要，杂取《论语》、《左传》、《国语》、《说苑》等有关孔子的遗文逸事，综合成辑，仅有十卷，他说孔猛让他看了“其先人之书”，后人经过考证，认为这也属于伪说，因此，王肃的说法难以使人相信。
王肃之后，随着孔子地位神话般地巩固和提高，有关这位圣人的身世大都避而不谈，或者支支吾吾，可是，司马迁的“野合”之说仍难回避，一直是文人们感到难堪的一大问题。
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大师朱熹出来说话了，他气呼呼地指责说：“司马迁为野合之诬，谓颜氏讳而不告，郑注因之，以滋后世之惑。”可是，对于司马迁的所谓诬说，朱熹又拿不出什么理由加以澄清或者批驳，仅仅是：“此非细故，不得不辨”。然而怎么个辨法，结果如何，朱熹本人也是一盆浆糊。
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有个名叫崔述的学者，再次提出孔子身世问题，他认为王肃的《孔子家语》胡乱为孔圣人立传，意在遮羞避丑，然而却无可靠的依据，根本不能相信。同时，他又认为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十之七八不可信”，这就等于直接否认了“野合”之说。可是对于孔子父母究竟怎样结合，他也说不清楚，或者回避不说，实际上仍没解开“野合”之谜。
有的学者经过分析认为：孔子出生时其父叔梁纥是七十多岁的衰翁，而母亲颜征在只是十六岁的少女，如此相差悬殊的年龄和叔梁纥有头有脸的身份，实在不好大张旗鼓地举行结婚典礼，只好匆匆结合，甚至是偷偷地睡在一起。
按照颜家的地位，颜征在嫁给叔梁纥不为妻而是做妾，所以他们很可能是非婚同居而生孔子。这样看来，孔子的出生就真的不大光彩，与其“圣人”地位、帝师身份、儒教祖师爷的称号等等都不相配，甚至是大不恭敬。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司马迁的千秋之笔，相信也不是无端妄说，他写了孔子父母这种非同寻常的结合，倒是给孔子的身世罩上一个神秘的光环，显得与众不同，对此不必不好意思，应该正视这个现实。更何况任何人的出生，都由不得个人选择，与生者的人品、学问、道德、事业等也无必然的联系。
事实难以掩盖，观念应尊重事实，所以不必忌讳孔子的身世，对其父母的婚姻也要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世界上的许多杰出人物如莱蒙托夫、果戈里、歌德、巴尔扎克等，其父母年都相差很大，类似于叔梁纥与颜征在的婚姻。如法国大作家小仲马是众所周知的私生子，这些都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举世景仰的伟人或名人，对于孔子的身世，同样也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就算“野合”而生，这既不会影响他作为我国古代伟大思想家、教育家的崇高地位，也不会产生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何必为此再费笔墨和口舌呢！
